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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思考的胡克实
作者：赖诗逸
2004年6月下旬，北京来电说，胡克实同志于6月27日深夜不幸逝世。接到这个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月的上旬，我们到北京时，还到医院里探望过克实同志。当时，他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一见面，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他坐上轮椅，我推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转了几圈，他很高兴。怎么过了20多天，就突然走了呢？但是，这个电话是克实同志的夫人于今同志打来的，我不能不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克实同志的身影，想起与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一）
1957年，我到北京参加团的三大。克实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主动约见我，并做了一次重要谈话。讲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除了强调毛主席提出此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外，他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一是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意义。他说，积极主动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家齐心合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得不好，则会严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就会人为地制造紧张的气氛，并在思想上、政治上遗留下许多问题。
二是指出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常见的是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也可以说，这是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对矛盾，在所有单位都存在，也与一切人都有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领导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三是共青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如何进行工作。他指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时，一般是由党和政府出面来处理，共青团处于协助的地位。但是，团组织不能因此而放松自己的责任。相反地，我们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态度。首先应该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矛盾发生的原因，主动向党委汇报。在党组织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案后，共青团应该积极贯彻。特别要注意，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共青团要把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四是团的干部应该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绝对不能成为“青年官”。他指出，这是团中央历来强调的团干守则，特别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以后，更要注意这一点。只有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他们才会向团干部掏出心里话，使团干部及时了解青年的思想动态。如果变成一个“青年官”，就会严重脱离青年群众，无法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到北京开会前，我虽然听了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重要讲话的传达，但还没有认真学习。克实同志的谈话，等于是给我上了一次政治课，使我大大地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可惜，毛主席不久就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真正付诸实践。但经过这一波折，我并没有忘掉克实同志的那一次谈话，而是想得更多，记得更牢，特别是不能当“青年官”这一点，更起到“警钟长鸣”的作用。
团的三大结束后，我向克实同志辞别时，他还以强调的语气告诉我，要注意阅读报上刊登的毛主席接见团代会全体代表时所作的指示。特别是其中最后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提醒我：“这句话是公开发表时新加上去的。”
我回想了一下，5月25日毛主席的现场讲话中，确实没有这句话。当时，毛主席在号召代表们“坚定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后，就结束了讲话。克实同志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发表新闻稿时要加上这句话。当时，我只是认为，这是为了加重前一句话的语气。实际上，其含义要深刻得多。紧接着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表明：毛主席是用这句话来向党、团员正式打个招呼，也可以说公开发出要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在那场大风大浪的斗争中，我常常想起克实同志在5月底的叮嘱，并从内心里感谢他在政治上对我的关怀。
（二）
1966年4月，我到北京列席参加团的九届三次全会。在此之前，耀邦同志已经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从1964年11月起，克实同志就全面主持团中央的工作。所以，这次全会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揭开序幕的。
会议开始后，有一段时间，克实同志没有参加小组讨论，听说他是去参加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我很想了解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一个晚上，我敲响了克实同志在宾馆住房的门。
当我问起中央会议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时，克实同志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次中央会议，不是研究工作问题；会上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揭发批判。接着，他简要地谈了一下会议的情况。我记得的是：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组织军事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还批判罗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对罗的揭发，是1965年12月在很小范围内开始的。1966年3月上旬，在北京正式进行了揭发批判。3月中旬，罗瑞卿同志做了检查，但没有获得通过。会议要求罗再做检讨。3月18日，罗瑞卿同志从住所的三楼跳下来，跌断了腿。以后，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吸收了中央各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参加。克实同志是在这一阶段参加的。听说批判了罗瑞卿同志，我觉得很突然，特别是听到罗瑞卿同志跳楼的消息，我更感到震惊。
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克实同志又谈了对自杀问题的看法。他说，从过去的情况来看，领导干部的自杀，往往是在政治运动的紧张阶段出现的。有人觉得自己的问题被看得过分严重，或者认为别人的批判调子太高，还有人感到揭发的问题不大符合事实。总之，是认为自己受到了委屈，结果就出现了这种不寻常的做法。
由于克实同志强调，这个问题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我只是倾听，但心中留下了很多疑点。
在这次会议的后期，克实同志还同我谈了耀邦同志在陕西的情况。
我先反映了一个消息：会议期间，有人在闲谈时说，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不大顺利，还受到批判。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提问，引起克实同志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克实同志说：耀邦同志在陕西，确实受到了批判，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损害，最后被迫离开西安，到北戴河疗养。他到陕西后，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到四清运动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他提出，暂时停止捕人；对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暂时停止开除党籍和公职，留待运动后再处理；面上的夺权也暂时停止，待重新部署后再采取行动。他指出，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还提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方针。这些意见，引起了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满。《二十三条》下达后，就给耀邦同志扣上了“大刮翻案风”的帽子，不断地进行批判。有一次，耀邦同志在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会上做检讨时，突然大脑发病。医生说有生命危险，会议才不得不暂时停止，把耀邦同志送往医院抢救。就是这样，在病情稍为好转后，他仍要趴在床上写检讨。有人做了个统计，耀邦同志在陕西任职200天，实际上干工作的时间只有100天，而无法履行职务和接受批判也有100天。1965年6月，叶剑英等同志到西安。叶帅说，耀邦，你在西安谈不清问题，回北京谈吧。耀邦同志提出：“不叫我走啊！”叶帅说：“跟我一道走。”叶帅把耀邦同志拉上飞机，回到北京。当时，耀邦同志已被免去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
克实同志的一席话，使我了解到耀邦同志到陕西后的处境。听后心情十分沉重。我想起1965年底耀邦同志从福建到广东的情况。当时我到汕头迎接他，并陪他到肇庆休息。一路上，他只是参观，很少发表意见，与过去他谈笑风生的作风大不相同。看来，这与他在陕西受到错误的批判可能有关。
总之，克实同志在1966年4月的两次谈话，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对我来说，这是头一次直接听到领导同志讲述这一类政治事件。在谈话中，克实同志对罗瑞卿同志被批判的问题，没有明确讲出自己的意见。但他曾自言自语地说：“军事大比武进行集中表演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观看了呀！”这表明，他对批判罗瑞卿同志组织军事大比武一事是有某种怀疑的。在谈到自杀问题时，他实际上流露出同情罗瑞卿同志的想法。
至于批判耀邦同志，我从克实同志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他是根本不同意的；特别是讲到那种过火的批判时，他的脸上充满愤慨之情。这表明，在“左”的倾向已占上风时，克实同志仍然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而对于党内斗争，他是反对“左”的做法，维护正确原则的。
（三）
1974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这是“文革”爆发后我首次进京。所以，在会议有空时，我就赶快去拜访克实同志。当时，他已被分配到国家地震局。
谈话一开始，我先做了检讨。这要从我的一次发言讲起。
1972年我恢复工作后，曾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到，1953年的团代会没有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团中央的一个“严重错误”。散会后，原来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位同志对我说：“这个说法不对。当时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党中央决定的。”为此，我感到很惭愧。
克实同志听了我的检讨后说：“确实不应该这样讲。”但他没有做更多的指责，而是对我谈起当时没提“毛泽东思想”的由来。
克实同志说，“文革”中批斗耀邦同志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被揪来陪斗的李昌同志申辩，最初起草的团章草案中，曾经写上了“毛泽东思想”。后来陈伯达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所以，李昌同志就根据这意见，把团章草案中清清楚楚写上的“毛泽东思想”划去了。1954年，中宣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这说明，李昌同志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最后，克实同志说，团的二大文件中虽然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仍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怎么是一个“错误”呢！
听了克实同志的话，我恍然大悟，插上了一句：我看到不少大批判的文章，都把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大问题，谁知道竟是这么一回事。他接过我的话题，又发表长篇的议论。
克实同志说，对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要注意阅读，但又要认真分析，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过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现在看来，有的就说过了头。接着，他着重谈了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批判文章的看法。他提到《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说“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恐怕是另有所指。对于《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克实同志指出，柳下跖与孔老二生不同时，怎么能“当面痛骂”呢？还有一篇《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克实同志说，这篇文章在描写孔老二拜见国君时，竟出现“端起胳膊”四个字。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而大家都知道的是：周总理因为跌伤了手，没有彻底治好，常常“端起胳膊”。这不是借批孔之名，影射周总理吗？克实同志又说，最突出的是《红旗》杂志上刊登的《孔丘其人》。历史资料明明写着，孔丘在世时，鲁国根本没有设立“宰相”的官职。但这篇文章竟把孔丘加封为“宰相”。这是最明显的影射周总理。
会议后期，我还去见了克实同志一面。因为，我去拜访耀邦同志之前，有同志曾告诉我：耀邦同志还没有做结论。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询问克实同志，他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所谈的内容主要是：
“文革”初期，团中央已被定性为“修透了”的单位，耀邦同志受到了长期的批斗。1968年10月，他被中央临时“解放”，出席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的九大。在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初步名单上，原来有胡耀邦的名字。据说他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不要作为中委的候选人。后来才换了别的同志。
1969年，耀邦同志和团中央的干部一起下放到黄湖干校。在干校，他曾做过检查，承认团的工作在十七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但他认为，总的说，十七年是红线，不是黑线。他从思想上进行了检查，承认自己在解放后对毛主席有过“五次动摇”，即是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都有过怀疑。听了他的检讨，不少同志都感动得流泪。但驻团中央机关的军代表却很不满意。
在对胡耀邦定性的问题上，耀邦同志与军代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耀邦同志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有一次，军代表提出责问：“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已承认是走资派，为什么现在又不承认？”耀邦同志答：“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如果我不承认是走资派，对其他书记压力太大。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根本不是走资派。”军代表拍着桌子，说他“翻案”，并要他在定性为“三反分子”的结论上签字，他拒绝了。最后，耀邦同志对军代表说：“你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后面写上我的意见，请中央来决定。”军代表无法压服他，只好这样办。周总理看到送来的报告，立即决定把他调回北京休养。1971年10月，耀邦同志离开了干校。但在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解放”团中央书记时，仍然没有耀邦同志的名字。
克实同志最后表示：“我相信中央会给耀邦同志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他想继续干革命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克实同志同我进行上述两次谈话时，江青之流还在政治舞台上横行霸道。从他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他对耀邦同志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但对自己被批斗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提到。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文章借批孔之名，影射敬爱的周总理，他已经觉察到，并持不同意的态度。这说明，在复杂的斗争中，他的政治嗅觉很灵敏，而且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
回想起我与克实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对我谈话的情景，我仿佛又看到他那慈祥、和蔼的脸孔，又听到他那娓娓动人的声音。但是，要真正看到勤劳工作时的克实同志，已经根本不可能；就是让他再坐在轮椅里，我推着轮椅转圈，也已经办不到了。我只能说：克实同志，请您好好安息吧！（责任编辑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