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铁骨金声 巍巍其人
作者：赵淮青
青岛岁月
吕荧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坛上一位享有很高声誉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1950年初秋，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奉调辞别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前往济南出任山东省文联主席。接替他担任文史系主任的是刚从大连来的吕荧先生，当王先生在他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吕荧教授时，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半是对王先生的惜别，半是对吕先生的敬仰，有的同学开玩笑说：“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也！”
我与吕荧先生真正近距离地接触，是次年春天，文史系分成中文、历史两系，他为中文系讲授《文艺学》的时候。记得那天，吕先生穿了一身深灰色凡尔丁中山装，面庞清癯、白皙，戴一副深褐色近视眼镜，让人一看就想起瞿秋白的容貌来。他显得有点羸弱，春暖时节，那双黑色高筒布棉鞋还未能脱下来。他微微颔首向大家致意，并不开口，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文艺学》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第一节课似乎讲了一些学习注意事项之类，诸如要记好课堂笔记等等，别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
然而几堂课下来，同学们发现，吕先生讲课实在非同寻常，内容丰富，条理井然，分析透彻，见解精辟，他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有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且能深入浅出地表达，教学水平堪称一流。同学们还发现，这位先生讲课不苟言笑，庄重沉稳，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处。
消息很快传开了，文学院的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课，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当当，只好迁到理学院一个大教室去上课。
课外的吕先生也显露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记得他刚到山大的那年冬天，我与几位同学到青岛郊区的李村参加土地改革。吕先生在课余也偶尔参加一些土改活动。看来面对这样大的历史变革，他是欢迎的，兴奋的；但对斗争地主一些过火的行为，情绪似乎又有点抵牾。一天，空中飘着雪花，吕先生披一件棉布大衣，来参加批斗大会。当他看到几个中年妇女扑向跪在地上的地主，用脱下的鞋底披头盖脸地打，嘴里还骂着不堪入耳的粗野的话时，他便退到围观群众的后头，较早地离开了会场。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吕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曾对去看望他的同学们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着，怎么成了罪人呢？我的老乡冯玉祥就崇拜武训，步他的后尘办义学……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武训传》的倒霉，不过是万人唾骂的江青出于对孙瑜、赵丹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的嫉妒，抓住影片中的个别问题，比如写了农民起义的失败，便兴风作浪，状告到毛泽东那里，随后展开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这也是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施加思想桎梏、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而吕荧先生当时所持的态度，正表现了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
那年盛夏，青年团山东省委在青岛举办海滨夏令营，参加者为全省大中学生代表，我也有幸忝列其内。一天傍晚，吕先生托人把我找去。当我走进地处海滨金口二路他的家，推开门，浓浓的烟草味混合着中药味扑面而来，桌上摆着凌乱的报章杂志，还有一大摞文章底稿，壁下全是书，多是外文版。另一间房子有两个小女孩，大的七八岁，小的四五岁，由阿姨看着。吕先生几年前已与妻子分居，过着单身生活。
吕先生让我来，是征求我的意见。他告诉我，海滨夏令营要请他去讲现代文学。他不太知道听讲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讲些什么呢？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对他说：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小城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学理、工科或农、医科的，讲的内容不宜太深太专……他凝神听我说，不时点头。
先生喜怒不形于色，威仪俨然，使我觉得有些拘束，正准备告辞时，他的话头突然转了。他大概知道我是系学生会的一名“干部”，问起了同学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报名参加军干校）、思想改造、下乡进厂等活动的情况，然后对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学校组织你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要你们向社会学习，这是好的，但是，你们好不容易踏进大学这个门坎，主要任务应该是读书。要珍惜时间啊！我曾对系党支部的同志说过，我们是正规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固然重要，但不要影响更不能代替本科功课的学习。”记得他还向我解释，感性知识毕竟有它的个别性，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本知识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比起实际来，是一种更全面、更普遍、更深刻的知识……
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说这样一些话，我感到很新鲜，觉得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那时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已过，位于济南的华东革命大学和齐鲁大学文学院合并到山东大学来。从吕先生的话里我听出，他对华大有些领导的“左”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据说他对来自华大的系领导还说过：“我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啊！”
我与吕先生的个别接触不多，但已经觉察到，他虽话少，却很精辟，很尖锐，才情学识不同一般。我还感到，先生待人处事耿介不曲，爱憎分明。乍一接近，似乎内向深沉，实际上热情诚恳，率真坦荡，不论怎么忙碌劳累，他从不拒绝学生前往讨教，可谓诲人不倦，慷慨无私。
独一无二的运动
也就在那年冬天，山东大学爆发了一场全国独一无二的运动。1951年11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文艺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署名张祺，题目是《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揭露”吕荧在《文艺学》教学中，不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作用，看不起来自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盲目崇拜西欧和俄罗斯名著，等等。
张祺是中文系办公室的一名资料员，他并没有听过吕先生的讲课。据知情人说，他向《文艺报》投书，是有人背后指使并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和过目的。
这封“读者来信”刊载于中央权威刊物，在山东大学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华东大学、当时担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的一位领导指令要吕荧检查，要中文系学生对吕荧展开批判。系党支部书记积极到各班进行动员，要求同学们写小字报，开小组讨论会，为召开全系批判大会作准备。他甚至在一个班上说：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对党的号召的态度问题，党团员是要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严厉处分的。但是系里绝大多数同学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学出于气愤，将那期《文艺报》撕得粉碎，有些同学联名写信给《文艺报》，指出张祺的信，纯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片面歪曲，要求澄清事实。那些日子，整个系里的空气相当紧张，但吕先生拒绝作出任何检讨，他说，他无错可认，他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学生和读者负责。
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吕荧的大会上，尽管华岗校长不赞成在会场的横标上出现“批判”二字，最后写成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但由于这个会是经过有些人精心策划的，发言人言辞相当尖锐激烈。我坐在会场的后几排，思绪纷纭，想起吕先生几次讲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难道也错了吗？看看坐在左前方的吕荧先生，却挺直腰板，岿然不动。他曾想登台驳斥，被中文系副主任奉命挡住。
几天后，吕荧把两个孩子交给保姆照看，自己去了上海，先住在朋友何满子家。在此期间，他曾接到华岗校长来信，殷切希望他返回山大继续做教学和研究工作，吕荧复信婉然拒绝。不久，他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聘，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翻译去了。吕荧先生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是我平生所仅见。
如今，时间过去了50多年，当我再来回顾山大中文系那场独有的“左”式运动时，心情依然沉重。吕荧先生讲授《文艺学》，即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时当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大学的文学教坛都还刚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吕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教学中，他用新的文艺观点来分析讲解他自己对中外文学精品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世事不公，回报他的竟是一场大批判。这真让人啼笑皆非，不可理喻。而更让人遗憾可惜的是，我们的《文艺学》课程由此夭折，并永远失去了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好老师。
吕荧在从上海前往北京赴任的路上，绕道青岛探望两个孩子。有一天，我在系图书馆门前与他相遇，虽匆匆一晤，却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他穿一件白衬衫，没有寒暄，也没有笑容，劈头就问我：“听说你们参加了市里工商界的五反运动，去了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半月吧。”他立时表现出惊讶，说道：“那不打乱了学习计划吗？”看来，“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的想法仍在他心中盘旋。他还说：“这几年，你们哪门功课从头到尾地学完了？系里这么多有名望的先生，却不能好好向他们学习，多可惜呀！”看来他虽已离任，还在关怀着同学们的学习。听着他的这些议论，我心中隐隐感受到，先生似乎在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忧虑。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之后，我更加意识到，在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已经初露端倪，文化园地已经开始沙化，而吕先生，凭着他超人的敏感与远见，不是开了批判“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谬论的先河吗！
这是我见到吕荧先生的最后一面，一年多之后，我便到了大西北，从此云泥相隔，音问断绝。而他那时而深思时而激动的声音容貌，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定格在我的眼前。
当年在山东大学，吕荧先生的为人治学精神，都曾为广大师生所称道。他是安徽天长县人，原名何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曾创办进步期刊《浪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受到北大“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校风的薰陶。抗日战争爆发，当他正要与作家罗烽结伴去延安时，途中突然患病，改去四川疗养。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兼攻历史、文学、哲学和外文。1941年毕业后，到四川涪陵等地教中学，经常往来重庆，与进步作家、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胡风、聂绀弩、邵荃麟、骆宾基等交往甚密。同时埋头读书，刻苦著述，出版文学论文集《人的花朵》（评论鲁迅、曹禺、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文学的倾向》，翻译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奠定了左翼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的地位。吕荧知识广博，文章有创见，意境涵泳，有文采，学识与品才俱备，在抗日大后方的文艺界颇有名望，嗣后他去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4月，经香港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那年10月，他到大连去开展工人文艺运动，辅导工人文学创作，出版《关于工人文艺》论文集。
厄运从天而降
世间的事真让人难以琢磨。以胡风为首的文学流派，一朝之间变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是1955年5月间的事。当时吕荧正担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版的顾问，他和萧乾都因中外文学造诣深厚又谙熟外文，被胡乔木看中，受到《人民日报》聘请。胡风案发时，文艺界上层领导认为，吕荧与胡风虽有文字交往，但关系不深。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当时胡风夫妇已被逮捕，胡风的不少友人也失去人身自由，而吕荧还能被邀与会，并且能够上台发言，说明上面当时尚未把他划入那个“反革命集团”之内。但正是由于那次发言，他成为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并为此招来厄运。
1956年春夏之交，我去宁夏银川采访，在文联领导姚以壮的家中与诗人李季不期而遇，对坐在炕桌两边聊起来。李季有点调侃地对我说：“你们那个老师吕荧呀，真是个笨拙的反革命！本来没把他划到那个圈子里，主席团也没打算让他发言，谁想他三番两次递条子要求发言，就让他上台了。可谁也没想到他竟为胡风辩护，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意思是胡风不是反革命……这个人真是书呆子的可以了！但是此话出口，举座皆惊，全场好一阵才回过味来。这么一个沉着庄重的人，怎能在那样一个众口一辞、一片声讨的大会上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与会议的决议唱反调吗？后来主席台上有同志站出来把他往台下轰，大会主席郭沫若也站起来让他‘停止发言’，他这才走下台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面对着这位大名鼎鼎而又平易近人的诗人，我呆呆地听他叙述，心潮难平！是的，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吕荧先生，他从来就是这样，把自己认准的事情直言出口，毫不隐讳，无所畏惧，决不闪烁其辞。历史已经证明，他在胡风批判会上的那些话是黄钟大吕，金声震天，将永远响彻在历史的上空。吕荧蔑视以言代法、言出法随，他敢于面对强权，而隐忍苟活绝不是他的个性。据说，在当时席卷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暴中，吕荧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声言胡风不是反革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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