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
作者：李 锐
凡是已经过去的事件，都可以归入历史。历史对于我们有用，是因为从过去可以觇知现在，从现在可以推想未来。过去的种种，无论伟大辉煌还是失败苦难，对善于学习的人，都是财富。愚蠢的人尤其别有用心的人，则拒绝接受教训，用思想统制的办法把一切失败都从历史上抹去，结果往往重蹈覆辙。
1949年以后，各种“肃反”、政治运动不断，逐渐发展扩大，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又在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里重犯了过去的错误，造成了更加惨重的损失，“文革”被我们党称为十年浩劫。所以我一直主张多研究历史，要懂得从历史中接受教训、汲取智慧。
研究历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整体的格局来观察历史。这是我们许多历史学家在做的工作。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都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材料加以集中、抽象，然后叙述各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条件、过程、结局、影响。这样的工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做得好，对于我们掌握历史规律，接受历史经验，可以获益匪浅，但也常常容易流于枯燥，阉割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生动性，缺乏感性体验的历史规律或历史经验是很难深入人心的。另一种模式，是从个体的经历来展示历史。这是许多传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日记、信件等的作者在做的工作。虽然个人所历的事件有大有小、所知的事情有多有少，但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段、一个侧面。因为是个人的经历，所以它不仅包含对所历事件的细致、具体的叙述，也更带个人感性的体验。其所长正足以补史书的不足。
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家。中国传统的史书是兼顾抽象与具体两个方面的。司马迁的《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表、书之外，其实都是家族或个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写得生动具体、神采飞扬，让人读来丝毫不感乏味，历史事件也就是通过人物的活动——展现出来了。后来历代的史书，大都继承了《史记》的体裁（惜笔力不及），即便是编年体史书，也十分注意人物言行的个性化叙述。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史学传入，开始有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史书几乎无人再作（恐怕也无人能作）。及至苏联修史的框架被我们接受之后，国史成了党史，党史成了领袖人物言论的集纳，史料只是填塞来作为现成结论的映证。修史至此，史书也就越来越枯涩无味，让人提不起兴致来了。苏联的经验已有前鉴，他们的党史是每换一届领导，就要重修一次也！
重新恢复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大概很难做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使得历史早已不是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物的经历所能概括。但新史学的体例却也无法反映生动具体的历史。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世；怎样才能使后世真切地理解我们时代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前行？我以为，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的《八十自寿铭》里这样写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真实地而无涂饰地写出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的框框。有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即便我们一时不能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需要多种条件的综合机缘，至少也为产生这样的著作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包括材料与思考。
郭维敬同志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记录了近六十个人物与事件（工作地区20个省市），除少数知名人士外，多是不见于经传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同样都是那一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他们的悲痛与欢乐、苦难与成就，都系于社会的专制与开明，倒退与进步。许多史书上没有的历史事件的细节，我们只有在这些个性化或个人化的历史记述中才能读到。而缺少了这些细部的真实，历史的画面就无法得到真实地再现。我没有读过书中的全部文字，著者寄来一部分“简介”，虽然这类人物与事件，我知道不少，且为这类书写过序言，但我读到这些“简介”后，仍然震惊不已，尤其是反右前的一些事件。这里摘录几件：
《行军三千里，磨难三部曲》的侯福凯，大学毕业时，在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徒步跋涉到昆明后，在云南广播电台任秘书兼编辑。1955年肃反突遭捕，被判刑15年。刑满后因无家可归，不准离劳改队，又留劳改队10年，共25年。离劳改队后，在农村与一年56岁，比自己长3岁的农妇结婚。打工、摆小摊多年，于1986年始平反离休，后不久病逝。临终前，诗句中有“死去犹望‘德’先生”，渴望民主不已。
《一封朝奏九重天的传奇故事》，写清华大学南下学生董纪兴，1950年在“三反五反”时，出于天真热情，向毛泽东上书，汇报领导干部公开向群众检讨可大大提高党的威信，因而建议毛也同样做。结果开除党籍被拘捕，董百般无奈，只得装疯卖傻六年，又装失语症十年。他的传奇故事在广西柳州地区传闻甚广，三十三年后始彻底平反。
《覆巢之下无完卵》叙述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盲流树起纪念碑》中的重庆白寺驿的王嘉泉，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解放后参加工作，因家庭出身且姐夫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被打成“潜伏特务”。几经劫难，被迫加入“盲流队伍”，逃到新疆石河子。经农8师学校收留后教学突出，发表过有关文章。文革中被打成“逃亡地主”，劳改十年。复出后除努力教学外，以自己菲薄的工资，省吃俭用，收养教育了六名特困生，个个送入名牌大学，被这些特困生尊之为“父亲”。他终身未娶，用行为树起了一座纪念碑。
关于河南省反右情况，书中有这样几个统计数字：全省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平均占教职工数的23%，有的地区达50%以上，个别学校达70%以上。固始县划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48%，遂平县占52%。“右派分子”中的悲壮情景与划右的荒唐故事，书中收录不少。
《几度生死遭劫波，半生慷慨唱悲歌》的余士奎，反右时任学习小组长，因带头鸣放，被划为右派。劳改中多次坚持说真话，遭到说不尽的生死磨难。对“信阳事件”，他在座谈会上独持异议，说“全国都刮南风，信阳这个小地方能刮北风吗？信阳事件的发生，地委书记路宪文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是上级”，为此险被打死。文革中他公开演讲说：“历史上有两种官员没有好结局，一种是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者；另一种是功劳卓著，位高权重者……刘少奇和所有被打倒的老革命家都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彭德怀的万言书何罪之有？”结果被捕判死刑，林彪死后，改判死缓。他在捕前及在狱中，都有一些坚持真理的激烈言论。
《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写信阳地区在“左”书记王某的领导下，反右运动的各种荒诞离奇故事。如在所辖19个县市中，开展向地委“报喜”活动，结果划右派数一浪高于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书记厉声斥责说：“你就是右派！”竟真将董划为“右派”。息县划右派比较迟缓，他亲自到息县召开大会，公开说：“难道平时，就没有给支书提过意见的？”经这一点拨，大家心领神会，当天夜里该县就以400多右派报捷。他到汝南县视察，看教师学习班鸣放大字报时，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一幅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教师都一个个沦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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