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
作者：王 鹏
1949年2月27日在解放后的天津创办的《进步日报》，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关于《进步日报》的创办，还得从天津《大公报》的停刊说起。
天津《大公报》的停刊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中经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盘后组建新记公司，该报的声誉和影响逐步扩大，成为旧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份大报之一。《大公报》以天津为发源地，又陆续创办了沪版、汉版、港版、渝版、桂版。抗战胜利后，该报以沪馆为总馆，统辖各馆业务。但在1948年10月底，《大公报》（总管理处）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离沪抵港候船，准备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因此，总馆对各分馆暂时起不到“统辖”作用。天津《大公报》为维持局面，组建了临时馆务委员会，坚持每天出报。
1948年底，解放大军包围平津。此时的天津，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极力顽抗，迫害进步人士，一片恐怖。天津《大公报》在张琴南的带领下，坚守岗位，保护财产，并以自己的言论，有力地配合了平津战役的最后胜利，为天津的解放做出了贡献。1949年1月1日，该报发表题为《迎岁之辞》的社评：“今年可能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岁序更新，曙光甫启，敢望我同胞抱定信心，燃起希望，向前迈进，凭借着光辉活泼而有生命力的信心和希望，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而克服一切苦难。敬贺同胞新岁健康，并祝今年大量进步。”2日，又发表题为《新年的新希望》的社评：“中华民国已度过整整三十七年，然迄今为止，人民对于国事，多是消极被动，听天由命，而绝少积极主张，主动参与的事实。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昌言，而中国人民大众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我们愿祝这最低度的期望能于今年实现，更愿全国同胞从新年开始努力，争取这最低度期望的实现。”对中国的前途寄予期望。这一时期，天津《大公报》临时馆务委员会审慎把握言论尺度，以保全平津文物和工业基础为重点，压迫城内守军不得借“倚城作战”而肆意破坏，斥文化界、工商界中的南逃分子，鼓舞倡导工人护厂运动，深望各界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以迎接光明。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当天中午全市戒严，断绝交通，炮声隆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警备司令部连连中弹。张琴南、李光诒、于效谦、刘洪升等报馆同人坚持继续编报，报道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张琴南还撰写了一篇庆祝解放的社评。印厂工人们用手摇平印机印报，一张张掀过……直至印完，天已破晓，15日的报纸出版了。清晨，市民涌上街头，而报童和报贩们却未出现。《大公报》职工拿着新印刷的报纸，在报社门前摆了一张张条案，充当临时报贩，当街叫卖起来。正在市民争购时，来了两位佩带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同志，友善地劝告他们，在未获得军管会批准以前，暂停发售。这一天的报纸（15日），仅售出5881份。
天津《大公报》酝酿改组
早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于像《大公报》这样的私营报纸，按照“决定”精神，“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对报社人员“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由于缺乏经验，决定将天津各报一律停刊。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了《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19日又发出了《关于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23日再次发出了《关于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的处理办法的指示》，纠正了一些不妥做法。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天津市委改而采取了“对停刊各报除已确定封闭者外，即以秩序恢复为理由，先令出版，待审查后再发许可证”的办法，以做补救。
天津解放以后，津版《大公报》处于停顿状态。张琴南等报社领导不知应该怎么办，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因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具体指示，也不知该怎么办，而报社内的200余名职工的生活因工作停顿而陷入困境。张琴南找到军管会，希望代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很快得到批准。报社职工都参加了折叠书页印张的装订劳动，维持了职工生活。但津版《大公报》还能不能出版，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这时，杨刚、孟秋江、宦乡受党组织的指派，一身戎装来到报社，其中杨刚、孟秋江大家并不陌生。杨刚是1928年参加共产党，并于1939年任《大公报》编辑、记者；孟秋江也曾是《大公报》战地记者。他们到报社后，马上联络了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邦祺（李定）、李光诒、胡邦定、傅冬菊、刘桂果等，投入了报社的改组工作。
从1949年2月3日开始，报社编辑人员分成小组，学习政策，检讨过去。许多人提出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继续出版。19日，报社召开临时职工大会，230余人参加。大会通过了4项决议：第一，原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向军管会申请登记，再行出版。第二，通过了《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第三，通过了《进步日报暂行章程（草案）》。第四，选举了临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管会”）的组成人选，张琴南、杨刚、宦乡、徐盈、孟秋江、李纯青、高集、李光诒、彭子冈等9人为委员。20日，“临管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临管会”主任由宦乡担任，副主任由张琴南、徐盈担任；还决定了《进步日报》的领导人选：宦乡任总编辑，李纯青任副总编辑，杨刚任主笔，高集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孟秋江任采访通讯部主任，李光诒任社会服务部主任，赵恩源任研究室主任，徐盈任经理，杨刚、宦乡、李纯青、张琴南、徐盈任社论委员会委员。同时，报社内的中共党组织也组建了，杨刚任党组书记，李光诒任支部书记。
1949年2月21日，张琴南、徐盈、王秉衡等代表“临管会”来到军管会文教部，递交了申请出版《进步日报》的请示：“天津《大公报》同人一致决议停办天津《大公报》，联合愿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办《进步日报》。当于本月十九日举行临时全体职工大会，通过职工同人宣言与报社暂行章程及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单。次日，临时管委会举行会议，推定经理、编辑两部负责人员着手筹备各项事务。现全体职工二百三十余人均加紧工作，并渴望能够早日核准出版。”2月26日，天津军管会发出由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签署的给《进步日报》社的“通知”。“通知”说：“兹据天津《大公报》同人代表张琴南等前来本会陈述该报同人一致决议进行改革，出版《进步日报》。今后以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新闻事业为宗旨，一切言论记事业务，均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并以民主集中制之原则进行内部组织与管理，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选定张琴南等人为委员，以宦乡为主任，张琴南、徐盈为副主任。经本会审查，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登记出版。”这样，《进步日报》就完成了全部出版登记手续。
经过“临委会”讨论，确定了《进步日报》的编辑出版方针：第一，“本报读者对象应确定为初中以上的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职工、店员、一般市民以及一切政治上还未进步或开始进步的群众”。第二，“本报应反映上述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从解释法令文告、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实践中给以教育帮助，使能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团结他们在政府周围”。第三，“本报坚决拥护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并应尽最大的努力，揭发敌人，孤立敌人，瓦解敌人，发动民众，热烈支持前线，促进革命战争迅速获得全国性胜利”。第四，“本报应为扩大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革命阶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第五，“本报同情并支持全世界反帝人民，特别是东方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独立的斗争，并反映其动态”。第六，“本报应反映、宣传、阐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同时亦应根据具体真实的事实，对所有偏向或违反政策之行为，展开建设性的批评”。第七，“鉴于本市接收阶段似以大体上可告段落，今后中心任务似将转入恢复与改造阶段，本报应配合此项转变，鼓励并协助人民组织起来，消灭反动残余，重建人民民主的经常秩序，系统地建设人民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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