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作者：张友鸾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总是被逮捕，被抄家，坐监牢，受审讯。审讯的时候，常用酷刑；审讯的结果，总归重判。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荒，充军为奴；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如果人已经死了，还免不得从坟墓里刨取棺木，拖出尸身，碎焚烧。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往往一杀一大片。所有近亲家属，不管知情不知情，识字不识字，一概得“从坐”。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法律，但有“大逆”犯罪的案例。遇到文字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按照“大逆”的处理：“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男子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文字狱一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一场杀家的惨祸。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受辱而终难逃一死。
从社会关系上讲，文字狱的株连性也是惊人的。每一案件，莫不张大其词，涉及多人，拖累甚广。如果被认为是要案，常常罪犯百十成群，攀牵数省。一本书，中间“出现问题”了，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乃至题签的人都有罪。这还不说。还要追查何人出资刻印，何人雕刻，何人印刷；书印多少，何人贩卖，何人购买，赠送何人。核对详实，扫数上缴，缺一本也不行。书板要解京劈毁，决不能少一片。所有有关的人，全都有罪。即或你虽有书，却没有看过，事实证明是如此，那也不行，谁让你不看、不检举呢？当地该管官吏，有牵连的罪更大，没有牵连而事先失察，也同样有罪。古时有所谓“瓜蔓抄”，按藤摸瓜找罪人；文字狱这根“瓜蔓”，枝条歧出，是长之又长的。
不要以为文字狱硬栽罪名在受害者身上，可以不费心机随便说说就完了。其实不然。那些案子，莫不经过精工细作、炮制而成的。为了遮掩天下人耳目，要说一些强词夺理的话，用以表明给戴的帽子是合乎尺寸的。论手法主要耍的也不过几种，只是花样翻新，愈出愈奇罢了。常用的手法首先是牵强附会，肆意歪曲。你说是活的，他偏说你指的是死的；你说着东边，他偏说你影射着西边。尽管理论上不符合逻辑，他却能振振有词。其次剪头去尾，断章取义。或者挑一段，或者挑二三句，不管上下文如何，只给你加上些“虽然”“但是”的字眼，就正面变成反面，反面变成正面，意义全非了。再其次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经过了嫁接的文字，和原来当然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你的手笔，这却是无可辩论的。在这些手法之外，更有制造伪证，肆为谰言的，那样故入人罪，越发的可恶了。
统治者的意图，爪牙们总是心领神会的。当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时候，爪牙们就都争取搞几个以立功，用无辜臣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出，是无能。别人抢先揭发了，你还不知道，一旦被认为“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会丢官，而且也有抄家弃市的可能。这样的例子岂止一二个。有时下面检举揭发，因为不是统治者要整的对象，来个“谕旨”，“所奏殊为过当”，“传旨申饬”。不要以为挨了骂了，其实“简在帝心”，将来自有重用之日。这些都成为做官的诀窍。办理文字狱，宁枉毋纵，宁重毋轻，是必然的趋势。至于爪牙彼此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讦，这样构成的文字狱，也是有的，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于社会的影响，文字狱是恶劣而深远的。那些想向上爬而没有阶梯的，钻头觅缝在别人的文字中找毛病，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也还有敲诈勒索、强求不遂的，其初是只拉弓不放箭，后来却终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把文字狱构成了。再还有那朋友投赠，书信往来，“忝在知交”，无所不谈，偶或一二字句有失检点，受者怕被牵连，岂敢知情不举？变生肘腋之间，有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出卖了。有个名叫梁诗正的，本是协办大学士，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他不是本意，“谅有怨言”，就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做他的特务工作。混得熟了，梁只说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把这话打报告，并且说梁“举止语言，无不缜密。即有怨怀，不敢遽为吐露”。乾隆见到奏折，加上朱批说：“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这事正好反映了当时情况：不敢留字迹，不敢说话，整个社会都死了，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作者张友鸾（1904-1990），安徽怀宁人，20世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曾任《京报》之《文学周报》主编、《世界日报》总编辑、《国民晚报》社长，还参加了《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的创刊工作。他是新中国第一部整理出版的古典名著《水浒》的注释校订者，对古典白话小说加注释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张博学多闻，文笔酣畅，撰写了大量杂文、随笔、古典文学研究专论，出版的作品有《白门秋柳记》、《秦淮粉墨图》、《胭脂井》、《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等。本文选自作者之子张钰选编的《张友鸾随笔选——胡子的灾难历程》。
（责任编辑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