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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国”发稿追忆
作者：王强华
一个重大提法（口号）的变化，往往能体现历史前进的步伐。
在经济方面，从解放初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而后的“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40年，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工作认识的深化。
政治从来比经济复杂、敏感。拿“法”来说，刚刚解放曾出现过“以法治国”的口号。从1956年党的“八大”董必武提出“依法办事”，到十年“文革”中事实上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真经，再到现在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肯定——否定——肯定”，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圈子。人们对“法”的认识升华了，整整花了半个世纪的光阴。
被郑重载入庄严宪法的“依法治国”（注：“以法治国”和“依法办事”本质上不应有区别。“依”，即依靠、按照的意思。而“以”即使用的意思；作为介词，它又能解释为按照、依照。可见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一致的（参见1987年《法学》第10期第14页），今天已成大家的共识，人们对这一口号习以为常、耳熟能详了。
可是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也许不会知道，正是“以法治国”这一口号在20多年前还是一个“禁区”，不仅一般百姓不愿意“碰”它，就连某些专业工作者对它也不理解，讳莫如深。这里我介绍一件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分管法制宣传。
1982年我国颁发了新宪法。为了宣传新宪法，《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首都知名学者举行座谈会的新闻。文中写道：
座谈会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将进一步开拓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它将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的进一步转变。有的同志发言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或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法治”，就是我们“以法治国”的根据。大家认为，依法办事，不仅指政治机关的活动，而且指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举国上下加强法制教育，才能开创依法办事的新局面。
新闻发表的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座谈会主办方一位负责人打来的，声称有两位有关方面高级别的负责人读了这条新闻，想就其中个别提法与我“交换意见”，让我现在就到他们办公室去。
这条新闻是《光明日报》一位专“跑”政法的女记者现场采写的，由我编发。记者写稿和我编发时，字斟句酌，如反映与会专家意见时，有三种提法：“座谈会认为”、“大家认为”、“有的同志发言指出”。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语言雷同，主要是加以区别，举凡大家常说的话，就用“座谈会认为”、“大家认为”，而像“法治”尤其是“以法治国”这样敏感的鲜见提法，则冠以“有的同志”定语，表明持该意见的只是个别人，既不是座谈会的主流观点，更非主办方的“官方”意见。
但即使这样，仍然引来了召见的电话。我立刻意识到“以法治国”的提法可能出了“问题”，也知道需尽快前去聆听意见。但我胸有成竹，一是知道座谈会上的确有的学者提出“以法治国”，记者如实写入新闻，不是“客里空”；二是知道要我去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人谦和、讲道理，不会无缘无故给报社和我上“纲”、上“线”；三是最主要的，我过去对“以法治国”口号进行过思考，也搜集了有关资料。1981年，我就写了篇《试论以法治国》的文章，论证了这一提法，发表在1981年《法学杂志》（北京市法学会主办）第3期上。在这以后，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新闻之前，我曾听说彭真在会见一家权威的中央大报主要负责人时，就说过我们要实行“依（以）法治国”，还听说叶剑英在一个什么地方谈过“以法治国”的问题。而在当时的法学界中更有不少人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有人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最有力的是在本报这条新闻以前，《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发表过一篇短文，也提到过“以法治国”。
由于我掌握了这些情况，特别是知道叶剑英、彭真都说过“以法治国”，我接到电话以后倒也不紧张。我把当时保存的资料带上，行前又打电话到中央某大报找到有关负责人核实了彭真的意见，就赶紧找了辆车前去。听到的意见果然如我所料，（大意是）现在中央对“法”的提法是“依法办事”，没有提“以法治国”，《光明日报》的新闻提了“以法治国”，把“法”的作用上升到“治国”的高度，那么“政治”将被放到什么位子上，而“党的领导”又怎样得到体现？
面对几位老同志，面对这个敏感话题，我能说什么呢？争辩没有用处，反而会伤和气。我一方面真诚表示，我一定把老同志的意见，原原本本汇报给报社编委会，如果报社认为确实新闻有错，想办法补救一下；另一方面，又像传播“小道消息”那样，把我掌握的上述情况，特别是彭真的那次谈话内容，报告给他们。还告知《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某年某月某日刊登的短文，也有同一提法。意思不言而明：《大地》上的文章，白纸黑字，发表的时间比《光明日报》早，《人民日报》比《光明日报》重要，造成的后果当然更加严重。
我平心静气地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很快得到老同志们的理解，他们说请你来本来就是沟通一下，你提供的情况很好，以后再研究吧！
以后再也没人提及此事，一场短暂的误会消除了。
五年以后，1987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原题是《再论以法治国》（发表时被编辑改为《“以法治国”的口号没有错》），刊登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1987年第10期上。该文先从语意和逻辑上分析“依法办事”与“以法治国”的异同，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不能说“依法办事”正确，“以法治国”错误；后面着重论证了“以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本质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观点。
这也可以算作对1982年《光明日报》上那条新闻的解说吧。
现在已是2005年。时隔20多年，我之所以重提此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重要的提法，特别是新的提法，出现以后往往会经历不同认识的碰撞、观念的更新，才能逐步地被众人所理解、接受，而历史也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前推进。
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提法（如新闻方面的“舆论监督”），需要人们深入审视，正确对待呢？（责任编辑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