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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北革命根据地走来的郭洪涛
作者：文安生
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立志革命和狱中斗争
郭洪涛考入榆林中学时，校长是著名的西北民主革命人士杜斌丞。当时学校已经有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郭洪涛受到很深的影响，不但立志革命，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还根据党的决定，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担任榆林国民党县党部委员。1926年9月，他接任了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成为组织领导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骨干。他们在街头讲演，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游行请愿，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拥护北伐，抵制日货，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剥削欺压的斗争，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逼迫作恶多端的横山县长下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洪涛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榆林转赴太原。他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冬天，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太原被反动政府逮捕，时年18岁。虽遭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的机密和同志们的安全。
在5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中，郭洪涛勇敢地坚持斗争。为了改变狱中残酷的监管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他和几位党员发动难友开展请愿和绝食活动，同伪监狱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当绝食第五天，许多人饿晕了仍不进食的消息被《大公报》披露后，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从此，伙食有了改善，也可以和亲友通信及定期见面了。
1931年，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派人以探视为名到狱中同郭洪涛接上关系后，又指示成立狱中支部，指定他担任支书。支部组织领导了狱中斗争，要求党员立场坚定，对动摇分子进行教育帮助，对有反动言论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学习从狱外偷送来的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著作，郭洪涛还在难友中发展了两名地下党员。支部注意团结教育普通犯，做了许多争取看守人员的工作，结果有的看守人员能够帮助从狱外带来进步书刊，特许监外的地下党员同狱中党员见面，甚至党员能在囚室里开支部会，个别看守人员则利用站岗的机会为他们放风。在接到特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后，支委会曾具体研究和积极准备发动越狱暴动，联系了300多名普通犯，预定要配合特委正在组织的兵变，届时将里应外合，夺取看守的枪支举行暴动。
参与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3年郭洪涛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来到北平休养。不久，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正在北方搞兵运的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作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开展工作。一天，谢子长和阎红彦一起到北平沙滩蓬莱旅馆看望郭洪涛，他们在介绍陕西情况时说，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北革命受到了挫折。谢子长说：“我们得回去收拾这个局面，我想让你也一道回去。我搞军事工作，你搞地方工作，咱们同心协力把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绝不能让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革命之火熄灭掉。”郭洪涛颇受感动，欣然同意。
12月初，谢子长返回陕北。郭洪涛随后到达陕北佳县，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在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和陕北特委领导下，郭洪涛参与领导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郭洪涛领导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第五支队。游击队在打击和消灭白军民团武装的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抗债、抗租、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对罪大恶极的豪绅恶霸则坚决镇压，并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张贴布告，公布其罪行。郭洪涛有一次路过绥德，听到群众议论说，陕北出了个姓苏的大人物，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到处为民除害，穷人有了出头之日了。郭洪涛感到无比欣慰，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在他看来，这就是老百姓对红军游击队的最高奖赏。
陕北红军游击队很快在绥、米、佳、吴边和绥、清、延川边发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根据地建立健全了党团组织和基层政权，普遍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郭洪涛任政委。他与总指挥谢子长一道率部攻进安定县城，从狱中救出了被捕同志和革命群众200余人，大大振奋了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斗志，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随后指挥所属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三团联合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除神府苏区外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扩编为红军一、二、三团作为主力团，并经郭洪涛建议，中央驻北方代表批准，于1935年1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该师组建后三战三捷，取得了反二次“围剿”的初步胜利。
1934年9月，郭洪涛到清涧县进行土地分配的试点工作。按照试点经验，确定了土地分配政策。经过一个冬春，陕北根据地全部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根据地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935年2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根据谢子长、刘志丹共同商定的意见，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对两个地区的党政军实行统一领导，并对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部署。郭洪涛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后改任秘书长。他为粉碎敌人的再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努力。
迎接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7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为中央代表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派聂洪钧参加中央代表团。朱、聂二人到陕北后，全面领导西北苏区党政军各项工作。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包括陕甘边）发生了错误肃反事件。在逼供信的情况下，以屈打成招的口供为依据，逮捕了红军和苏区领导人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前方还错杀了一些同志。在军事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中央代表团决定成立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军团长、刘志丹副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领导下，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在榆林战斗中歼敌一○七师四个营。这时，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消息传来，几位领导人就研究过如何迎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榆林桥战斗获胜当天，确悉中央红军已到达吴起镇，经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商定，由程、郭前去迎接。同时报告了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当即派人为中央和中央红军筹集给养。
郭洪涛和程子华从稻左堡出发，策马扬鞭，当天就到了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中央红军派来寻找陕北红军的贾拓夫。当李维汉和中央机关也到达下寺湾后，郭洪涛向李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两支红军的创建发展过程和现状，以及正在进行的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还在被关押等情况，并陈述了对肃反扩大化的看法。李维汉感到情况重要，即于11月2日带郭、程去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汇报，对陕北和红十五军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们到陕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对陕北是有特殊贡献的。”毛泽东愤怒地谴责逮捕刘志丹等的机会主义错误，说：“没有这些好同志，哪来的这块根据地！”据郭洪涛回忆，当时的陕北根据地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协同作战，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一○九师。24日又追击歼敌一○六师1个团于黑水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出发点。到下寺湾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向毛泽东、张闻天汇报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也就成为郭洪涛革命生涯中一个独特的亮点，成为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光荣经历。
郭洪涛和贾拓夫一起从下寺湾回到当时陕北苏区的中心安定（现子长县）县城瓦窑堡，进行接待中央入城的准备工作。11月7日，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受到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街道两侧红旗招展，欢迎标语随处可见，在高昂的锣鼓唢呐声中，人们载歌载舞，送水端茶，中央领导和指战员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郭洪涛为中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准备了一餐尽可能丰盛的饭菜。当领导同志品尝到打土豪的胜利品、陕北罕见的海参、鱿鱼等佳肴时，称赞说，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长征打下遵义时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席间人们谈笑风生，意气盎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得知王稼祥在长征中负了伤，仍身体虚弱后，郭洪涛专门找来一头奶牛，使他每天能喝上牛奶。
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
迎来中央以后，郭洪涛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陕北省委书记。作为地方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央负责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五人委员会（中央代表是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军委代表是张云逸）。1935年11月13日，郭洪涛参加了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做了工作汇报。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郭洪涛积极组织为中央红军筹集粮食给养和御寒服装，改善红军生活条件。根据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节衣缩食，仅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就完成军粮970余担，而延川一县提供的军服就多达3000套。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壮大红军力量，中央陆续将西北根据地内的游击队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和两个独立师。在周恩来、李维汉领导下，指定郭洪涛负责发动群众参军，在陕北各地迅速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热潮。1936年短短几个月就扩大红军9600人。同时，加强了对俘虏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参加红军，争取改造了3000名东北军俘虏，扩大了兵源。
在张闻天领导下，郭洪涛参加了改变富农政策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对郭洪涛反映的情况和建议十分重视。经过认真讨论，做出了纠正“左”倾的富农经济政策的决定，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郭洪涛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会议，致力于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相继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7年5月，郭洪涛参加了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终生不忘在陕北肃反中的错误
陕北错误肃反（包括陕甘边）发生在1935年秋，是中央代表团主持的。郭洪涛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1942年12月，西北局书记高岗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结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说：郭洪涛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企图把刘志丹等同志杀了，好当西北领袖；朱理治同志和郭洪涛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郭洪涛想当土皇帝；郭洪涛到山东工作后又搞错误的“湖西肃反”，继续杀人等等。1942年12月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也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郭洪涛当时即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弼时提出申诉，最后他表示在服从组织的原则下保留个人意见。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郭洪涛所在支部审查这个问题时，根据有关文字证明材料和郭的申诉，提出重新为郭做结论，后因高岗极力反对而未果。但支部书记陈奇涵以党小组的名义重新为郭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审查意见，并写明应把有关材料“反映上报，以便对郭复查时，作为参考”。
这以后，郭洪涛表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永葆革命青春的情操和胸怀。他在《郭洪涛回忆录》中写道：“在检讨、改正错误的心情和背着莫须有罪名的委屈情绪交集在一起的心态下，我横下心来，不再申诉，鞭策自己，埋头工作。我扪心自问，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为党工作，忠诚为人民服务，严守誓言、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自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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