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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作者：许水涛
许水涛：我在中学时代就从“七君子事件”中知道章乃器先生的大名，粗知历史之后，又得知他是1957年钦定、后被改正的右派。关于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虽然已有文章披露。但我想，从您的角度谈，既有带着感情色彩的亲人的视角，也有带着理性成分的学者的视角。
章立凡：我怎么看待父亲，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这么一个话题。他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处在传统与现代这种转型阶段，既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又接受现代民主思想的教育；既有传统道德所讲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理念，又有讲宪政、讲民主、讲法制的思想；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我父亲在做人方面是按传统文化的要求做的，对社会理想则更偏重于“科学与民主”，他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许：他这代人处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只有把他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得透彻一些。
章：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最起码的一个原则。
特立独行
许：关于您的父亲，我在接触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油然而生崇敬之意。他可以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但坐而论道不是他的风格；他可以成为拥有巨资的民族资本家，但他的抱负和理想并未停留在实业救国的层面上；他可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却因根本不认同这个政权而主动放弃。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特别忙碌特别勤奋的人，可惜他做的不少事情是半途而废的。
章：的确是这样的，但把这种半途而废放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就可以理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治的热忱使他屡屡放弃了个人的许多东西。父亲的生活确实涉及到许多领域，我承认他有成就，但他最终是个失败者，因而有很多人说他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早年成为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1932年6月，他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他出任董事长，靠公平竞争击败了所有的外资，非常成功。他所著《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他不满足于此，深感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必须与闻国是。
1933年以后，他参与了救国运动的发起，直到1936年被捕，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之八九是他执笔的，是救国会里的“宣言专家”，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一点没在乎。银行副经理、征信所董事长的职务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放弃的。从银行辞职后，他下定毁家纾难的决心，把全部精力投入救国运动。有的人认为他傻，或认为他应该事先商量一下，但这些过程都没有。
1940年6月，他在大后方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资创建上川实业公司，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任总经理。当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因此获利不少。但他更关心战时整个民族工业的存亡和发展，提出了解决恶性膨胀的根本办法，为清除腐败，建议实行国民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资产实行一名制；对战后中国的建设，他主张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大公司小股东制度，倡议开发大西北；他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重要思想，认为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然造成重复建设，主张建立“运用高度的组织力量和高深的技术”的立体工业经济体系。他创建了中国工业研究所，制定许多经济发展计划，像修筑轻便铁道、清理长江航道、救济困难企业等。
许：如果他一直这样做下去，那肯定会成为经济大亨的，可是他还是放弃了。
章：是的。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有非常理想甚至是超前的一些东西，从信仰进化论、三民主义到信仰社会主义。他一生做过许多新年之梦。在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认为中国“非革命无以图存”，“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许：这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梦想。
章：但他的梦想也有许多幻想的成分，真正反映了理想主义者的色彩。抗战胜利后，他发表杂文《我想写一篇小说———20年一梦》，借主人公黄子孙1945年的元旦之梦，抒发他的社会理想。在梦中，中国实现了民主政治，“全国的人民个个都拿主人翁的身分，热心国事，因此，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个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中苏之间的亲善，更是举世无出其右。”“英美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经在进行第4个5年计划中。中国现在，重工业的发达虽较苏联稍次，而轻工业的发达却已经超过了苏联。”“国民生活已经比20年以前提高了10倍，依然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他还梦见许多已经被杀害的人们仍然活着，并担任着重要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改行作了国营大屠宰场的屠夫，官僚们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一部分成为医院的看护。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到大型的国营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官员则成了机关、企业中处理日常来信的助理秘书。但这位黄兄一觉醒来，“如像天堂掉到地狱里去一般”。1948年元旦，父亲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他在《乾纲重振》一文中写道：“‘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供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一年后，父亲又写下《新的转捩点》一文，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他热情地预言：“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辉灿烂的新页。”“亚洲各地民族革命，将因中国革命之胜利，而更加蓬勃。整个亚洲大局，将于今年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年之计在于春’，愿从今天起就开始努力。”
许：他是一个理想远大、追求执着的书生，所以，当任何现实的物质利益与他的理想和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
章：他还是选择理想。
许：而且表示得很果断、迅捷，基本没有瞻前顾后和深思熟虑。
章：是的。他的表态从来都是很明确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会当场表态。这种做法当然会让有些人下不了台，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以外，还跟他曾从事的职业有关。银行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体系，不允许有任何差错，这种职业训练也使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具有企业家的风格。
许：他在“七君子事件”中的表现以及1948年底的抉择，正是这种明快风格的体现。
章：的确如此。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他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第一次被捕后保释，法院第二次发了传票，就面临投案不投案的问题。当时宋庆龄阻止他：你去了会有生命危险，后来看也的确如此。他可以不投案，第一是因为人在租界，第二是有很多条件包括宋庆龄的帮助而选择流亡或躲避。但他二话不说，穿上衣服就去投案了。
而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父亲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时期，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的宣言，绝大部分是他执笔起草的，再度成为“宣言专家”。与此同时，他把投资和经营的重点放在了香港。他认为香港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都很好，就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即总督府附近做房地产，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已经做到他自己所讲的“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如果他继续做下去，那可能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可是由于图利生涯同他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底，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选择理想？还是两头都占着？他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没有任何犹豫。惟一做的就是先辞职，以保护股东、员工的利益。北上后就再也没有关心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房地产由王宽诚接手了。
许：看来，您父亲硬是在困难重重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政治理想上，终身不渝。但这是一条变数很大、布满荆棘的求索之路，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凶险。他为什么要这样？
章：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除了早年的儒家教育以及“五四”科学民主的影响之外，他的社会责任感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发展中国经济、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这种理想。任何搞经济的人都不希望社会分裂、打内战，希望有一个廉洁的政府，这是他最为关注的。
许：但他作为中间力量的代表不断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所遇到的困惑、矛盾却是很突出的。
章：是的。抗战期间，他提出“少号召，多建议”，认为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主张不分党派，一致团结抗战，其用意本是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以大局为重，减少摩擦，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内耗，但国共两党都不认同这一点。党派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何者为先？从各党的角度讲肯定有各自的看法。
国民党的很多要员与他有关系，当时国民党不是不想用他，他在安徽搞战时财政搞得很好，树了一个好的范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他，提出让他留在“中央”管理经济，但被他当场谢绝了。蒋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大员轮番挽留，都未奏效。国民党政权到后期，财政非常困难，金融快要垮了，陈诚建议蒋介石重用他，让他当财政部长，以整顿不景气的经济。老蒋说：我是想用章乃器，但章乃器不为我所用。老蒋在这点上看得是很清楚的。
许：是不是他觉得在国民党政权做事，与他的个性、与他保持独立的人格有冲突。他是不是意识到在那里干的结局不会好？
章：国民党用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像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王云五等人，在国民党那种排斥知识精英和自上而下不透明的政治体制里，个人才华的发挥是很成问题的。王云五如果做一名学者，应该是很成功的，但他不幸干了一任经济部长，发行金圆券，把名声给搞坏了。这实际上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好会毁人啊！
许：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20世纪上半叶，许多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提出过主张，具体到您父亲，他的思路是什么？
章：他在4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说当前中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要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他跟共产党能走到一起来，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三者是中国发展的大患，共产党要除掉这些，他当然要支持。
你知道，父亲是民建的创建者之一。创建这个团体实际上就是为实现他的梦想，这与抗战期间各党派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工商界人士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有关。父亲为民建起草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各种文件，希望通过平民的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是“不右倾，不左袒”。一是提出“经济民主”的主张，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二是在推进政治民主上也提出了主张，如提出军队国家化、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等等。
为人谋忠
许：1948年底，在面临除旧布新的伟大时刻，他作出北上的选择，他后来跟您谈过这时的心情吗？
章：他对我谈得不多。不过，从他当时留下的文字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他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他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这说明他是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父亲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新政协会议，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会上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认为资产阶级一边要积极生产、积累财富，同时要随时准备消灭自己的阶级，他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大同”理想。
许：有人看了他的《七十自述》后说：“章乃器愚忠。”您是怎么看的？
章：我父亲讲，他一辈子都是为人谋忠的。他早年就有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有中心政治势力，我们要对它多下方剂来促进，有人据此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从这两点来讲，他是认同主流社会或者是政治上的主流势力，愿意跟他们合作，一起为国家服务。这个中间有个选择，就是你这个主导政治力量是不是进步的，是不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是不是对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利益有作用？是，我就跟你合作，国民党也不是完全不合作。他原来是主张中间路线的，对跟共产党合作，未必是每件事都赞同共产党的，例如在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上就是如此。但既然回来，就一定要精诚合作，交给的事情一定要做得最好。1952年8月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后，他保持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本色，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那真是殚精竭虑啊！毛主席、周总理都表扬过他的工作。这是他为人谋忠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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