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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瀚——从南泥湾到新疆军垦
作者：刘良玉
从南泥湾屯垦到新疆戍边
抗日战争时期，张仲瀚原在河北沧县老家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八路军一二○师，任津南自卫军司令员，1940年到延安，在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任七一九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屯垦。
1949年，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时，张仲瀚所在的359旅编入了一野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仲瀚任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与南泥湾有着深深的情结，他要把南泥湾屯垦的经验带到边疆去，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1949年9月26日，兰州刚刚解放，彭德怀在布置下一步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时，又明确提出：“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今年一定要进军新疆，为明春开荒生产做好一切准备。”他指着一张西北地图说：“大家看看，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地大物博，但却人烟稀少，极度贫困，还十分荒凉，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搞建设。……我们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改变大西北的面貌，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义不容辞的任务。”张仲瀚全神贯注地听着彭总的讲话，心里已把屯垦戍边，建设大西北视作己任，开始筹划了。当时他部下的一位团长谢高忠(后任兵团农二师师长、兵团副司令员，自治区副主席)回忆说：“当我随从张仲瀚首批进疆抵达南疆开都河畔的时候，我发现在听彭老总的报告之后，他已经把棋子捏在手中转了又转。而我们似乎还没有从昨天的战斗中走出来，张仲瀚已经跨进了明天的门坎。他这位先遣队司令随同带来了一批工程勘测设计和农业专业人员，我起初还大惑不解呢？”1949年9月25日，张仲瀚率全师到达南疆古城焉耆。在别人看来，这里是满目破败、衰落、荒凉的景象，荒滩连着草原一望无际，但张仲瀚却十分高兴。他对谢高忠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棒多了!天助我也。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的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江山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这时，他对开荒造田，向土地要粮已经是迫不及待。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给自己创造一块建国立家的经济根据地。”几天以后他就要求谢高忠陪他到周围去勘踏。他说：“军令在身，任何忧郁、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他要求谢高忠所属团部在开都河、铁门关一带定点设立司令部，就是后来的兵团农二师所在地。他还经常提到那些屯垦戍边的先驱者。他说：“只要发动同志干起来，你谢高忠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三千棵，叫诗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亿万棵。我们要留住春风绿边疆。”焉耆是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方，张仲瀚在踏勘时，出入牧民家中，还拜访蒙古王爷，他们听说来人是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以大礼相迎。张仲瀚说：“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中有建树的兄弟民族，但放牧生活终不能使他们摆脱落后与贫困。……我们在新疆的解放军应历史的需要，必定要做先进生产力的带头人。”
在踏勘中，遍地是牛羊粪肥，张仲瀚立即号召全师战士挑起筐来去街头巷尾拣肥，作春耕准备。这条指示不胫而走，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也感动了驻在当地的起义部队二十七师的官兵，师长陈俊为此专门拜访了张仲瀚，说：“将军此举不亚于给我一面镜子。陈某思之再三，夜不能寐。扪心自问，惭愧惭愧。”陈师长的来访，引起张仲瀚的深思。他对谢高忠说：“我压根儿没想到拾粪这件事会弄得满城响。看来当兵只管吃粮的思想毒害人们太深。”又说：“我得感谢南泥湾大生产，那是对我的一次委实重要的洗礼。今日重操农事，让部队拾粪积肥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说明拾得太少了，永远拾下去就变得平常又正常。”
和起义名将陶峙岳一起共创石河子市
1950年3月，张仲瀚调任二十二兵团，这是以新疆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改编的，张仲瀚开始任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后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军政委，对团结、教育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使这支部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他团结、尊重起义将领的作风，尤其受到传颂。他对陶峙岳司令员，陶晋初副司令员等起义将领在和平解放新疆上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并在工作、生活上给以多方面的照顾。他经常说“三人行，必有吾师”。他认为一大批来自起义人员的干部，他们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亲临第一线指挥生产的刻苦精神和扎实作风，都是自己的楷模。他常说：“群众路线，党内党外都是一样。”他与陶峙岳一起下基层时总是开车门，让陶先上车：同行时，总让陶走在前面。
1954年，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患病住院，张仲瀚特地从兰州请来厨师为赵做饭，打电话给北京的王震，找卫生部长李德全为赵寻找一个治胃病的秘方，找到后，王震派人乘飞机送到新疆。他经常到医院去看望，陪同家属在病房守护。赵在病危中对张仲瀚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石河子垦区和它的中心———石河子市，今天已扬名中外，但人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开创者王震、陶峙岳、张仲瀚等为它付出的心血和艰辛。
1950年6月，王震派出了一批新参军的农业、水利技术人员到张仲瀚处报到，他热烈欢迎大家，并说：“全军就要开始生产运动，军队要有一个领导的机构，研究全军生产怎么搞，新疆有新疆的特点，这里能种什么，怎么种才能丰收，一定要搞好科学试验。”于是农业生产试验组很快成立了，从内地引进了几十个棉花和蔬菜品种进行试验。这年春天，张仲瀚和陶峙岳陪同王震在玛纳斯河流域勘察了五天。当时玛纳斯河大桥正在抢修，他们只好徒步前进，徒步过河，张仲瀚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们是一同携手过玛纳斯河啊!”他们在茫茫无际的苇湖中仔细勘测到天黑，几乎迷失方向，幸亏警卫人员把他们找了出来，一个个混身上下沾满了泥浆和雪，由于穿了皮大衣和高筒毡靴，才没有冻着。张仲瀚掌握了玛纳斯河流域和石河子地区大量第一手资料，开始草拟石河子开发的初步规划，并制定在石河子建立一个新城的计划。王震说：“我们就在这里建成一个生产指挥中心，还要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陶峙岳说：“王司令员如果同意，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王震说：“有陶将军挂帅，定会旗开得胜。”又说：“咱们此生的目的，就是要准备干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让戈壁变绿洲，沙漠变良田。”
1950年8月，王震和陶峙岳、张仲瀚、陶晋初在石河子的土房子里讨论，规划石河子市的未来。以后，由张仲瀚主持制定石河子新城的规划，征求了许多专家的意见，他自己也亲自划出草图，对提出的方案和设计人员反复研讨。他多次谈到城市建设要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还要扩大工业区用地，讲石河子应当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张仲瀚还说，他在进疆的途中，就想按自己的考虑建设好一座城市。他开始设计的草图是手掌大的草图，以后逐步放大，最后成为万分之一的正式草图。
1952年由他领导重新编制的石河子城市规划，也就是今天石河子市区建成的格局。在石河子未建设前，几位领导借老百姓的房子住，随从人员要挖个地窝子住，张仲瀚也参加挖。他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天山脚下挖地窝，非常好!明天的高楼大厦就从地窝子开始吧!”
石河子地区过去被认为是不能植棉的禁区。1951年，张仲瀚考察时一个连长从老家带来棉种种在菜地上，亩产皮棉20斤，虽然产量不高，但说明这里能种棉花。这使张仲瀚十分兴奋，连夜与陶峙岳商讨，第二天报告了王震，他们都为这一发现和可能建成一个大棉花基地而激动不已。经过认真讨论，并和技术专家签订合同，决定在1952年试种2万亩高产棉花的计划，结果获得亩产皮棉l02斤的好成绩。这是一大创举，走出了前人没走的路。正是从这里开始，才有了今天石河子垦区和整个北疆地区几百万亩的国家棉花基地，棉花总产量占全国的1/5。
毛泽东点将，张仲瀚担任农垦部副部长
1954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乌鲁木齐，张仲瀚也由石河子移住乌鲁木齐。1956年，中央在讨论组建农垦部领导班子时，毛泽东点名要他担任副部长。
其实，张仲瀚和毛泽东交往并不多，但却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仲瀚在北京上中学时，结识了梅兰芳等人，学会唱京戏。1940年12月20日，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他上台表演了京剧《四进士》。毛泽东、贺龙等中央领导看了这次演出，毛泽东悄悄问贺龙，“他就是那个津南抗日自卫军的司令吗？”贺龙点点头说：“就是他把日本鬼子搞得日夜不宁呢！”毛泽东听说他是719团团长时说：“好啊，好好当，要当好一个团长还要努力！”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数日，也到了719团的驻地“九龙泉”。这里的泉水是有名的，毛泽东喝了九龙泉的水，张仲瀚还请毛泽东吃饭，所用的肉菜蛋，都是屯垦战士自己生产的，毛泽东夸奖说：“好！好！”这不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1944年5月1日，南泥湾垦区政府成立，张仲瀚兼任了领导职务。
十几年后的1956年，毛泽东不记得张仲瀚的名字了，他问王震：在延安时一个英俊的团长，会打篮球，个子高高的，又会唱京戏，那个人现在哪里？王震回答：他叫张仲瀚，现在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毛泽东说：他不可以当副部长吗？由于毛泽东点将，张仲瀚担任了农垦部的副部长，但仍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副政委(政委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兼任)，长驻新疆。
在1954年以后的17年间，兵团先后成立了10个农业师，逐步开垦出千万亩耕地。现在的兵团拥有各类企业700多个，有178个工农商并举的团场，二、三产业占50%以上，形成一批繁荣的团场小城镇，整个兵团是一个农工商一条龙的大型联合企业，生产着占自治区10%的粮食和40%的棉花，拥有在全国都有一定名气的棉纺、毛纺、制糖等先进企业。遵照毛主席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张仲瀚说服大家，从1964年起，兵团每年拿出800万元帮助各族人民搞农田、造林、庭院、水利等建设。贺龙听说后，非常满意，说“你们这笔钱花的对”，“这个钱越花的多些越对。这种事要长期办下去。”张仲瀚说：“我们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当作自己一辈子的终身事业。”贺龙说“要两代、三代，世世代代办下去。”张仲瀚还十分注意顾全大局，主动承担国家的困难。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张仲瀚从自己开始，降低供应标推，压缩经费，让出财力物力，接纳远道来兵团逃荒就食者20多万人，并为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缺粮区调运4000万公斤粮食。
1962年夏天，张仲瀚在检查工作中，发现有人要农场精简职工遣返回内地老家，他立即批评此举，并说：决不能这样做。兵团要顾全大局，责无旁贷地主动为国分忧，兵团不为国家承担困难，让谁去承担呢？又说，回去后生活困难，不是还要回来吗？这无疑是让职工携老带小往返折腾受苦受难吗？他立即制止了这一错误的行为。
为使戈壁变绿洲，张仲瀚狠抓植树造林、牧草轮作等改造盐碱地的工作，农田林网化，人进沙退，小城镇建设，成为兵团十分诱人的特色。他深入各个垦区，远行不问行路难。他在穿越塔里木沙漠时，汽车受阻，他下车自己推车走，途经古楼兰遗址时，张仲瀚感慨万千地说：“浩浩乎前不见古人!我们有责任建造出新的楼兰城。”以后建在那里的36团场就是他定的点，现在已是一座农牧结合的花果园了。50年代初，他到阿勒泰新成立的农10师去视察，他极目远望，阿尔泰山就在天边屹立，额尔齐斯河边片片丛林，是辽阔无边的大荒原，他说：“开垦出来都是好地。这些人烟稀少的荒原，弱者是无法生存的地方，我们要给他带来繁荣和文明。”他为这里即将建立的一座新城起名为“北屯”’意为在新疆的最北边执行屯垦戍边任务。张仲瀚说过：“夺取政权后，让国土荒芜着，地不能尽其力，人不能尽其才，我们就会成为国家的罪人。”
在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时，由于不再列国防军编制，实行转业，一些同志很不理解，当时正值国家实行部队军衔制，兵团转业不再评军衔，对大家影响很大，有的发牢骚，说“军不军民不民，二转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张仲瀚为此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写了首七言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这首反映他自己抱负的诗，也使他的同伴和下级深受感染，有些想走的人，又留了下来。
兵团表现在屯垦戍边上的成就，很快就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从1954年董必武第一个视察石河子开始，1958年朱德来视察，1965年周恩来、陈毅、贺龙也来了，还有国际友人胡志明、西哈努克，以及众多的国外观察家，张仲瀚常陪同视察。朱德说：“我来到了一个花园农场”，“来到这个农场真不愿走。”陈毅留下了“白杨梯堤护农地，水道纵横育稻苗”和“戈壁惊开新世界”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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