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作者：曹治雄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对胡耀邦同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原团中央的老同志约我写点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就应承了。执笔过程中，能否完全忠实于当年，尚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建立还只有两三年时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给予极大关怀，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当时还没有"第一书记"的称谓。1957年5月召开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团中央才设置第一书记职务，胡耀邦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组织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深入学习、讨论，取得共识，因而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了。
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部分城市青年还组织了一支又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远荒僻的农村开荒种地。广大知识青年为响应中共中央"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的号召，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国工作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团中央于195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6年3月又在延安召开了陕西、甘肃、山西、内蒙、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同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北京举行。几次大会都开得非常成功，耀邦同志全力领导、参加了大会，并作了多次热情洋溢的报告，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的青年团员和青年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耀邦同志作报告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向党中央和党代表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必须由他处理的日常工作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起草报告这项工作上。通过他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的邓拓、新华社的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老先生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从起草这份报告的全过程，足以看出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这个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十分重视青年团的舆论宣传，经常亲自抓团报、团刊、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工作。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他每期必看，看得很仔细。1955、1956那两年，他定了一项制度，每周星期日晚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都到他住的关东店20号集中，由他亲自主持，或研究、或讨论、或广泛议论报刊、出版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找出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以便提高报刊书籍的质量，使之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耀邦同志常常发表一些新颖的、有独到见解的、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对他们做好工作很有帮助，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启发。
深入群众 热爱青年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喜欢到群众中去。由于这一时期他担负的主要是青年团和青年工作，所以接近更多的是青年群众。
1955年冬，他出差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等五省市，除了听取团委领导汇报工作外，必定召开团员、青年座谈会，直接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在上海座谈时，还特意邀请了一位青年女企业家（姓陶，名字忘了）、上海市青联委员参加，了解这一群体的青年人的状况和他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每到一地，各级团委的干部和团员、青年们，都希望能听到胡书记的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在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合肥五个城市，都组织了少则千多人，多则两三千人的青年群众大会。耀邦同志的报告历来生动活泼，鼓动性强，青年人非常爱听，每次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安徽，耀邦同志专门去了梅山水库工地，看望那里的数千青年建设者，应邀在工地大礼堂作报告。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不只是青年工人，几乎全体水库建设者都来了。在偏僻的山区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他们还是第一次哩。
这次华东之行最重要的一项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10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江西德安县鄱阳湖畔，成立了"共青社"，进行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从南昌乘火车出发，到达德安时已近黄昏，下车后直奔"共青社"跟社员们见面，耀邦同志鼓励队员们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银光洒满原野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
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出差东北，主要是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去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途经沈阳、长春、延吉、哈尔滨等地时，每到一地，都要向当地团员、青年们作报告，然后从哈尔滨奔赴萝北县。萝北县位于黑龙江东段南岸，交通不便。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次日下午才到达萝北县。在萝北停留三天期间，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他们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到地里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在萝北安家落户，一定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粮仓）。
1955、1956两年中，北京许多高校团委请耀邦同志去做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可是我们当秘书的心里很明白，他根本不可能分出那么多时间，到那么多大学去做报告，因此多次提醒他。可他总说，这两年同工农青年有接触，跟知识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接触少了些。这些大学生将来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啊，青年团应当更多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耀邦同志那种热爱青年，尊重知识，渴望人才，爱惜人才的心情，也感染、教育了我们这些年轻的青年工作者。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经常看到胡耀邦总书记坐着面包车，走遍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在炕头上，在饭桌边，在帐篷里，在田头地角……向群众嘘寒问暖、同他们倾心交谈的情景，联想到我在50年代接触到的那些往事，他被称做"人民的公仆""大地的儿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博览群书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喜欢读书，我早有所闻；而对他好求甚解的习惯，却是当秘书以后才知道的。
那是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来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就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因此每出版一卷，我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来读。其他的书，只要他认为是值得一读的书，都要千方百计的买来或借来阅读。50年代前期，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为配合印度尼赫鲁总理、印尼苏加诺总统先后对中国访问，出版部门翻译出版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苏加诺著《苏加诺文集》，耀邦同志嘱买了这两部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它们阅读完了。
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自己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也就是用了个把星期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耀邦同志看书，总喜欢对其内容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时堪称独特的见解和心得。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同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论一番，这也是他读书的一个习惯。
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往往能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记得他读完《印度的发现》一书后，发表感想说，印度原来完全是英国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的面积比中国大很多，人口却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头十年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20万公里。而中国现有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2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他还说，纺织业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也应该加速发展，使全国人民不光"足食"，还要"丰衣"嘛！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如本节标题所示，"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大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大懂的关节处，他一定要"打通"。在学习上他从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少数大区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约十来人。耀邦同志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在团中央图书资料室没有查着。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回来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产生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慨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什么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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