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王韬与华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作者：刘小清 刘晓滇
（一）
1874年2月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华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它的面世对中国报业的发展具有首创之功，因而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特殊价值。
《循环日报》的创办人王韬是一名饱学之士。他出生于江南古镇甫里一个衰落的“官宦之家”，年轻时的王韬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倘佯于《四书》、《五经》，闭门关舍，厚积待发。1846年，数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未料想六朝金粉之地的金陵，商女云集，灯红酒绿，十里秦淮更是青楼相接，歌笙达旦。置身于如此环境，王韬实在难以抵御粉香熏染、风月诱惑，苦读之志顷刻荡然无存。他情不自禁地穿梭于花街柳巷，乐不思蜀。最终，当他不得已收拢散落的书籍走向考场时，结果可想而知。
南京乡试的失败成为王韬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对仕途产生倦意。他去了上海，看望在上海“设馆授徒的父亲”，同时寻找人生新的驿站。当时上海福州路一带有个地方叫麦家圈，其主人为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麦都思曾在伦敦接受印刷术训练。当他抵达中国时，其携带之物不仅有一本必备的《圣经》，而且还有一部较为先进的书版印刷机。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译述西书的机构——墨海书馆。由于墨海书馆的建立，在麦家圈附近的四马路、福州路一带逐步形成书局林立、文化用品店铺聚集的局面。这便是延续至今的上海福州路文化街的由来。
墨海书馆诱发了青年王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前往拜访，参观了书馆的印书过程。其后，王韬记之为“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1849年9月，徘徊于上海滩的王韬进入墨海书馆，被聘为“秉笔华士”，即现在的编辑。从此，他即与麦都思朝夕相伴，“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
麦都思作为在华传教士，有一番宏大计划，即将《圣经》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翻译成通俗易懂、平实流畅的中文，以便于其传播。但他囿于中文水平，所译文字不免“拘文牵义”、“诘牙聱口”。王韬的到来正好弥补了麦都思的不足。助麦都思译书以及对所译文字的润色成为王韬在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这种宗教文字的翻译工作竟然持续了六年之久，这也是王韬自己始料未及的。王韬深厚的中文造诣，为宗教文字翻译增色颇多，以至后人誉其译本“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王韬在墨海书馆参与翻译的《新约全书》，以后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予以推广并且在中国广泛流传。
（二）
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言战事而受到清廷的追缉。他被迫避难于香港。
其时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正踌躇满志地计划将中国的经典文化作品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经典》。《中国经典》的翻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理雅各虽有留美学生黄胜等人助译，但仍感力不从心。理雅各原与上海麦都思多有联系，当他得知王韬抵港后，异常高兴。
此前，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所表现出的经学功底，令理雅各心仪已久。他立刻修书聘王韬来书院参与翻译《中国经典》，并且“特为位置”，“优礼有加”。
自入英华书院，王韬便“杜门削迹，一意治经”。王韬的加入无疑加快了《中国经典》这一浩大工程的进展。但毕竟中国经典文词古奥晦涩，历史记述真伪参半，加之后人注疏汗牛充栋，十分庞杂。王韬不得不广征博引，详加考订，仔细辨析，同时“采择先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绪语，折衷诸家，务求其是”。仅《尚书》译述即达三年。继之《诗经》、《春秋》、《左传》译本又相继推出。王韬、理雅各鼎力合作，积数年之功，终于完成洋洋大观的多卷本《中国经典》的翻译出版工作。此举引起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出版界的轰动。理雅各也因此得到极大荣誉并被英国爱丁堡大学授予汉学奖和荣誉博士称号。当然，理雅各并未忘记王韬对此的巨大贡献。他在出版前言中称：“译者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中国典籍矣。”他还称王韬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至少在香港未有能与之匹敌者。
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回国。他时常念及王韬，专门邀请王韬作欧洲之游。这年底，王韬搭乘普鲁士轮船离开香港，开始了对他一生有着深刻影响的欧洲之行。此后，他“纵横十万里，历经数十国”，足迹遍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槟榔屿、锡兰、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眼界为之大开。王韬自己称，一路之行“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观其兵力之强弱”。
王韬在英国逗留时间较长，有两年之久。他全方位地考察了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风俗民情以及各类新鲜事物，特别对于电报、铁路、纺织、文化教育以及城市公用事业都有较详细了解和记载。王韬的这些观感，以后被其累辑成《漫游随录》而刊行于世。
其时，王韬因翻译《中国经典》在英国已享有盛名，英国众多大学、教会、团体竞相邀请他前往讲学。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是王韬十分仰慕的学府，他在理雅各陪同下专程前往参观，并应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登上牛津大学的讲演台。他侃侃而谈，从孔孟之道的仁爱礼教直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口若悬河，“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之震”。
王韬在英国的社会活动产生强烈影响，好多图书馆请他题词，爱丁堡大学请他主持考试，伦敦照相馆专门为他摄像并作为世界名人像挂出，当地报纸追踪报道……王韬不无得意地用四个字予以概括：“吾道其西”，意即中国文化开始逐步深入西方。
欧洲之行，令王韬眼界大开，也增加其对西方世界研究的兴趣。之后，王韬即有《美利坚志》、《俄志》、《法国志略》、《西古史》、《西学原始考》、《普法战纪》等系列介绍西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专著相继问世，打开了国人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
（三）
走出国门的王韬，呼吸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气息。他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籍制度固然折服，但对其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神往。王韬意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以及报刊传媒的发达互为因果的。他曾用赞慕的口气介绍：“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者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政权。阅之，足以知民情之向背，习尚之好恶，风俗之浇醇，国计之盈虚，时局之盛衰，兵力之强弱。”王韬对西方报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由此触发了办报的念头。
1872年，王韬从欧洲返回香港不久即加盟《德臣西报》译员陈蔼廷创办的《华字日报》，之后担任主笔。《申报》专门载文评价王韬“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当时，《华字日报》对西报依赖较大，不仅内容多译自英文报刊，而且印刷发行工作亦由《德臣西报》担任。这是王韬颇为遗憾的。他下决心要摆脱这种局面，终于两年后创办了一份完全由中国人主宰的报纸，这便是《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完全由华人出资和经营。王韬对当时香港、上海等地中文报纸受制于西方人的状况颇有不满，他在《倡设日报小引》中称这些报纸“主笔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为此，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报馆可比。”
王韬所言的“本局”，即此前他与黄胜等人购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而成立的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办《循环日报》除得到黄胜支持外，协助办报者还有留英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庭芳，香港著名人士何启以及广东秀才洪士伟等。原上海《申报》馆职员钱征奉命考察香港报业，滞留香港，亦成为王韬办报的有力协助者。王韬是一位很有思想的香港早期报人，他提出办《循环日报》是“以中国人论中国事”，“凡时事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他认为“日报有裨于时政，报中所登之事，无非独抒管见，以备当事者采择而已。”由此可见，王韬办报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近代舆论意识。他要利用报纸议论国家大事，纵谈时事利弊和中外机宜，希冀以此影响国家当权者，影响时政。这种办报的指导思想使得《循环日报》具有不同于此前的中文报纸的一种鲜明特点。该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几乎每天都发有时评文章，而文章绝大部分为王韬亲自撰写。仅1874年至1884年的十年间，此类文章即有900篇以上。以后王韬精选其中180余篇，编成《文录外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中国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对《循环日报》如是说：“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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