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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天津滞留记
作者：张颂甲
五十五周年国庆节来临前夕，9月21日出版的第779期《作家文摘》刊登了《梅兰芳画传》中有关五十五年前梅兰芳在天津一度“受难”的情况。文中说，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暂演出期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此言一出，立即引来批评声一片……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
此文既出，旧话重提，不禁使我回忆起历历如在目前的往事。
“移步而不换形”提出缘起
1949年夏，北平解放不久，年方22岁，刚从国民党特刑庭草岚监狱出狱不久的我，离开北平师范大学，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任文教记者。同年10月底，梅兰芳先生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进步日报》采访通讯部派我访问梅兰芳先生。
11月2日下午，我在天津解放北路靠近海河的一所公寓里见到梅先生。只见梅兰芳身着深灰色西装，他虽然风尘仆仆，但毫无倦容。看上去很年轻，容貌光彩照人。
和梅先生寒暄叙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我们的话题逐渐转到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改革上来。
梅先生认为，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京剧艺人需要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大多数艺人开始走上新生的道路。对这一点，他是非常高兴的。
我问：“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梅先生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近二百年的历史。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
他接着说：“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他列举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话来加以印证：“西蒙诺夫对我说过，中国的京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唱和舞合一，这在外国很少见的。京剧既是古装剧，它的形式就不要改得太多，尤其在技术上更是万万改不得的。”
梅先生说，京剧是要改革的，但要改得恰当，改得好。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如在《苏三起解》这出戏里，就不宜于把解差崇公道演成一个十足的好人，可以加强渲染他的同情心。在《宇宙锋》这出戏里，把赵忠的自刎改为被误杀，这样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在《霸王别姬》这出戏里，他适当地减低了楚国歌声的效果，戏里说唱歌瓦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是过甚其词了。他说：“这些小小的改动，不过是初步的改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梅先生毫无架子，对我这个青年记者热情接待，侃侃而谈，使我如沐春风，获益良多。许姬传先生也不时穿插，补充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引起轩然大波被困津门
11月2日当晚，我写出题为《“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经梅先生签字，刊登在次日（11月3日）《进步日报》第三版上。
大约过了四五天，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钱杏）、副局长孟波同志把我找到局里。他们态度严肃地询问我这篇访问记出笼的经过。我不明就里，只能据实以告。阿英同志见我有些惊慌，便告诉我，这篇访问记发表后，迅速地在北京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在京剧界很有影响的名家认为，梅兰芳在京剧改革上主张“移步而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他们（当时写文的有：田汉、马彦祥、马少波、阿甲等）已经写出几篇批判文章，要见之于报端。后来，中央（即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考虑到梅先生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很有影响，对他的公开点名批评要慎重。于是才把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同志处理。为此，天津市文化局两位局长才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对此事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承认稿子是我采写的，发表前未请领导审阅是我的疏忽。但对旧剧改革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何致落罪？
我一方面气愤，一方面又感到惶恐。毕竟是自己写的报道出了问题，闯了大祸。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回到报社，赶紧向孟秋江社长和李光诒主任作了汇报。他们安慰我说：“新闻自由嘛，客观报道，记者是没有责任的。”有了他们的支持使我的心绪稍微放宽了一些。
话虽如此，我个人承认错误，写检讨，事情不大，而用我的笔给梅先生捅了漏子，于心不安。过了两天，我再次去看望梅先生。
才几天不见，梅先生这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已从阿英同志处得知这个消息，精神很紧张。他告诉我：“已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了。”
那时，刚刚迎来全国解放，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艺人，对新社会的一切还不适应，思想还来不及转变，遽然受到“点名批判”这样巨大的压力，他怎能承受得了啊！
接着，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谈谈，没成想你那么快把文章发表出来，也没成想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
我歉疚地说：“这事应由我承担。为了解脱您的责任，是否请您写个声明，说文章观点本出自记者，是强加给您的，此文与您本无干系。然后，我写个‘检讨’，说自己采访粗枝大叶，随意性强，把不属于梅先生的观点硬加在梅先生头上，文章见报前又没有送给梅先生看过，也没有送请市文化局领导审阅过，其中所有错误，理应由记者负一切责任。”我再三向梅先生说明，这样做，对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影响，能够解除梅先生的烦恼，是我最大的愿望。
梅先生低头不语。此时，许姬传先生忙道：“不妥。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让人感到梅先生胆小怕事，推托责任，不虚心接受批评。”他又说：“我倒想出一个办法，由我许某人出面，写篇东西，说明那天记者来访时，梅先生因有事，只说几句就走了，访问记中所写的观点，全是我许某人所谈，如有错误，应由我许某负责，与梅先生无干。你们看这样处理可好？”
梅先生觉得这样处理也不妥帖。我也觉得拐这样一个大弯不好。三人琢磨半天，终无良策。
梅先生此时在天津已演完戏，本来预定11月10日返沪的，现在被此事拖住，欲走不能。他被困津门，一困就是半个月，迟至11月下旬，还不能脱身。每天无所事事，只能闭门家中坐，听候处置。
座谈会上被迫作自我批判
又过了数日，阿英局长电话告我：“梅先生的问题好解决了。”他嘱我立刻到他处，与他一同去梅先生寓所。
阿英同志笑容满面地向梅先生和许姬传转达了黄敬、黄松龄同志的问候，并热情地加以慰问。阿英同志说，颂甲写的那篇文章的问题，经市委研究，准备由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先生和许先生参加，颂甲自然也要参加，大家在会上就京剧改革的观点交换一下意见，对梅先生上次发表的观点可以提点不同的看法，梅先生也可借此机会重新修正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将座谈记录全文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由《天津日报》转载，向全国有个交待，这事便可告一段落了，梅先生会后可以返沪了。
梅、许二位闻讯喜笑颜开，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完全同意阿英同志的安排。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解救了梅先生的燃眉之急，也使我这个被牵连进去的记者得以解脱。那天是我很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印象很深，许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天津市剧协召开旧剧改革座谈会。座谈会由阿英局长主持。
会上，市剧协负责人何迟同志首先发言，他扼要地报告了天津市解放九个月来戏剧改革的概况。第二个发言的便是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先生说：“我很高兴在南下前夕还有这样一次集会。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一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的帮助。因为行色匆匆，我只能谈谈最近演出和学习中所得到的一点零碎感想。
我对于戏曲改革的前途，是极其乐观的。在组织上，我们有最高的统一指挥的文化部戏曲局，也有全国戏曲改进协会，艺人们自己也在翻身后不断有着进步。有方针路线，有具体办法，有大家的刻苦努力，有这些基本条件，运动是不会不成功的。
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正如何迟同志所说的，是剧本的缺乏。发展的要求是普遍的，由于剧本不够，就使我们的发展受了限制。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第一，当然是更广泛地发动大家创作新剧本，鼓励会写的多写，提倡写剧者和旧艺人结合起来写，倡导旧艺人自己写。采用奖励、稿费、上演税等等的办法，来刺激写剧运动的展开。第二，就是整理旧剧本，那根本上不应该再演的就不演，须要大修改的就大修改，小修改的就小修改。救急的办法，是先选出还可以演的，还有一部分意义的，把那要不得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反人民的地方，先行改掉。然后再有计划地从剧本的思想上来进行较彻底的改动。
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比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意见，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后学习的一个进步。
我希望，为着适应目前运动的需要，剧作家、文学家以及有创作能力的旧艺人，都应大胆放手创作新的剧本，以供给全国迫切的需要，使运动很快地展开。同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还要尽可能地细心慎重，初期虽难免出丑，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提高。这样，我们的旧剧改革，一定会有新的前途，会达到胜利成功的地步。
座谈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取梅先生发言。只见他沉着稳重，落落大方，他的谈吐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娓娓动听。他讲完，阿英同志带头鼓掌欢迎，与会者都热烈拍起掌来。此时，梅先生站起来，含笑频频点头致谢意。
和风细雨式地开展批评
座谈会接着进行。对“移步而不换形”观点提出异议的先后有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华粹深、著名作家方纪和阿英同志。批评是在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气氛中进行的。
华粹深说：“我对于旧剧改革有两点主张。第一，我以为改进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只要认清立场和观点，就可以大胆去改革，不必有所顾忌。同时，要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改革，这样自然能够逐渐进步，而获得很大的效果。第二，形式和内容不可孤立，应当同时改进。以旧剧的内容来说，自然大部分是含有封建毒素的，而形式上有问题的也并不少，如果只注意内容，而忽略了形式，也是不对的。”
方纪说：“过去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先于民间，死于庙廊’的。诗歌如此，戏剧也如此；昆曲如此，京剧也如此。皮簧产生以后，首先为人民所喜爱，然后为统治者所采取，便由民间进入庙廊。以后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从内容到形式都逐渐起了变化，成为脱离群众的东西。拿京剧和梆子来比，梆子音调高亢、节奏响亮，农民很喜欢；京剧在这一方面就不行了。
但京剧自然有它的优异处，如音乐和谐、表现细致等，就都是在宫廷里面加工的结果。这种加工，对于艺术形式本身固然提高了，但同时也因之失掉了生命。京剧形式上柔骼硬化的地方便是这样来的。因此它已不宜于表现新的现实的事物。正如绝句、律诗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一样。
因此京剧必须改革。这种改革不仅限于内容，同时一定及于形式。因为京剧的有些表现方法不仅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同时也不能表现古人的生活和感情。特别是在我们用新的观点来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古人的生活和感情也一定不会像现在京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了。因此京剧内容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形式也一定发生变化。有用的留下来，没有用的去掉，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这就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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