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礼”的延续

作者：陈四益

　　
　　我们喜欢夸赞自己是“礼义之邦”，但对什么是“礼”，却大体是想当然的，我也如是。及至翻一下旧籍，才知道原来是那样繁复的一套体制和规矩。官制是由礼制定的，服饰是由礼规范的，行为是由礼约束的，言语也是由礼节制的，一句话，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等级的人，视听言动，都有礼的规范。这也就难怪儒学要称为“礼教”，而孔老夫子要说，在上的如果“好礼”，在下的就“易使”了。
　　比如服饰，穿什么衣服，都有等级的规定。在唐朝，二品以上服紫，四五品以上服绯，六品服绿，八九品以上服青。这是“服”。“饰”呢，也有规定，亲王和三品以上饰玉，五品以上饰金，七品以上饰银，其间虽然不时会有些小改动，但等级的严格是不可乱的。车马也有严格的等级。一般说来，庶民通常只是步行，只有士大夫和当官的才有资格乘车骑马。至于坐轿子，规定就更加严格了，唐宋时贵戚大臣没有特殊的恩宠也是不能乘坐的。据说王安石在金陵时，有人送他轿子，惹得王先生发了脾气，说：“奈何以人代畜。”这倒未必是他的“人本主义”或今人爱说的“人文关怀”，实在是“礼”之所限，不能僭越的。当然，各个朝代对于骑马坐轿的规定并不相同，但一定要有等级差别的体现则是一样的。
　　读陆放翁诗：“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当初只是欣赏这意境，觉得骑驴比骑马要诗意得多。考之于礼，才知道只有不准骑马的人才用驴代步。就像先前没有资格坐“红旗”的可以坐“上海”，没有资格坐“上海”的可以乘吉普，没有资格坐汽车的才用自行车代步一样。如果有资格骑马而没有马骑，那么不但自己要发牢骚，上峰也会认为不成体统，需要纠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市井，当初也是不准骑马的阶级。但是一当上皇帝，对于这种“别贵贱、明等威”的礼制同样一丝不准马虎。明初，官员到任多无马，不是借人家的骑就是用驴替代。朱皇帝认为这样甚乖治体，命令备马，州县各给若干，以供骑乘。
　　服饰是衣，车马是行，住房和饮食也同样有着严格的等差。先秦时期，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冯谖弹铗长歌“食无鱼”，因为他属士的阶层。一般庶人，除了老耄之人有点优待，大概只能歌“食无菜”的。因此一说“肉食者”，便知道是指卿大夫一类人物了。至于居住方面，不但住房的大小，间数、式样、装饰也都各有定制，一点错乱不得。
　　这些，都还只是生活方面的，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的等级礼法，就更加严格了。这样一套“礼”，思虑之严密，实在令人惊叹。它要人时时处处都想到自己的地位，不能僭妄。人人谨守本分，在上的永远在上，在下的永远在下，在统治阶级看来，自然天下太平了。
　　我们的民主革命，该说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济领域我们做得很彻底，但若从制度、思想的层面上考究，我个人以为还未跳出“礼”的樊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印象里，穿呢制服的，都是相当级别的官员，一般干部穿的都是布衣。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补助肉食、黄豆，也是等级有差。住房和乘骑，直到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和近来议论颇多的公车改革，其思路依然是按官阶高低定等的。
　　这样一种等级制，同样反映到政治思想范畴。听吴江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文革”结束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标题上用了“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为此，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位中央领导批评说：“为什么你们刊登小平同志的讲话用‘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标题？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不是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后来《人民日报》在制作标题时便等级有差了。华国锋的讲话称“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剑英的讲话就只能称“指示我们”，而邓小平的讲话则标为“讲话强调指出”。这事听起来有点怪，好像对讲话内容的判断，不是依其真理性，而是依其地位官阶的高低。其实一点也不怪，因为在某些人的脑袋里，以等级为特征的“礼”，根深蒂固，就是在人去世之后，在表达惋惜之情时，也要依次分为“特大损失”、“重大损失”、“一大损失”和“一个损失”等不同等级。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在森严的礼教等级下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很有些对传统礼教的过分吹嘘，甚至有要按照《周官》行改革的奇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听起来当然很吓人，但按照那一套是改不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即便余风未尽的一些延续，也不是今天前进的助力。诗曰：
　　继天立极久曾夸，上下尊卑严等差。
　　任尔生花多妙笔，依然一领旧袈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