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上个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作者：章立凡
1979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陪女作家胡兰畦先生到协和医院去看望阳翰笙先生。
阳翰老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残酷迫害，此刻虽已获得自由，并住进了高干病房，但由于两个“凡是”威风仍在，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战士的政治结论（即所谓“四条汉子”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等罪名）迟迟没有作出。他一提起此事就十分激愤：“我的问题早就查清楚了，他们还想压住老子永世不得翻身！”
胡兰畦是大革命年代十分知名的革命女杰，茅盾的小说《虹》里的女主人公梅女士，就是以她为原型的。1949年以后她一直被冷落，1957年又成了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一员，此时也尚未成为“出土文物”。
这两老是四川老乡，又都是父亲的故交，有我同去，话题自然会转到父亲身上。阳翰老说：“乃器先生同我是老熟人了，四十年代他投资拍进步电影，我还是牵线人咧！”胡兰畦说：“翰笙，我真搞不明白，把乃器这样一个好人，整得恁样惨！为啥子我们的革命成功以后，要把好人、正派的人，一批批整倒、整死？！”
阳翰老没有回答她这个有关“精英淘汰”的问题，只是关切地问我：“你爸爸的问题怎样了？”“‘右派’帽子在1975年就摘掉了，现在恐怕人走茶凉，没有人为他说话。”“要争取嘛！你发出声音，人家就不好假装没听见啦！”
当时已有中共中央要对“右派”重新甄别的消息，这番话提醒了我——消极等待是不行的，于是开始写申诉信。父亲的错案一年后获得改正，我也始终铭感阳翰老在关键时刻的提醒。那次的交谈，还触发了我对父亲与电影业历史渊源的关注。记得“文革”中有外调人员来调查父亲与电影界友人的关系，他坚持按历史事实写材料，并与来人发生了争执。
事情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谈起……
再造“联华”，三人投资两个外行
电影事业素有“梦工厂”之称，父亲则是近代史上一位有名的“逐梦人”。
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主持《东方杂志》时曾有一项壮举——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在该杂志1933年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父亲也是撰稿人之一，并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1946年他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抒发自己的未来中国之梦。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理想固然未必完全能实现，但是，智慧至少可以使它大部分得着实现。”他的文化建设理念，在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
影音声光的特殊魅力和大众传媒效应，使电影艺术成为20世纪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国民党政府竭力将电影事业垄断在自己手中，抗战胜利后又接管了敌伪电影产业。为与国民党争夺电影文艺阵地，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酝酿筹组民营制片机构——联华影艺社。当时担任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的父亲，由是开始了经济上的“触电”，投资联华，拍摄巨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与左翼影剧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爆发前的救国会时代，当时各界纷纷组织救国会，电影界人士也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他与夏衍、阳翰笙等的交往即始于此。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他与影剧界的朋友也常有过从。据参与发起联华影艺社的任宗德先生回忆，1946年三四月间，在上海爱棠新村任宗德家中，由阳翰笙主持，袁庶华、史东山、蔡楚生、蔡叔厚、任宗德等一起商议，袁庶华（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在上川公司的老部下）提议章乃器参加，蔡楚生提出请夏云瑚参加，得到大家的赞同。任宗德回忆说：
章乃器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工商实业家，他主持的上川公司颇有实力，在上海滩以至长江流域都很有影响。请他出面，可以使即将成立的制片机构带有浓厚的民营商家色彩，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下便于运作。夏云瑚与国民党方面人士的交往更深更广，他的朋友何龙庆抗战后由重庆稽察处处长调任上海稽察处处长，这些关系可供利用，可作掩护。夏云瑚与阳翰笙、蔡楚生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上演《屈原》、《清明前后》等进步话剧时都出过力，加上他精通电影的经营发行，所以，大家都欢迎他参加进来。经过工作，章乃器和夏云瑚表示同意，参加了筹备会议。后来，为了交涉使用战前联华电影公司摄影场地等事，郑君里、孟君谋等人也参与了筹备商议。
联华影艺社于1946年6月成立，父亲被推为总召集人，议决分别由史东山、蔡楚生负责，准备拍摄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笔制作经费十万美元，由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三人分担。任宗德回忆说：“其中，章先生出资最多，我次之，夏云瑚最少。”“凡有重大事务，由章乃器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决定。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阳翰笙、袁庶华和蔡叔厚。而在艺术创作方面，则由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徐韬、王为一等人负责。那时，章乃器和我对经营电影业都完全是外行，阳翰笙、孟君谋、夏云瑚等内行权威人物说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
父亲晚年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联华的三个投资人中间，任宗德和我算是同行，都是搞酒精的。抗战期间汽油匮乏，便用无水酒精代替，利润很高。他投资创办了国防酒精厂，我在上川也办了个酒精厂，都是同业公会的成员，彼此早就熟识。夏云瑚是四川袍哥中辈分不低的人物，当过重庆国泰戏院的老板，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对电影制作发行也比较内行。我那时对电影制作是外行，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而投入，这里面水有多深是不清楚的。后来不得不中途退出了……
一人退出，“联华”改组成立“昆仑”
联华影艺社成立时的誓言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同人们热情高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由史东山编导、王为一为副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6年9月24日在徐家汇摄影场开机。不久，由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投入了拍摄。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憧憬着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国家出现。但这个战后建设之梦，很快就被独裁政治下的体制性腐败所打破，促使人们从胜利的喜悦转向了冷静的反思，这两部史诗式的巨片，就是这种历史反思的产物。
《八千里路云和月》取材于随军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时竟无处容身；而江的表兄周家荣战时大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作品以生动的电影语言，描绘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
在大师史东山的导演下，这部影片的故事、场景和人物，都十分贴切到位。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的冷酷社会现实，使影片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史东山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发出了至今仍振聋发聩的谴责：
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都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这是人的世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上海纱厂女工素芬与教师张忠良一家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沉浮，揭示了中国女性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对于张忠良在大后方纸醉金迷中的堕落，实施了灵魂的拷问。这是广大观众至今仍十分熟悉的故事，本文就不赘述了。
父亲晚年曾谈到，当时制片耗资巨大，几乎吃光了他手头所有的流动资金，不得不四处调集头寸，以保障拍摄的正常进行。据说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之一，是找老朋友吴蕴初帮忙，这位“味精大王”照例会给他一张产品提货单，倒手就可变出现金来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