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我所知道的胡可
作者：徐光耀
一次，在饭桌上与胡可、杜烽边吃边聊。我忽吐出一句杂感，说：“京剧有点怪，有时故意往别字上念。比如，常把‘脸’念成‘减’。”杜烽接过去说：“不，我小时候上学，老师就教我们念‘减’。”胡可听了，很不屑地“哼”一声说：“什么你的老师！”杜烽见他这样，马上睁圆眼睛：“我的老师，怎么了？”胡可把脸再沉一沉，才说：“你的老师是个戏迷！”我“噗”地一声，几乎把饭喷在桌上。
这是1957年上半年的事，我们同住在北京大耳胡同15号。那时，胡可给我的一个很突出印象，便是活泼。我交朋友的范围很窄，且拘谨而挑剔。但与他交往，最为放松，很容易亲近起来。与他聊天，有很大的愉快。他说话的姿态丰富而生动，眉眼手势随情达意，机变灵活，极有情趣。像“戏迷”这样的玩笑，是俯拾即是，随时都冒出来的。与这一点紧相联系，他又特别喜欢相声和各种喜剧，侯宝林的名言警句，常常被他意想不到地打进话题。那时戏剧小品还不多，而于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他是由衷喜爱和向往的。连品评人事，也常引入喜剧话题。与这样的人为邻为友，总是放心而快活的。
我们也说些怪话、黑话。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批人骄傲的文章，忽起反感，愤愤然牢骚说：“老是骄傲、骄傲，我觉得我还骄傲得不够哩！”他大吃一惊，顿时把眼睁得老大：“什么？你还骄傲得不够？”我自知失言，忙说说错了。他见我涨红了脸，也就一笑而罢。其实，我之反感屡屡批人骄傲，是因自己出了一本书之后，经常动辄被训诫：“不要骄傲啊！别翘尾巴啊！”弄得日夕警惕，低眉顺眼，凡事缩手缩脚，很伤了自信心和主动性、创造性，自觉已成一种心病。所以在他面前憋出这句词意不大相符的气话来。后来反右时，我几个月提心吊胆，生怕胡可把这句话揭出，倘一揭，必会引起公愤而致“罪行”升级，弄我个“极右”都是可能的。但胡可始终没有揭，又说明他凡事是心中有数的。
活泼和心中有数，应该是胡可的两个根本性性格特点。他从抗战一开始，便参加了晋察冀部队的文艺工作。是大名鼎鼎“抗敌剧社”的台柱子，是最具喜剧色彩的主要演员。很奇怪，这一点现在很少有人说起，连他自己也不大提了。
他演过很多像《日出》中“胡四”这类角色，演过大量反面人物。他创造的“丑角”形象，在根据地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建国初期，侯金镜和杜烽都跟我说过，“胡可演的日本鬼子，那是一绝！目前影片和舞台上的‘鬼子’形象，都没有他那两下子。”这是个人闲聊的话，决无吹捧之意。
当然，胡可也演过不少正面人物，包括正得无法再正的《李国瑞》中的“指导员”。远在1940年初冬，我就有幸看过一次胡可的戏，剧名《王老五逛庙会》。是个仓促赶制的“活报剧”。内容是宣传解释边区政府刚刚出台的“双十纲领”，举凡“二五减租”，“统一累进税”……总共二十条。都要通过演员之口，用不同曲艺形式，把剧情一一串连，逐条给观众讲解明白，使之懂透。就在这样一个枯燥透顶的宣传剧中，胡可扮演了中心人物“王老五”。而戏，不但能把观众聚拢不动，反映还相当热烈。那年我十五岁，在锄奸部受训，文艺欣赏水平很低，但事情过去六十四年了，那个目不识丁、幽默好奇的“王老五”，依然活在我的心中。凭什么？就凭胡可亦庄亦谐、浑身是戏的精彩表演啊。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就是胡可。
50年代，我住进大耳胡同，才知道是他；也才知道那个演唱京韵大鼓的漂亮女演员就是胡朋。
这么一个喜剧特色很浓、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演员，后来渐渐变成了剧作家。
50年代我才认识的胡可，已是成名的剧作家了。我们坐在一起穷聊，却未发现他对做成了剧作家表示过懊悔———也许懊悔过，但我没有看见。
把革命武装斗争凝结成戏，将战争大规模地搬上话剧舞台，逼真而传神地写“兵”，在胡可，都可说是前无古人，他的剧作成就，在这方面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已多次参与剧本写作，因无署名，不去说了。单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多幕大剧，他便有《战斗里成长》和稍后的《英雄的阵地》两部，皆发生过重大影响，远近闻名。还有个独幕小戏《喜相逢》，更是流传广远，成为当时根据地大小剧团的保留节目。至于抗美援朝时的《战线南移》，再后一点的《槐树庄》，都称得上表现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代表作品，当之无愧的具有“红色经典”的资格。他还另写过一批反映战士生活的纯部队独幕剧，被政治机关集印下发，号召普遍排演，以辅助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
所有这些，都实实在在显现着当时、当地最真切、最丰厚的革命运动的历程和命运。其语言，其生活，无一不来自祖国大地的心底，吐自广大群众的肺腑心声。若论其政治的文化的社会意义，论其历史价值，论其泥土气息、生活根基，纵使今天看来，也会令人惊叹的。
我无意评价胡可在文艺活动中的历史地位，我只想略略提一提他对戏剧事业的严肃和迷恋。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之后，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被敌人切割而去的原根据地边缘区，换穿便衣，钻入敌之“爱护村”的农户里，下地道，睡凉炕，在碉堡群中往来穿梭，连夜奔走，以鼓舞与体验人民群众顽强坚韧的搏斗生活。建国后几十年之后，我们才见到他这段经历的《沟里日记》。所谓“沟里”，就是指被敌人用封锁沟和无数岗楼切割去的“敌占区”啊。
去“沟里”而记日记，这在当时并不算太特殊，文艺战士同战斗部队一样，无后方而打游击，经常钻入炮火纷飞的火线是家常便饭，大家都不把冒生命风险当成一回事。顺便拿胡可的妻子胡朋做个例子：一个大剧社的女演员，竟两次摔倒在战场上，一次在对敌政治攻势中，被子弹打穿了脚底，致使小战士抱了她的腿直哭；一次，反“扫荡”中被敌寇逼坠崖坡，摔“死”过去。作为男同志的胡可，怎么逃得过枪林弹雨的洗炼呢？寻常提到战争，“出生入死”四字都说滥了，可真能体会其滋味的，又有几人？而胡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练功”的啊。
还是在大耳胡同，有一次我看了京剧《凤还巢》，傍晚忽发狂兴，在院里大叫一声：“非也———我拿鸟枪打你！”这完全是无意中的纵性胡喊，不料背后正倒水的胡可接过去了：“精彩吧？京剧里的台词，经过多少代艺人的创造呀！”我转过身来，见他一脸倾心的郑重，一句狂喊，竟又吸他入戏了。后来，他劝我：“徐光耀，光写小说也单调，写写剧本吧。”我问有什么好处，他说：“你瞧，你写的一句句话，能在舞台上由别人说出来、演出来，你在下边看着、听着，那滋味儿，很值得去体味体味。”他神情的沉迷由不得使你也沉迷了。
日后在保定，我被迫真的写起剧本来了。开头时，之所以情绪还好，就因为胡可的这几句话。后来，由于政治风云变幻，文坛上血雨惊风，使我这“摘帽”右派心中无数，把持不定，就把剧本《起凤庄》初稿寄他请教。寄后我才想，贸然把“右派”之作硬塞给他，不是难为他么？然而，隔了一段时间，忽接来信，蝇头小字写了七页，洋洋近四千言，除给了我很大鼓励，竟把《起凤庄》条分缕析，掂斤簸两，好坏两方面都予细审细评。最后，还写来六七条修改意见，正而八经抵得上一篇剧评。热心、血心、精诚之心，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感动。
可惜啊，阶级斗争接续猛烈地打上文坛。我的剧本被折腾得无一是处，处处皆成陷阱，连我自己都觉得又快成为“反动派”了。正自做入狱噩梦的时候，胡可却又来信，问：“你的剧本快要公演了吧？”使我差点儿哭出来。
至今，我仍常常碰到一些曾经写过剧本但又未显大名的人。他们每提到胡可，总是“啧啧”称赞不已，举出很多亲受细雨温润的事实来。胡可是个大戏迷，他自己又演又写，忙个不迭，却对业余作者仍然尽心尽力，精心辅导。即使到八十余之高龄，依然到处看戏说戏，写文章，发议论，至成作品，提携后进，没有个要安度晚年的样子。
然而，有个小细节，曾长期萦绕在我的深心。也是在大耳胡同，刚看过喜剧《抓壮丁》。回家来大家谈那可悲、可笑、酸辣钻心的感受，谈到兴头上，胡可忽地使劲搓着双手，慨然叫道：“嗨，哪一天，咱也写部喜剧来给人看看！”他这个猛然的激情勃发，明显是蓄积有年的，也是他本真性情和天然趣味之表露。我猜想，在他开阔活泼的思想中，一出喜剧题材的戏，已在搏动了。这或许是他即将为自己打开的一片新天地。从那天起，我一直怀着很大兴趣，等待观看他的喜剧。然而可惜，在连续压来的波谲云诡的政治运动中，我的希望越变越小。终至淡成绝望。胡可毕竟是人，时代环境的压力太大了，压灭了他心灵中具有天才却又易惹风险的这部分东西。我看不到他的喜剧了，这使人多么遗憾啊！
近日看到了胡可新出的一部杂文集，其中讲到他的往年以至今日的一些活动。虽珠玑满纸，但内容丛杂，当不得自传看的。然而却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老年胡可越来越老成持重、严肃规矩了。就是说，更多的显现了他的德高望重和政治成熟。年轻时的活泼、开朗、机敏、幽默，都已难得找见。或许，这就是我绝望于他的喜剧剧作之依据吧。
“文化大革命”后期，忽听人讲起，说胡可成为文化部艺术局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了，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怎么干他妈的那个去了？那是人干的活儿吗？”我立即想到了往日的两件事：一是，我跟他学说一位同学好友，同一位有夫之妇好上了。我因同情这位同学，把那场恋爱说得特别动情。我以为胡可一定会被打动的。可他听完，悻悻然阴沉着说：“这两个人都不可爱！”我还想说服他，解释说：“他们的感情多么真挚！”可他说：“真挚也得分怎么看。一个馒头，你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不管你饿不饿，先抢来吃了，这也是真挚？”我红着脸无言以对。又一次，我要给新生的女儿找个奶母。条件之一是，人要长得漂亮一点。胡可问：“为什么？”我答：“据说，人长丑了，一吃奶，孩子也会跟着变丑。”胡可问：“那喂牛奶的，就会变成牛了？”
一向原则性不含糊，连生活作风都嫉恶如仇的胡可，怎么去干了那么样的文化部呢？那一群头上长角，浑身是刺，摇荡恣睢，灵魂“交白卷”的人，他怎么对付得了呢？
思来想去，觉得胡可也有“软弱”的一面，或许是被逼无奈吧。不过，“向上爬”也是通常心理，在权利面前忽而“变脸”的，难道还少吗？究竟为何，谁知道呢？
那年初冬，我为一项任务出差北京，任务办完，恰恰路过黄宗江的门口，便走进去打个招呼，顺便问问他见过胡可没有。黄宗江轻轻一笑说，胡可住院了，几天前他刚去病床看过他。我问什么病，黄含含糊糊说，大概是心脏什么的吧。我又问情绪上如何，黄说也看不出什么来。但他眼神一闪，神秘地补充说：“我出来的工夫，他送我到大门口，说了一句话……”我问什么话，黄说：“他说得非常恳切：宗江，这回，我可是真病啦！”“哧”的一声，我俩都笑出来。回保定路上，一直十分畅快，他的心中有数还保持着哩。
回想“反右派”运动，虽然（下转71页）（上接74页）基本上没有动着胡可，但对他灵魂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象的。读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人当记得，他一面参与斗争别人，一面却汲汲于“梳辫子”，居然替自己找出了“八条罪状”。他的潜台词肯定是：“斗完了徐光耀，差不多就该轮到我了。”请设想，那会是怎样的日夜煎熬，胆战心惊啊！一个谨细敏感的人，不必棍子打到头上，自会从“八条罪状”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如此心境中，还有什么喜剧材质能够萌发生长呢？
人，就是在这类的“顺应”潮流、潜移默化中，悄然改变了性格的啊。
然而，本质地看，胡可依然是胡可。去年，他读了我的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些文章曾谈到时代的苦难。于是他写信给我说，读这些文章，“每每是被牵着一起来回忆，来沉思。有时还要接受历史的拷问：当时你在做什么？”这个“拷问”，是很残酷，很苛刻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知良能在凝重深沉的自省中，澎湃着激情和泪水，它们在我眼前闪闪发光……
在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在穷困艰苦的山沟里，走出来一批文艺知识分子。他们在枪林弹雨、荆天棘地中浴血奋战，对革命、对党、对人民事业，抛洒苦汗热血，经受难以想象的罪戾苦痛，表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火热的忠心，称得上是无私无畏的英雄。然而，他们成长的条件太简陋、太寒苦了，尽管全身披挂着丰富宝贵的战争生活，但多数未能尽善尽美地奉献艺术；或者虽然奉献了，却又流于粗疏、遭人小觑。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他们的遗憾。而胡可，却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现在八十多了，精神依然矍铄，仍在执笔为文，只是患有肺气肿，冬天十分痛苦，令人每想到“硕果仅存”四字，不是欣慰，而是不免酸酸的了。
纵观胡可的一生，若不做超乎时代的苛求，他是近乎完美的，也是很幸运的。这个大戏迷，演了那么多戏，很够了。写了那么多剧本，很够了。临老临老，仍在培育新人，活跃于剧坛，举手投足，仍在戏中，尤其够了。人之一生，能为自己的事业信念和爱好，如此的一以贯之，还求什么呢？
我惟一为之祈福的一点只是，再不要用自身去“演”那不是喜剧的喜剧———“这回，我可真是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