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从“以人为本”想到的
作者：姚松柳
“以人为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体现“以人为本”观念的文字，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内容条款。
“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和保障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对人的选择、尊严、感情的尊重；“以人为本”就要关注人，尤其那些底层、弱势的人的自下而上环境与状况。政治措施，权力关怀，舆论视点、文学和艺术笔墨等，应当更多地给予他们。一言以蔽之，“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和关注人的一切。
“以人为本”还反映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逐步走向成熟。因为，民主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人权。而只有逐步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才能使人看到民族复兴的曙光。
确立中国当代的“以人为本”观念，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思想，以及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晏婴与孟轲，即晏子和孟子。
晏子和孟子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中国古代最具民主色彩的卓越思想家。他们的“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民”的强烈关注和深刻认识上。
先秦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民”的概念就是指人，是指除了统治阶层以外的各类人群。《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此外，古代各类史籍中的“民”，亦被释解为“人民”，或“百姓”。因此，晏子和孟子所说的“民”，就是指当时的人民、百姓，他们的“以民为本”，就是以人民，以百姓为本。
晏子，春秋末期齐国人。曾任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辅弼大臣。他不但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言论和事迹，记载在《晏子春秋》一书中。
在《晏子春秋》这部史籍中，有很多反映晏子“以民为本”思想的言论和事迹。通过这些言论和事迹可以看到，在晏子的思想中，充满了对“以民为本”的深刻思考。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内篇问下第四”中，晏子和当时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叔向的一段对话。叔向问晏子：在社会混乱，失去常道，国君和官僚贵族品行坏僻，背离社会道德的状况下，怎样做才能既安定人民，又不要让人民产生不端的行为，而背弃社会道德。晏子答曰：“以民为本也”。他认为：如果能以民为本，把人民当作社会的根基，使人民安定，哪里会有不端的行为和背弃社会道德的现象出现呢？在这段对话里，晏子不仅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还在文字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这样一个词语概念。这是与晏子同时代的，或此前的任何一位思想家所没有的。
晏子对“民本”的深刻思考与认识，不但体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对处在被统治地位的社会底层群体，尤其是对那些正在遭受灾难和折磨的人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就是将自己家中全部财物，散发给“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的人们。此举使齐景公翻然醒悟“寡人有罪，……寡人请奉齐国粟米财货，委之百姓。”这实际是晏子在用他无言的身体力行，向齐景公谏诤：作为一个统治者，漠视民众，特别是那些弱势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就是在犯罪。对于他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解燃眉之急，予以全力关注。而这些，一定要成为统治者治国的着眼点和思想，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说，要“以民为本”。
晏子还看到了政治上的“以民为本”同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意（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德）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这说明，晏子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尤其是统治者个人的品行，对他在政治上能否实施“民本”的政策措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晏子不但将能否“爱民”，作为衡量和透视一个统治者治政好坏的政治标准，而且还将其作为衡量和透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个人道德行为好坏的准则。这就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以民为本”的思想给予了人的个性化的观照与提升。
晏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在对国家与国君之间关系的认识上，首先将国家利益放到了第一位。他认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他甚至直面齐景公：“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这是何等的胆识与气魄！国为主要，君为次要，而国之基础在于民。这就是人民、国家和统治者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
晏子对人民、国家和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他的“敢问”，以及他的“爱民”观点成为孟子“民本”、“民贵君轻”思想的主要源头。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邹人。他一生游历过许多国家，曾两次客居齐国，做过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呆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还参与了当时以学术思想争鸣而闻名遐迩的“稷下学宫”。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以及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
孟子的思想学说，集中在他的著作《孟子》一书中。这部典籍，因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儒家思想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被立为儒家经籍“四书”之一。
通过《孟子》可以看到，在孟子的学说体系中，充满了对人和人性的探索和思考，反映了孟子思想中的精华，这在两千多年前是极其了不起的。
孟子“仁”的学说把对“人”的认识放在第一位，“仁也者，人也”。他强调人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认识，“人人有贵于己者”，表达了对个人价值、意志、人格的肯定和尊重。孟子“王道”与“仁政”的政治主张，构想和设计了先“富民”而后“教民”的理想王国。虽然“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然而，孟子“以民为本”的心灵世界，表达出对人民深厚的爱。
孟子“天命”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在对“天”与“人”的认识上，重视人的地位、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的高尚。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孟子对人性———即便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是难点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究。他以“四心”“四端”说为基础，提出了以“性善”为核心的、系统的人性论，通过强调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强调人性的平等，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表达了人与人平等的观念。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晏子“民本”思想，对人民、国家和统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地位在历史上首次作了明确的阐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民贵君轻”的著名政治论断和主张。认为在人民、国家和统治者这三者之间，“民”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虽然“君权天授”，君治理民，但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鲜明地表达出“民”对“社稷”和“君”的决定作用，表达出对“民”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民”的尊重。因此，胡适先生认为，在孟子思想中，“有一种平等主义”“很带有民权的意味”（《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这在先秦时期绝无仅有，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中，也十分罕见。即便同时期欧洲的思想，也不能与其相比。他犹如一颗在无际的夜空中闪烁着光芒的星。
但是，民权与君权、民主与专制是截然对立的。尤其对人和人性的摧残与践踏，是封建专制黑暗性和残酷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反映在封建意识中，就是对人的人格、感情和尊严的肆意贬毁。这种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影响既深且远。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看到这种封建意识的种种表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的社会。孟子思想中的“民本”精华部分，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孟子及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内部，将“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引为治政理国的自戒箴言，注意到“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对其“民本”的内涵，不遗余力地加以消解、湮灭，而“不可使知之”。
晏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处在大转折，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经历巨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华文化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孟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他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至理哲言；他那“舍生取义”的豪情壮语；他那不知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正义和尊严，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顽强抗争的，激励人心、发愤图强的“大丈夫”、“大任”的“浩然之气”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得到继承和宏扬。这就说明了这一思想所具有的进步性和发展性，以及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因此，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这样的思想珍品，在逐步确立“以人为本”观念的今天，如果能够为多元的当代思想、文化很好地吸收、继承和发扬；如果哪怕存在于一小部分“向权看”、“向钱看”的人群中，中国“以人为本”的民主进程前景，就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