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结缘南斯拉夫
作者：阎明复
一
1955年4月下旬，我参加了接待南斯拉夫工会访华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团长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斯达门科维奇，团员有南斯拉夫战斗报社社长、南共联盟中央委员贝戈维奇等。贝戈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是铁托总统的战友。全总领导派我同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副秘书长俞志英负责接待。在陪同客人们活动中逐渐发现，在各种正式场合出面讲话的是团长，但是整个日程安排都要听贝戈维奇的意见，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关心，所提问题的针对性很强，显然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他才是代表团的核心人物。
1948年6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做出了决议，把南共开除出兄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同南斯拉夫断绝了一切关系和往来。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新领导主动承认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错误的，并着手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做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时，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刘少奇署名的“共产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章，对南共进行了批评。后来苏共中央承认并改正对南斯拉夫的错误以后，中国政府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派伍修权同志（外交部副部长）为我国首任驻南大使。当时中共和南共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南共中央派出中央委员贝戈维奇以南工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中国进行访问，以便同中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原因。
在北京期间，南斯拉夫客人们参加了“五一”劳动节的各项庆祝活动。对在北京和外地的参观、同工会朋友的会见，他们都表示满意，最后只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会见。
但有一件事情引起客人们的严重不满。五一节期间的一天下午，我和俞志英陪同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参观劳动人民文化宫时，在大殿的围墙门口，看见大幅的招贴画，上面写着“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大殿里陈列着各种揭露美国称霸世界的大幅的照片、图表、实物，还有大幅的标语牌。其中有一张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图，是一张放大的世界地图，哪个地方有美国军事基地，就在那里插一面三角形的小旗。贝戈维奇发现在南斯拉夫的地图上也插了一面小旗，十分恼火，严肃地说：“这不对呀，我们南斯拉夫从来没有美国军事基地。”我当场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是预展，这些展品要经过领导审查才能最后确定是否正式展出。走出展厅后，贝戈维奇通过俞志英向我们提出了正式意见。回去后俞志英马上赶到全总机关，向刘宁一等领导口头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全总领导又给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后来俞大姐对我说，她专门写了检讨，宁一批评她，说你是一个老外事啦，还那样冒失！我说，我也有责任，想让外宾多看看，好心办了蠢事。
5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5月27日消息说，“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应被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的要求，在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接见了代表团，并进行长时间谈话，对若干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同客人们谈了什么。直到1991年伍修权伍老的回忆录《回忆与怀念》出版后，我才了解了当时的情况。现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1955年4月，南斯拉夫派来以贝戈维奇为首的工会代表团，一面参加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一面就中南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进一步商谈。我国由邓小平同志与他接谈。当时虽然两国都有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毕竟还处于‘解冻’的初期，加之本来就缺少互相了解，所以会谈时双方的态度都比较严肃。贝戈维奇认真地向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和南共的立场，特别对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做了大量的解释。我们过去对许多事情确实不太知道底细，对贝戈维奇的话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他们还就‘五一’节里游园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上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向我们表示了不满。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
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后，代表团长斯达门科维奇和团员叶哥罗提亚乘飞机经莫斯科回国。贝戈维奇则取道香港回国，我送他到广州，然后经深圳出境。
二
不久，全总收到了南斯拉夫总工会发来的邀请函，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回访，为期二十天。全总决定派刘宁一率团，团员有全总书记处书记张修竹、全国重工业工会副主席石磊，以及两名翻译：英文翻译是全总国际部副部长蔡英平，我是俄文翻译。
出发前我们看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占领了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1941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山区发动抗德起义。当时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后来都被称为“首批战士”（即老战士）。他们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依靠人民，英勇奋战，终于在1945年解放了大部分南斯拉夫的国土。
铁托在南斯拉夫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强的凝聚力，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很好。二战结束后，苏联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给予南斯拉夫极大的援助。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南斯拉夫也得到了英国、美国的援助，同英美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开始是军事联系，后来发 展到外贸方面，并接受美国的一些经济援助。
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反法西斯联盟也就解体了，昔日的盟国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营垒：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集团。在两个营垒对立的情况下，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继续保持与英美的联系极为不满，要求他断绝与英美的联系。但是铁托没有听从斯大林的指示，于是就发生了上述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阵营开除出去的事情。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并没有向斯大林屈服，也没有向西方国家出卖自己的国家主权，而采取了符合南斯拉夫实际的自己的发展道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的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掌权后，重新审查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国也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访问南斯拉夫的。
9月16日，我们一行五人乘飞机从北京经莫斯科飞往南斯拉夫。9月21日飞抵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德拉·涅门科维奇等人到机场迎接。当天，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萨伊拉等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中国工会代表团。
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书记维沃达等人陪同下，我们在贝尔格莱德逗留两天后，乘汽车周游了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国，参观了各类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项目，同各行各业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见和座谈，以“车上观花”的方式初步了解了南斯拉夫现行体制的方方面面。
二十多天来，早出晚归，日夜兼程，风尘仆仆。每到一处，市政领导、工会干部热情接待，主动介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我们关心的事，如管理体制、工人自治等等，有问必答。特别是参观工厂、农庄时，主人们都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实行工人自治的经验。所到之处，南斯拉夫朋友对中国同志都很亲切，一谈到中国红军的长征，他们津津乐道，什么爬雪山，过草地，他们都知道，还讲给我们听。
同南斯拉夫朋友朝夕相处的二十多天，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十分融洽。无论是市长、工会主席或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很随和很朴素，没有什么“等级之分”，我们的司机就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各地的宴请也很随便，从未刻意安排主次座位，菜肴也很简单。大家坐在餐桌旁自由交谈，毫不拘束，彼此坦诚地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询问关心的问题，往往聊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