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从胡适的一首词说起
作者：盛禹九
拍手高歌 庶民胜利
胡适是我国文坛巨擘。蔡元培称誉他“新知深沉”，“旧学邃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写过许多白话诗，也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民主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笑君休笑老胡。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首《沁园春·新俄万岁》，是歌颂俄国二月革命的。上阕写于1917年3月21日，即革命发生后的第三天。当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胡适留学日记》中这样写道：
前日报记载俄京革命之第一日，有此一段：成群的学生很容易从他们的黑色制服和蓝帽子被辨认出来。他们中还混有许多起义士兵的粗布衣裳；各色人等杂入其中。眼下他们消除了党派之争，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业团结成一体。
《日记》中还写道：俄国突起革命，市战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逊于其弟密雪儿大公。大公亦谦让不敢当也。吾意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快事也。
20多天后，4月17日夜，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又记了一段：
吾前作《沁园春》词记俄国大革命，仅成半阕。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免者十万人云。夫囚徒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诺夫皇朝之所以不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惨死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吾读之有感，因续成前之词而序为右。
56年前，我读过胡适这首词。激情荡漾的文字曾经唤起了我对革命的向往。“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使我记起了俄国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那段可歌可泣的百年历史：为了反对沙皇的暴政，多少革命者流血牺牲，多少工农和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然而，暴政和镇压并没有使俄国人民屈服，反而唤醒并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前仆后继，进行着英勇的斗争。1827年，普希金写了《致西伯利亚囚徒》的著名诗篇，热情地歌颂了那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
愿你们保持崇高的榜样。
你们悲惨的工作和崇高的理想，
决不会就那样消亡。
……
沉重的枷锁会被打碎，
自由会来到你们的身旁；
牢狱之门也会打开，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这首诗被人带到西伯利亚，在当地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奥多耶夫斯基写了一首诗回答普希金，其中一句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燎原大火烧毁了沙皇的宝座，“一万里飞来大赦书”，“冰天十万囚徒”得到解放。激情奔放的胡适因此“拍手高歌：新俄万岁”！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之后，诞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彼消此涨，局势未定，所以胡适词中有“后起谁欤”之句。果然，几个月后，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成功了。为此，李大钊热情高呼：《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在文章中写道：
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件事的征兆，和世界全局的征兆有关联。1789年法兰西的革命，不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1917年俄国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事实也如李大钊所料想的那样：继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胜利了，许多国家的革命胜利了。74年后，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解体，这些国家又在恢复、继承和发展俄国二月革命的事业，走向新的时代。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见微知著，“一叶惊秋”。“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在这一点上，胡适和李大钊都有着惊人的预见性！
两阕《沁》词同工异曲
读胡适的这首《沁园春·新俄万岁》，很容易使人想起另一首词，那就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毛泽东作古以后，著名的旅美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详细研究和比较过毛泽东和胡适的这两阕《沁园春》，发觉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首词用同一词牌《沁园春》，主题同为雪。“冻雪层冰，北国名都”和“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从用词到意境，多有暗合之处。毛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似由胡“乌衣蓝帽，轩昂年少”脱胎而来，且同指革命者的服色。至于“无数英雄竞折腰”，不正像“万众欢呼”“拍手高歌”吗？胡句有“毕竟谁输”，毛则有“欲与天公试比高”；而且毛的“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还是胡的“毕竟谁输”之意；从句法上，“惜秦皇汉武”似“去独夫沙”，“看红装素裹”类“似这般快事”；而结尾三句更妙：一个是“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一个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是历史的纵观，今昔未来的对比，只是毛用肯定语气，更见豪放的力量。
胡适《沁园春》成稿于1917年4月。这年底，胡适从美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此词最初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后收入胡的《尝试集》中。1918年7月，青年毛泽东来到北平，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并且成为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热心读者。毛泽东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在北大工作期间，毛泽东想已读过胡适的这首词，并受其感染，铭记在心。毛的《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发表于1945年。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前人的佳作，常化而用之；在写《雪》一词的过程中，会不会从胡词中得到启发和灵感呢？
胡适论词，特别强调的是词的内容，即意境和情感。他认为：“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这种人不是词人，只可叫‘词匠’。”两首《沁园春》，就气魄而言，毛词显然高于胡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柳亚子评《沁园春·雪》“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膛乎其后”。然不论从音律遣词，还是从情感和意境来说，胡词亦不失为上乘，这是人们的共识。
胡适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都是歌颂革命的：胡适歌颂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歌颂的是无产阶级革命。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韦君宜在《露沙的路》一书中写的一段文字：
露沙想教学生一点诗。有一天，她选了毛主席的《长征》……她在堂上高唱起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第二次又选了一首赞美当年俄国革命的词：“客子何思，冻雪层冰……”但是当念到“新俄万岁”的地方，她忽然不那么神气昂然了。自己心里有点不安：
这首诗，是胡适之做的。胡适之这个人，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是顶臭的。把他的作品选了给学生讲，不那么合适吧？自己是一时失于检点。
下了课，她把这件事告诉老崔。老崔说：“其实一诗一词都不错。可是，毛主席的诗，好就是好；胡适之的词，好也是坏。咱们这些人，看作品不能只看作品本身哪。”
他说完了，轻轻叹了口气。
这是韦君宜叙述自己1938年在陕北绥德教书时的一件小事和当时人们的心态。当我读着这一段文字时，也只能是“轻轻叹了口气”！
民主自由陈胡共识
正如韦君宜所说，在过去一段时期，胡适其人和他的诗，在大陆确实是“顶臭的”；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胡适大批判”，胡适从过去被称为“当今孔子”和“圣人”，一下子变成为“奴才”、“走狗”和“最危险的思想敌人”，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真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平心静气论胡适，他既不是什么“当今孔子”和“圣人”，也不是什么“走狗”和“敌人”，只不过是一个信奉和鼓吹“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或曰“民主个人主义者”）而已。
什么是自由主义？胡适的解释是：“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我提倡自由，我一直主张，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人民必须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说他是“最危险的思想敌人”，主要是因为他在以上这些问题上，与无产阶级提倡的在很多地方是相对立的。
胡适的一生，无论从学或议政，都是为了鼓吹和实践其“自由民主”和“学术独立”这一理念而奋斗。他从大陆到台湾，曾扶植过许多学术团体，办过很多刊物，累遭批判和厄运。例如，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创办《努力》，鼓吹“好人主义政府”，被北洋军阀政府“止了壁”；之后，他办《新月》，鼓吹“人权”，抨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专政”，又受到了围剿；30年代，他的《独立评论》揭露“华北自治”阴谋而被查禁；50年代在台湾，他支持雷震的《自由中国》，针砭台岛时弊，鼓吹民主自由，再次受到围剿，《自由中国》也因此查封。
胡适曾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引诱，和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过合作，但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参加过国民党的“国大”，主要是为了实践其“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理想；他曾多次“进谏”蒋介石，要蒋“废除总裁制”、“实行多党制”、“培植言论自由”，并下“罪己诏”等，被蒋一一拒绝。在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如此漫长，传统势力如此根深蒂固，又如此缺乏现代意识的国度，要实现民主自由，谈何容易！当胡适“自由民主”的理想一一遭受碰壁和破灭后，他只能以流落异乡、晚景凄凉而告终。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作为时代的启蒙者，胡适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曾一同高举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之后，两人又分道扬镳：一个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这一段期间，两人在个人信仰上又都有过反复和游离。例如，1926年6月，胡适去苏联参观后，曾表示“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列宁一般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系性？我的答案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1934年9月，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还歌颂过“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历经坎坷和反思之后，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明确指出：
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又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钱不值。
……
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这样，在如何认识民主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和胡适两人晚年又回归“五四”，取得了共识。
56年前，笔者听过胡适的一次学术讲演，那是1948年10月在武汉大学念书的时候。记得那次，胡适作为武大校长周鲠生的朋友，应邀来到珞珈山讲学。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身着浅灰色派力司长衫，在学校大礼堂里，面对莘莘学子侃侃而谈；讲演的题目是《东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为此，笔者曾写过一篇通讯———《胡适博士在武大》，发表在湖南的一个报纸上。这个报纸的所有档案资料在“文革”中荡然无存。我的原稿也在“文革”中销毁，详细内容已经淡忘，只记得那篇文章对胡适总的评价是：学术上肯定，政治上则是否定的。
54年后，在广西柳州一位朋友的家里，重读和谈论《沁园春·新俄万岁》这首词，我对胡适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悟：
作为一个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拓荒者，胡适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考据，以及宗教等诸多领域。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着力地强调过“实事求是”的这一观点。他提出过：“一切学术和理想都必须用实行来试验过；试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同样一个意思。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至今仍为许多学术工作者所遵循。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格言，闪耀着思想的光辉，鼓舞着人们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除此之外，我还赞赏这样一个观点：“他[胡适]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
胡适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真正认识还需要时间。可以相信，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思想将越显露其光辉，他的业绩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承认。正如胡适暮年喜爱吟颂顾炎武的诗句那样：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至望河清。
（责任编辑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