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我的老伴金如柏
作者：郑织文
金如柏是我的老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去世，去世前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炮兵政治委员。他已经离去了21年。21年来，国家巨大的发展和社会巨大的变化，让我一想起他来，就感慨万千。
“闹革命就没有家”
如今人们最温暖、最留恋的就是家。如柏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最不顾的也就是家。
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去世又早，母亲对他钟爱异常，虽家境贫寒仍供他读完高小。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江西省永丰，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恩江学会，并在家乡搞起了农会，17岁成为乡农协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大土豪刘协济抓住了他，在房梁上吊打，限当日交付一百二十光洋赎金，否则第二天一早押送县城。当时永丰城大西门前遍横“赤党分子”尸首。他母亲一双小脚，整整一天蹒跚奔走，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傍晚才凑齐那笔钱。人赎回来了，他又多次外出寻找红军。30年6月，红军克永丰，他得讯到县城参加了红三军。走前母亲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是为了来养老的。”
他还是坚决走了，一走二十年。母亲顶着“土匪婆”罪名被赶离家乡，四处讨饭，在集市上被人用秤杆打瞎了左眼，在小油灯下织带子又熬坏了右眼。革命胜利后再见到他母亲，老人家一身缀满补钉的破衣和一头灰白的头发，只能用模糊的视线辨别想了二十年的儿子。
他后来专门请人在大理石上给母亲画了一幅像，用最好的木头镶成镜框，高高挂在墙上。
如柏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非常重亲情的人。但从1930年参加红军到1984年去世，他只在59年回过一次家乡。他的生命，没有献给辛苦抚养他的母亲，没有献给家乡的山水土地，而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熔化在更多陌生的山水、陌生的人们中间了。
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5年关押中见不到一个亲人，除了“交待问题”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每天除半小时“放风”，没有多少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自由。1972年被释放，本应在非常难得的家庭团聚中好好调养一下身心，他却让孩子们带着简单行装参军上路，奔赴天南地北。临行前全家坐公共汽车出去吃了顿分别饭，他说：“我很早离开自己的家庭。17岁闹农会，家里因我倾家荡产。要革命，不能顾家。”
就这样，刚刚回到阔别五年的亲人中间，孩子们就跟他一一告别了。他长期患心脏病，孩子们在外地得到他犯病的消息，都为他担心。他知道后一面埋怨我走露了消息，一面戴上老花镜给孩子们回信：“我的身体今秋比去秋好，勿念。你妈妈反映我的情况是不完全的”，“一点小病，已过去，何必大惊小怪。”每封信的末尾都是“祝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他不让孩子们耽误工作，更不准因他的病请假回家。其实他是非常想念天各一方的孩子们的。当时我家住在机关宿舍三楼的一个小单元里，严重的心脏病不允许他经常上下楼，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每天除了看书报，他就坐在那张漆面斑驳的两屉桌前，长久的望着窗外。从感情上讲，他是多么希望儿女们在身边以解除这寂寞的时刻呵。他自己去排队买菜，自己抹桌子、扫地。犯病后别人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但他不让子女们知道，不许他们请假回家照顾他。看到孩子们一封封来信，看到他们立功、受奖、入团、入党，每次他都激动得流下眼泪。孩子的立功喜报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有时间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跟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子女们有出息。什么算“出息”，他有两条标准：生活上艰苦朴素，政治上追求进步。他说：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这两点。孩子们都知道，跟他在一起最好少讲个人的小家庭建设、少讲调资晋级。他一生不为经营小家庭费神费时，也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最看重为事业献身的志向。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受了很多苦的人”
这句话是1984年3月如柏病危时，他的老战友、女将军李贞赶来看他时说的。
1934年王明路线时期，如柏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撤消团政委职务，“取消做政治工作的资格”。时任红军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把他留下来当文书，在接踵而来的肃反高潮中因李贞的保护他才免于一死。
遭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他后来被分配到机枪连工作，背机枪，行军时走后尾，打仗时留在后面掩护。一次完成掩护任务后，疲劳过度倒在路边睡着了，幸亏余秋里同志从后面赶上来看见，叫醒了他，两人一起追赶队伍。如柏当时患严重的痔疮，犯病时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肩扛机枪。他对余秋里说：“你放心，我不会掉队，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战争年代的艰苦以长征为最。因为走在队伍后尾，只好挖前面部队埋在地下的牛、羊骨头吃。他在自传中写道，过草地时，“我连自己的斗笠（牛皮的）、（鞋的）皮底、裤带（皮的）都吃完了”。余秋里同志后来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很难设想完成这一艰苦历程的。”
战争年代的考验经过了，和平年代的考验又来了。1955年全军授军衔，因为某种原因，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上报中将最后改为少将。他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说明着他的资历和资格。后来在众多战友的反映下，定级时做了补偿。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余秋里、王恩茂等同志那里知道的。余秋里同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金如柏总是替组织、替他人设想种种事情。党的‘八大’推选代表时，他在昆明军区任副政委，党组织准备提名他出席‘八大’。他考虑昆明军区所属部队都是四兵团的底子，而他是从其他单位调去的，没有什么代表性，辞谢了。‘十二大’和六届人大前他在军委炮兵，在酝酿出席‘十二大’代表和六届人大代表预选对象时，党组织准备提他。他又以调来炮兵不久，没有什么代表性和年大体弱为由，一再表示辞谢并建议从炮兵系统年轻的科技干部或教学人员中选一名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了更严酷的考验：被单独“隔离审查”五年。五年中被关地下室、锅炉房，经常挨打，关押5年中被打了多少次，难以计数。曾连续四个月每晚只让睡两三个小时，而且必须开着灯、面朝上这样一个固定姿式。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自己从来不对我们讲，我们都是通过侧面才了解到的。证明这一切的，是释放出来后体检表上开列的多种新增疾病：肺结核、胸壁结核、脊椎、膝关节结核……如柏在关押中偷偷在报纸的夹缝里写了许多小诗，名曰“囚中吟”。其中几首写道：“伪造诬据何其多，亲痛仇快无奈何。是非自有分明日，只恐病重难渡过。”“贺龙死党斗三年，残酷残酷史无前。左思右想理不通，这算是什么路线。”“历史清白乱追查，伪造证据往上挂。横眉冷笑相对待，胸有成竹我不怕。”听与他一起关押的老战友们讲：当时大家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唯有他经常和警卫人员大吵，整个走廊都听得见。为此他比别人多吃了不少苦头。被关押期间他也出了名：“思想最顽固”、态度最硬。解除监禁后这些事情又使他惭愧。他说，战士们都是执行命令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回家十几天他就带我一道去警卫班，向战士们道歉。那些战士没想到这种时候他还会来，非常感动。后来一次到301医院看病，又碰到一个曾经和他吵得很厉害的战士，他主动上前握手。那个战士拉着他的手，流出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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