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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
作者：王人广
读了《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刊登的王辅一、李维民所写《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王李文》）一文，了解了有关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但笔者对文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说“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的观点，不敢苟同。
现提出不同看法，并请教于《王李文》作者。
1937年12月30日电报不能作为“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根据
《王李文》提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主要根据是，1937年12月30日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笔者仔细阅读了这封电报后认为，将这封电报的内容作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的主要根据是错误的。现将此电报全文公诸于下，供广大读者研究：
陈、周、项、博、叶同志：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
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一）苏浙皖赣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
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
（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
（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
（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
（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
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箝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
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
洛、康、陈、毛十二月三十日
十分明显，这封电报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和毛泽东提出的在日军进攻武汉时，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北的作战部署的意见，请陈、周、项、博、叶考虑后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专对新四军的战略部署。
从电报时间看，这时（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刚刚占领南京，尚无进攻武汉的作战行动。新四军军部刚刚在武汉成立，尚未到达南昌。分散在各省的游击队尚在原地准备集中改编。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怎么能够担负起电文中所说的那么大的战略任务呢？
电文中所提“我军”是泛指中国军队，并不单指新四军。《王李文》中说：“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将第四支队即高敬亭支队设在皖中，是根据中央的这一部署确定的。”这些阐述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这封电报不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只是洛、康、陈、毛向国民党当局的一个建议。其次，电文中的“苏浙皖赣军区，以皖南为重心”并不是对新四军的部署，而是泛指中国军队。《王李文》将此内容说成是“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是不对的。再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是以陈部在皖南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电文中并无“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内容与含义。
向敌后发展是中共中央一贯的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指示
1937年12月14日，毛泽东和项英（当时在延安）致电叶挺，指出：“长江以南各支队（共六个不是五个）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
这是中央对新四军战略方向最早的一个指示。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1938年4月底，新四军各部大体在皖南、皖北集中完毕。4月29日，项英关于部队行动问题请示中央。5月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指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此，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6月2日，毛泽东再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以上各电，是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完整的指示。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决定。1939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后，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决议作出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的指示中，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又作出指示，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关于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致项英、叶挺电：“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综上所述，可看出，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贯的指示是向敌后发展，在敌后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如果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率主力一、二、三支队进入敌后，首先进入苏南，并分兵向江北发展，就不会出现后来皖南事变那种情况。而项英却将军部和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孕育了以后惨遭损失的后果。
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日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力促皖南军部和部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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