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我们在文革中掩护林县县委书记
作者：方 徨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挥舞着“造反有理”旗号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在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地揪斗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把大批对党的事业、对建设新中国有功的领导人纷纷打翻在地，有的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原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开始不久，以修建“红旗渠”闻名全国的林县就受到造反派冲击，他们砸烂了县委机关，揪出了以杨贵为首的一大批干部，而且狠狠批斗，对杨贵尤甚。造反派罗列了杨贵的许多罪名，说在杨贵领导下的林县根本不是“红旗县”（因林县在河南省改造贫困山区成绩突出并修建红旗渠，在六十年代被评为全省红旗县），而是“黑旗县”。“红旗渠”也不是“红旗渠”应叫“黑旗渠”。杨贵的罪名更多，什么“走资派”、“黑帮”、“坏人”等等。随着两派斗争的升级，要彻底打倒杨贵的一派人天天狠斗杨贵，企图要置杨贵于死地。在林县两派斗争的严重关头，恰好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和地质学院的几位大学生到林县串连。他们了解到两派对杨贵和林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经过到当地群众中实地调查，全县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肯定杨贵的功绩和林县各方面的成就，就坚决站在保杨贵的一边。
1967年初春，这几位大学生在一次杨贵被恶斗的批斗大会之后，趁机在群众的掩护下把被关在小屋里的杨贵抢出来。先是把他送往山西平顺县全国劳模李顺达家中藏身，后因山西形势也不好，李顺达自身难保，又把杨贵转移到襄垣县岭后村一户姓王的农民家里。林县造反派在山西查找杨贵，这几位学生又把杨贵送到北京，找到曾经在林县采访过，对林县和杨贵的情况比较熟悉知情，包括我在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秘密地把杨贵保护起来，在北京躲藏了近三个月。最后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杨贵才逃过了这一关，重新恢复了工作。
杨贵是怎样逃过这一劫难，我们在当年“文革”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又是为什么敢于承担了保护杨贵的责任呢？从我个人来说，这还得追溯到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三面红旗”那段年月。那些年也是个荒诞而疯狂的年代，当时我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当记者，亲身经历了那些年在极左思潮泛滥下出现的许多荒诞的事，有些我也是亲历其中。但即使在那样的形势下，有些人却不随波逐流，而是头脑比较冷静、实事求是，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杨贵和在他领导下的林县就是这样，因而对我教育极深。
河南是全国粮食生产大省，小麦种植面积占全国首位。1958年“大跃进”浪潮在全国涌动，河南是推动“大跃进”的源头之一。这一年从自然条件来说，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地区，确实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成。河南省的几千万亩小麦，从淮河之滨直铺展到黄河两岸，碧浪无边，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若不是被无端掀起的那场批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保守”运动，和狂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急躁冒进口号的煽动，这一年和随后的1959年，都应该算是大好年成和比较好的年成，也许以后被说成是“三年困难”的时期就不会出现。在当时天时地利而人不和的情况下，人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于是不切合实际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都冒了头。随着政治风浪的迭起和人们对当年小麦产量的冒进估计，人们头脑发热，从小麦产量带头放“卫星”开始，逐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卫星”效应。现在看起来是荒诞无稽、不可思议的神话，而当年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持了人们的头脑。这期间，我就报道了遂平县岈山卫星高级农业社小麦亩产3200多斤的“卫星”消息，经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在全国带动起大放“卫星”的高潮。
经过狂热的“大跃进”引起的种种负面结果，尤其是发生了河南信阳地区丰年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之后，使不少人头脑慢慢冷静下来。我随着采访接触面的扩大，结合现实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在这时我去了林县。
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山高岩陡，土地瘠薄且严重缺水，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但县委领导班子作风踏实，杨贵从二十六岁起在这个县当了十八年县委书记，对全县情况非常熟悉，他领导群众战穷山恶水，改变生态环境，农业生产稳定，多年不仅不要国家救济，而且还有余粮支援穷困地区，是河南省改造山区穷县的先进典型之一。我第一次去林县采访是1958年秋季，认识杨贵也是这时。我初到林县的印象是这里没有外面的浮躁风气，同干部、群众谈话没有听到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夸大言辞，县城和村庄里也少见蛊惑人心的战天斗地的口号。林县人显得特别朴实憨厚。那年秋季，平原各县已酝酿成立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大办食堂的事，而林县动作却不大。当年还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极深，也加深了我对杨贵的了解。每年夏粮收场以后，河南从省到地区都要召开一次夏粮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因为小麦是河南省的主产，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主要靠小麦，要在夏粮会议上定下来。这年夏季新乡地委召开夏粮会议，各县第一把手都来了，我也与会采访作报道。由于受当时“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会上的气氛还是热烈而紧张的，各县报的产量也比较高，杨贵却迟迟不发言。直到主持会议的地委领导点了他的名，杨贵才站起来报了个比较低的数字，会上反应比较沉默。谁知杨贵在讲话中还加了一句“我报的产量数字包括水分在内”（即指是未经晒干的粮食），顿时会场哗然。领导当场就批评他是有意瞒报，右倾思想严重。散会后我问杨贵：“你真大胆，不怕戴右倾保守分子的帽子吗？”他答我：“方徨哇，我不能说瞎话呀！林县是山区穷县，解放前能有百十斤产量就不错了，现在生产条件有改善，可是放‘卫星’的产量不敢吹呀。我要是报多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既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老百姓。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任啊！”
听了他的话，令我对他肃然起敬。果然第二年河南发生“信阳事件”，就是因为浮夸风造成的说假话高估产，征购了过头粮，侵占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半年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恶性悲剧，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在那段“三年困难”时期，我多次去林县采访，就没有听说过他们那里有饿死人的事。1961年他们还从多年积蓄的库存粮中调出1000万斤支援灾区，表现出林县人民和杨贵等县委领导班子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我在林县采访的所见所闻，如一股清凉的山风吹进我发热的头脑，此后我遇事就冷静多了。1960年以后，林县在杨贵及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决心彻底改变穷困山区的农业生产面貌，解决严重缺水问题。经过慎重的勘察调查，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太行山腰修建一条从山西平顺县引入漳河水的大型水利工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气壮山河的大胆设想。这项工程开始称为“引漳入林”工程，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外地慕名来参观的人不少，遂改名为“红旗渠”。参加修建“红旗渠”的农民工在太行山坚硬的岩石上，硬是用一锤一炮钻出了、炸出了几百里渠道，如天上悬河，将滔滔漳河水引入林县。又通过无数条支、斗、农、毛渠，形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网，灌溉着56万亩农田，真是人间奇迹。“红旗渠”的修建引起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多次召见杨贵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在国内外也引起巨大反响，因而林县在60年代初期，就获得“红旗县”的称号。
正因为“大跃进”时期我在河南采访的经历，目睹了河南省在农村政策方面的得失起落，使我从对比中受到深刻的教益。其中对我教育最多的是在林县采访的那几年，因而我绝对不能接受“文革”中造反派给林县和杨贵罗织的罪名和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在杨贵遇到困难时决心帮助他。我想当时和我一起承当保护杨贵的同行和大学生们，也都是和我一样基于对林县和杨贵的了解而承当了这个责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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