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
作者：许水涛
黄万里，这个绝大多数国人颇为陌生的名字注定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以及他那交织着梦想与迷茫的悲剧人生也注定会引起越来越深刻的反思。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黄万里，那就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立志以学问报国的清华大学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戴上右派帽子备受歧视的水利和水文学专家、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知识分子、三年前以90高龄满怀遗憾和困惑辞世。
翻阅表现他传奇人生的有关资料，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凸现在人们面前：蜚声海外而在国内少为人知。1987年应邀到美国12所大学巡回演讲他在水力学、水文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过国际咨询机构征求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复函表示钦佩，而他关于黄河、长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声音连同他本人长期被湮没；1999年底，美国名人传记宣布他为20世纪世界杰出人物，而表现他智慧和探索精神、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却迟迟未能正式出版，伴随他终生痛苦的是他的知识的价值无法实现，他的备受折磨的心灵一直没有轻松过。我绝对相信，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直言贾祸，他的艰难坚持，他的无可奈何，勾勒出某种悲剧色彩的一生素描，他的个人际遇所表现出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所引出的关于政治和科学的话题都将被今人乃至后人一再提起，当代中国史乃至世界科学史将会记载黄万里这个闪光的名字，他理当享有一个正直的爱国的科学家应有的殊荣。
面对水灾:年轻的桥梁工程师下定改学水利、治理黄河的决心
1911年8月，黄万里出生于上海，三个月后，带有改朝换代性质的辛亥革命爆发，快速的社会变革几乎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辛亥革命前后，黄炎培参与了为时甚短的政治活动，可是官场的混浊气氛让他深感窒息和压抑，此后就把学以致用的职业教育锁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借此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这种转向对黄万里的影响是直接的。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入唐山交通大学学桥梁建造，1932年毕业，并发表《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等三篇论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并出版，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桥梁工程师。1931年长江洪水，仅湖北云梦县就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洪水决口十几处，人财物损失无算，给沿黄地区造成巨大灾难。黄万里因此立志探寻治理黄河之道而改学水利。他回忆说：“黄河水患最难治，我改学水利就为了治黄河。我的决心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朋友、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告诉我：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没有人懂水文学。许先生建议我从水文学学起。”与鲁迅的弃医从文、外敌入侵时许多热血青年的投笔从戎一样，黄万里人生选择的转变表现出拯民于苦难的博大胸怀和高远的思想境界，这一质朴的行动本身胜过万千豪言壮语。
1934年元旦，黄万里赴美留学，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奥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学习期间，黄万里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成为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其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被认为是水利学术界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在美期间，黄万里驱车45000英里，踏遍当年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工地。通过学习和参观，他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洪水治理问题。1937年初，黄万里学成归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邀其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以年轻为由谢辞。理由是，自己考取的是官费留学，花了老百姓的钱，现在最切要的是亲身参与中国的水利事业，不能欠黎民百姓的钱。他想考察中国的河川，并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1938年至1943年，他和部下先后六次长途考察，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其间训练了40多名工程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因为战乱，立志治黄的黄万里在回国整整十年之后才来到他魂牵梦绕的黄河岸边，可以直接考察黄河的水文和泥沙，可以化解长期悬在脑中关于黄河的一个个谜团，其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以一个专家的眼光观察和分析着那恼人的水土流失，发现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对于无雨时节黄河水依然浑浊的现象，他也得出了合乎实际的解释：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由他拟定的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就是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6月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直至2001年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作。
面对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工程方案：众人之诺诺压制了一士之谔谔
然而，黄万里在清华园平静的教学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三门峡工程的争执而中断。
孕育了中华文明、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几千年来水患频仍，为历代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所以在天下初定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就将整治黄河、让黄河安澜的愿望和决心付诸行动。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于同年底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这个报告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同时实现发电和挡沙的目标。苏联境内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经验，所以他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结果，这一与黄河实际相背离的思路却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1955年，水利部召集专家学者讨论这一计划。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4月，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此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黄万里郑重地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要点为：
1.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即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可叹的是，这种呼声被漠视了。作为最早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灾难性后果的黄万里，焦虑和怅然失落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一年后，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他通过小说《花丛小语》把这种情绪直白地发泄了出来。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甄无忌接着就乘兴发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府的特点。”
于是田方生也激动了，就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
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黄万里的厄运从此开始。
就在《花丛小语》在清华园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1957年6月10日-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给两个月前正式开工的三门峡工程出主意，想办法。准确地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外，大部分人不说话，其余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不肯迷信苏联权威，大胆进谏，不惜引火烧身，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7天。他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坝修不得。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立即有人反驳他，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换了一种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