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历史上真实的和
作者：冯佐哲
编者按：近年来有关和的影视作品颇多。但是同一个和，却是“一人千面”，“脸谱各异”，很多读者想知道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本刊特请历史学家冯佐哲先生撰写此文，供读者了解和其人其事的一些真实情况。
一家庭、出身与学历
“和”是他的“满语”名字的音译，如果译成汉文应为“三纲之纲”之意，其乳名叫“善宝”。他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祖籍在长白山英额峪（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地区）。和的先祖叫噶哈察鸾，很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后金），过着平时狩猎、耕作，战时出征作战的生活。其五世祖尼牙哈纳，因作战英勇，为他家挣得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他的父亲名叫常保，也是八旗军武官出身，除了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外，还因为他的堂弟阿哈硕色，在跟随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在西北地区阵亡，追叙军功，他家又获赠了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后来也由其承接下来了。常保一生最高做到“福建副都统”（正二品）的官位，相当于今天的军队中的“中将”级别的军官，这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个“高级武官”了。常保的妻子（即和的亲生母亲）是河道总督嘉谟的女儿，其继妻是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和的妻子冯氏是清乾隆朝名臣大学士英廉的亲孙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史（如《清史稿》等）、野史和传说中说和家庭出身“低微”、“贫贱”、“少贫无籍”……是不准确的。
和全家于顺治元年（1644年）随龙入关，住居在京师（今北京）内城；按照严格的八旗旗分制度，他家住在正红旗领地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民国后改为“礼路胡同”，今“西四头条”，离“广济寺”和“历代帝王庙”很近）。
和与比他小三岁的胞弟和琳（1753———1796）一起，开始在家塾中接受启蒙教育。在十二三岁左右，他们就一同进入了咸安宫官学。当时这是一座重点学校，坐落在皇宫西华门内，与武英殿比邻，它最初由雍正帝提议，内务府负责筹建，创立于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的一座官办学校。在乾隆年间，大约在校学生90人左右，学生全部是内务府官员和八旗官员的优秀子弟；教师则多由翰林院翰林充任。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满文（清文）、骑射和儒家的“四书”、“五经”等，此外，也还学习一些诗文、书法、绘画、蒙古文和藏文等等。在校学生由政府发给一定钱粮，作为学习补助。他们的前途无量，除了参加科举考试作官外，修业期满后，还可以充当“笔帖式”（满语为“巴克什”，即今天的“文秘”、“翻译”之意）、“库使”等工作，也是一条入仕的捷径。在此期间和由于聪明伶俐，才思敏捷，刻苦用功，经“童生试”被录取为文生员（即秀才），成为官学生中的佼佼者，他除了精通满文、汉文外，还掌握了蒙古文和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诗词、绘画也算不错。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又参加了戊子科顺天乡试，可惜没有考中。
二君臣相遇，官运亨通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刚刚20岁的和承袭了他家“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不久就入宫当差，先后在“尚（上）虞备用处”和“銮仪卫”充当“执事人”（皇帝出行时的服务人员）和侍卫（亦称校尉，负责皇帝在皇宫、行宫等处以及出行时的警卫）。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升为三等侍卫；在此期间，虽然工作、生活比较艰苦一些，但可以不时接近皇帝，有讨得君主青睐的机会。这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所说：“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欢”。
在经过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卫”生活后，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终于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才华的机会。关于乾隆帝发现和，传说有几种。有一种说法是说：有一天，乾隆帝“大驾将出”，仓促中怎么也找不到“黄盖”（皇帝出行时仪仗队用的一种“伞”），于是皇上生气问道：“这是谁的过错呀？！”只见底下的人都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地相互对望，一下子都傻了眼。这时和赶忙跑上前去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抬头一看，好一个“仪度俊雅”的美小伙，不觉怒气顿消。于是问道：“是何出身？”答对：“生员”。又问：“你参加过乡试吗？”答曰：“戊子（一说庚子）曾赴举。”又问：“何题？”对曰：“孟公绰一节。”乾隆帝说：“你能把你的文章背下来吗？”于是和便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且声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听后，龙心大悦。说道：“可以呀，完全能够中举啊！”于是君臣知遇便由此开始，遂派和总管仪仗，不久便升迁为乾清门御前侍卫，此后官位节节高升。另一种说法，与此大同小异：一日，乾隆帝“警跸出宫”，在轿中翻阅“边报”，当他看到一篇奏文中提及有一个重要犯人逃脱，十分生气，便顺嘴说出《论语》中“虎兕出于柙”一语。当时扈从的侍卫和羽林军们听后，个个都惊呆了，不知皇上说的是什么？彼此交头接耳，相互询问。只见和独对曰：“爷（当时宫内人称乾隆皇上为‘老佛爷’或‘老爷子’）谓‘典守不得辞其咎耳’”。乾隆帝听后，非常高兴，一看身边站着一位翩翩美青年，便问道：“你读过《论语》吗？”和答曰：“读过”。接着乾隆帝又问了和的家世、年龄等等，亦对答如流，颇得上意。于是“恩礼日隆”，官运亨通。此外，关于和得宠的原因，还有一些离奇，而且荒诞不经的传说，大都不可信。
总之，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乾隆帝的青睐、恩遇。再加上他聪明伶俐，眼勤手勤，善于逢迎，更善于揣摩乾隆帝意，日久天长，掌握了乾隆帝“喜谀而恶直”的心理，毕恭毕敬，哪怕听到乾隆帝咳嗽一声，他便能立刻把痰盂送上……这怎能不讨得皇上欢心！于是“恩礼日隆”，名冠朝列。从乾隆四十年（1775）和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兼满洲正蓝旗副都统开始，他的官位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任户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入军机处办事，授其为军机处行走；次月，又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同年八月，兼任镶黄旗副都统；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顶戴；同年十二月，赐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并兼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同时他家的旗籍也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进入了上三旗。接着他家也由驴肉胡同搬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即今恭王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把最心爱的第十女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和的长子丰绅殷德，从此乾隆帝与和成为了儿女“亲家”，两家结为了椒房懿亲，和家变成了皇亲国戚。也就是在这一年初，和奉乾隆帝命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获得成功；并提出了有关“设关”、“盐务”和“钱法”等改革建议；同时还对“清缅关系”、“清与安南（今越南）的贸易”的改善都提出了看法，深得乾隆帝赞赏。他在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与接待周边各朝贡国家使节上，显示了其才干，成为了“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行家里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秋之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代表团访华，中英双方在觐见皇帝礼仪，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驻中国、开放港口、减轻关税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和禀承乾隆帝的旨意，与英国特使进行了艰苦而长期的谈判交涉，结果使英国人同意按清廷礼仪进行觐见。事后，连英国使节也不得不承认和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认为他在谈判中，“保持了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的官位几乎是年年升迁，可以说高官作遍，风光享尽；他所管的范围越来越广，所辖的部门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他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至嘉庆四年（1799）初，前后担任23年军机大臣；以军机大臣又兼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卫戍司令”）22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又兼户部尚书长达15年之久。他从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晋封为一等男爵，再晋封为三等忠襄伯，最后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他从宫内普通的“执事人”、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刑、兵四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院、太医院与御药房等等事务。在经济上，他除了任户部尚书外，还控制着国家重要的进财口———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要职。在军事上，他除了担任过兵部尚书外，还长期担任京师的步军统领等要职，并控制着火器营和健锐营等清军中执掌新式兵器的特种部队。在文化上，他除了曾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担任过《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石经》、《清字经》和《热河志》等书的正总裁、总裁，以及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要职。这一切就意味着和当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方面的大权独揽于一身，并对清朝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现象在整个清王朝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三巧于经营，善于搜刮
治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充裕，可谓“盛世”时期；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毫无节制地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日见支绌，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他非常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而此时和正是适应其需要应运而生的。
和生性贪婪，擅于敛财。为了扩大财源，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进行盘剥与搜刮。他除了经营好皇室正常的收入项目（如，皇庄、内务府所开当铺和发放的高利贷等），对内务府的一些成规旧例，进行变革，减少开支，扩大内帑生息银两的数额外，就是想方设法增加皇室的额外收入。首先他把眼睛盯在了各级官吏和富商的腰包，让他们多为皇帝作些贡献。例如，（1）鼓励、奖掖百官、臣民多多“进贡”、“报效”，特别是每年皇太后、皇上和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为其作寿的机会，和便乘机或明说，或暗示让各级官吏、富商大贾们多作“贡献”，以博得皇上欢心；（2）借着“惩贪”的名义（所谓“宰肥鸭”），扩大抄家面，尤其是对那些经管钱物的大户（如，盐政、盐商、皇商、“织造”和海关监督，以及地方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等），动不动就找茬进行“抄家”，轻而易举地把这些贪官污吏和奸商们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没收、“充公”；（3）实行“议罪银”（亦称“罚项”、“自行议罪银”和“认罪银”等）制度。这是一种非公开秘密进行的罚银制度，是皇上让臣子自行认罪，自动拿出银子，“破财免灾”的措施。在这期间，当然和在极力聚财、敛财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中捞到好处，于是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广储司，同时也有一部分装进了和的私囊。
当时，上至清政府中央各部、各衙门的官员，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知府、知县和盐政，以至皇商、盐商、行商和票号商们，每年都纷纷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与稀世珍宝自觉或不自觉地拿出来一些献给乾隆皇帝，以讨其欢心和青睐。于是和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了乾隆帝奢华享乐的需要，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使其十分自得、高兴。并且不出几年的工夫，和就扭转了内务府的亏空，而且还有多余的银两补充户部银库。因此乾隆帝越发觉得和聪颖、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更是值得他信赖的人。因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只会吹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是要那种“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的干练之才。总之，乾隆帝把和看成是招财进宝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则打着乾隆帝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量捞钱取物，不但满足了皇上的欲望，也肥了自家。
和不但善于为乾隆皇帝广为招财进宝，而且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理家、善于经营、发财致富的能手。他敛财的方法和途径主要有三种：（1）窃取。和不但是个“贪官”，而且还是个“盗官”。他利用主管政府和皇家财政、物资的大权；利用乾隆帝的信任和重用，大肆向各级官吏、富商要钱、要物，确实增加了皇帝的个人收入，而且也更方便了他从中渔利和窃取。例如，每年全国有大量“贡品”进入宫禁，可是皇帝只收取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或退回，或由和处理。于是他便上下动其手脚，从中渔利，进行窃取。只要他看上眼的、喜欢的物件，哪怕是已进入了皇宫，他也能千方百计把它弄出来，盗为己有。因此，在查抄和家的物品中，有许多东西（如，宝珠、念珠和珍稀器物）甚至比皇宫中的还要好。（2）纳贿。和经常利用职权任用私人，把一些有实权、好捞钱的差事分配给他的党羽和亲信，然后再让他们以各种名义，采用不同形式向自己报效，有时一次就纳贿几万两、十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白银。（3）营私。和在给乾隆帝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对自己个人的财富积累更加用心，千方百计到处捞钱。平日他十分注意“开源节流”，即广开财源，减少开支。除了他的妻妾儿女直系亲属等少数人，过着锦衣玉食，豪华奢侈的生活外，他对家中的佣人、使女和奴仆却十分苛刻，平日全无赏给，且经常是以稀饭充饥，还不容吃饱。他家进出的银两，除了委派亲信管家经管外，有时他还要“持筹握算”，亲自称量、过目。他家的账本由四个不识字的使女保管，而现金另设专人保存，钱账分开，不时核对。他家的许多开支花费，也“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次，他家兴建土木以及许多劳务工作，也尽量找不用花钱的人来承担。例如，他家修新宅第时，仅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就有一千多人在他家无偿服役。和敛财的方法很多，路子更广。他不但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而且还在京城内外广置房产（特别是铺面房），用于出租收取房租；此外，他还利用发放高利贷，进行盘剥，收取高额利息。同时他还深知要想发大财、快发财，“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从事工商业活动。他家经营的商铺、厂矿范围颇广，只要能赚钱几乎什么都干。一般是或以他本人，或利用管家、仆人的名义开当铺、钱铺（银号）、印局、账局、药铺、古玩字画铺、瓷器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店、酒店、客栈、杠房、灰瓦店，并在京西一带开办煤窑、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栓养着80辆大马车，常年从事运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