首页 -> 2005年第8期
姜椿芳与梅兰芳周信芳的友谊
作者：杨 哲
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在我国家喻户晓，自不必多说。姜椿芳是我国著名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和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他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大半生隐姓埋名与狼共舞做地下工作。
一
1940年，姜椿芳继续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担当地下党文委书记。这时他的上线联系人是唐守愚。一天，唐守愚找到姜椿芳，传达组织决定说，京剧演员和京剧观众也是党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必须把抗战救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到这个圈子里去，并指示姜椿芳设法打进京剧界开展工作。
此时，中国京剧两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和周信芳也都到了上海。梅兰芳为避开敌伪缠扰，以年老退居为由，留了胡子，蓄须明志，息影家园，不再登台。正值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盛季，梅兰芳这一姿态，颇受广大民众的敬重，称颂他是一位爱国艺人。周信芳则以另一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他继续在上海舞台上演出，专演一些有爱国内容、激动人心的戏，比如《明末遗恨》，就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姜椿芳的任务就是和这两位艺术家联系，支持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带动整个京剧界的抗战决心。
怎样去接近这两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艺术家？恰好这时，姜椿芳结识了苏侨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协助他成功地组成剧团，搞舞剧和音乐活动。阿甫夏洛穆夫告诉姜椿芳，他和梅兰芳关系密切。“现在梅兰芳蓄须停演，又在上海，正有时间和条件，试用新乐器，演奏新乐曲，排练新歌舞剧。不必由他来演，但由他带头发起这项尝试，以创造中国的新歌剧，现在真是绝好机会。”当时，还有一位英蒂拉·黛微女士也支持他们上门拜访梅兰芳。黛微女士是上海滩外国人社交圈里的活跃人物，也是俄国人。她平时很支持姜椿芳和阿甫夏洛穆夫的关于戏剧音乐改革的尝试，还帮助他们筹款演出。
姜椿芳赞成阿甫夏洛穆夫的意见，可是他担心自己人微言轻，梅兰芳未必有兴趣听取一个陌生人的言语。阿甫夏洛穆夫表示，这不是问题，他愿意向梅兰芳引荐姜椿芳，并陪同姜椿芳一起向大师宣传他们的主张。
这时，阿甫夏洛穆夫正在一个美国人的资助下排练中国舞剧《古刹惊梦》，已到了统排阶段，想请梅兰芳到现场看看，加以指点。于是，姜椿芳还有英蒂拉·黛微和阿甫夏洛穆夫一起去了马思南路（现为思南路）的梅家。
在梅兰芳的会客厅里，他们开始了谈话。阿甫用英文寒暄了几句后，就由姜椿芳用中文讲述起提倡中国民族音乐改革的必要。梅兰芳用心听着，对姜椿芳的话时而表示赞同。但他说，自己已经脱离舞台，退隐家园，难于出面进行这样的试验。他答应与有关朋友商量一下，看看由哪些人出来做比较合适。这次拜访，虽然梅兰芳婉言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但却欣然答应了去看他们的舞剧统排。
几天后，梅兰芳观看了《古刹惊梦》的排练，极口称赞。姜椿芳请他为舞剧演出的说明书题字，梅兰芳愉快地照办了。正式演出时，梅兰芳也应邀出席。以后一段时间，由于经常有茶会和演出，姜椿芳和梅兰芳也一再见面，话题仍然是谈京剧改革问题。
与此同时，姜椿芳也与另一京剧大师周信芳结为至交。
为了接近周信芳，姜椿芳从看他演戏开始，渐渐熟悉京剧的特点，甚至学着写戏。恰巧，姜椿芳有个同乡尤金圭就在周信芳身边写戏。姜椿芳便托这个同乡介绍他与周信芳相识。
对周信芳来讲，答应面见一个陌生人可能只是出于成全熟人的面子，但是，姜椿芳稳重博学的模样和颇有见解的谈吐让周信芳对他刮目相看，并且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后来，姜椿芳拜访的次数多了，周信芳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懂俄文，是与苏联方面接近的“左派人士”，又知道他为进步报刊编译撰写文章。在谈话中，他们除了谈京剧革新的问题，姜椿芳也常常谈到时事形势，周信芳猜想，姜椿芳的身份必定与共产党有关。尽管这层意思一直没有点破，而事实上他们却成为一对心照不宣的朋友。
1941年夏初，姜椿芳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了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编写《史可法》京剧剧本。姜椿芳打算，尽快搞出一个剧本，交给周信芳，以达成稳固的业务联系。为了写好《史可法》，姜椿芳做了充足准备，收集了很多史料。遗憾的是剧本没有完成，姜椿芳就接到了新任务，只好将《史可法》的剧情和分幕分场提纲交给了周信芳。姜向周建议，即使不能演出比较直接反映抗战抗敌的戏，也要在戏里宣传重气节、反屈辱的思想，以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种种表现和抑制沦陷区敌伪势力的嚣张。周信芳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他演出的戏院大门口，总是挂着两面招牌，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让人未听戏文就先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气！周信芳以他靠近革命的政治敏感，早就觉察到姜椿芳这个朋友不是一个单纯的京剧艺术爱好者，他的意见不温不火，却句句在理。他十分尊重和信任姜椿芳，把姜椿芳的意见当作是倾听地下党的指示。后来，无论自己有什么想法，都要找姜椿芳商量，愿意得到他的协助。
二
抗战胜利初期，周信芳找到姜椿芳，说他想创办一个戏剧刊物，专门宣传和研究戏剧改革问题，并拟定将这本刊物叫做《人民戏剧》；他说还想买下一所戏院，专门演出历年来保留的一些好的历史剧目，并且编演一些革新的戏，以摆脱戏院老板的剥削，为革新京剧建立一个基地。周信芳告诉姜椿芳，这个戏院要选择在中下层居民居住的地方。姜椿芳很赞成他的想法，就四处打听，为他介绍了靠近南市区的亚蒙戏院，经过多次洽谈，还商定了价钱。
解放战争期间，周信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在上海开展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运动。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周信芳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毅然前往，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必将胜利。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希望以战斗的成就，作为胜利重逢时的见面礼。周信芳深受鼓舞，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侮辱戏剧、戏曲艺人的“艺员登记”活动；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当局搜刮民财进行内战的增加“娱乐捐”的抗捐运动；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上海戏剧界反内战签名运动”。周信芳的带头作用引起当局注意，敌人以坐牢相威胁，周信芳告诉他们“我准备带着铺盖去坐牢！”后来，他因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艺友座谈会”，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传讯，威胁他脱离进步组织，周信芳毫不理睬。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胁迫他到台湾去，周信芳听从地下党的通知，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周信芳想出国演出，弘扬中国京剧艺术。他又找到姜椿芳，一起商量出国路线。打算先去苏联，然后到西欧，去美国，绕地球一周回国。由姜椿芳出面，与苏联、美国、英国进行接洽，周信芳用新编演的《徽钦二帝》举行招待演出，邀请当时驻上海的苏、美、英、法等国家的有关人士观看。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党组织向周信芳暗示全国和上海解放在即，解放后在戏剧领域将出现无比宏伟的前景，周信芳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准备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姜椿芳得悉特务将用制造交通事故的卑劣手段对他下毒手，组织安排他迅速飞抵香港。临行前，他向周信芳告别，周和夫人表示：“本来我们打算把你藏在我们在长乐路那处房子的壁角的小房间里，现在，你既然有更安全的地方，就赶快离开吧！”姜椿芳非常感动，知道他们早就猜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早就想到了在危急关头怎样帮助他。而在那个年代，即使接近进步人士都要引起敌特的注意，更不要说把共产党人藏进家中。
经过地下斗争的考验，姜椿芳和周信芳，一个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革命者，一个赤诚爱国的戏剧大师，结成了莫逆之交。姜椿芳不仅是周信芳的密友，也成为周家的上宾。周夫人是一位名门闺秀，大家主妇。从解放前的艰苦岁月到还不十分安定的解放初期的日子，她从不喜欢接触政治，即使解放了，她见到共产党的干部也敬而远之，但唯独毫无保留地信任姜椿芳，不仅是经常找他商谈周信芳的工作、演出事宜，就是家庭矛盾也请来姜椿芳商量。只要是姜椿芳说了意见，周夫人总是接受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