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回首往事说梅益

作者:邵燕祥





  我在中秋节头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去北京医院病房看望梅益。听到我轻声呼唤"梅益同志",他已只能微微睁开失神的眼睛,又闭上了。我第一个直觉:一个人就这样走过了他的一生。
  听说他每天上午还有一会儿清醒,精神好些。尹绮华就在中秋当天早晨带着他们的儿女前去,这是最后的团圆吧,大家心里明白。
  中秋两天后,传来梅益去世的消息。我劝慰尹绮华说,按中国老说法,年登九秩,是该点红蜡烛的"喜丧"了。我不会说话,这样说,对当事的亲人,可能显得残酷。但我从心里觉得,梅益一辈子活得太累了:少年负笈异乡,从此以国为家,由北平而上海,而苏北,而南京,而延安,在1949年即他36岁以前,先是投身左联,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备尝的地下工作条件下,亦编亦译,奔走斗争,战后大家只知他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发言人,其实那时他还身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并广交朋友,保护、解救受迫害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保护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1949年后的17年,在建设对内对外整个广播体系和开创电视事业的繁巨工作中,他可谓殚精竭虑,紧张劳碌,长时间就住在办公室,入夜还要处理白天未完的事务,终审联播节目稿,等最后新闻播出才休息;直到1966年,他被迫离开了广播局工作岗位为止。文革结束,他已病残,但他以伛偻之身,又工作了十多年。他好像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疲倦的人。
  如此高寿,太累了,该休息,或者说安息了吧。
  很快我就看到了老记者谢蔚明、刘衡的纪念文章。我想我也该写点什么。从我1949年6月1日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报到,知道梅益是编辑部的领导起,已经54年了。他长我20岁,无论依老传统或新传统,他都是我这个"知青"的前辈。我跟他没有密切的过从,但在我一直有知遇之感。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支部扩大会已经开始对我的批判,梅益因要随团访苏去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临行,让胡若木给我捎了个口信,我体会那意思是怕我没经过这样的风雨,而寻了短见什么的。1958年,我划右下放劳改了,秋冬之际,文秀从乡下回来,偶遇梅益,他问"小邵怎么样",文秀答了"还好",又说起她想不通,这时梅益亦庄亦谐地说了一句,"说不定我哪天也会成右派的",固然意在宽慰,却是出自真心,对那时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置身于"从来天意高难问"之境,怕也不免心怀悚惧吧。
  在反右派之后,一步紧似一步,连周恩来也当面听到指桑骂槐,说"右派的进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地方,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梅益当然听到这话,自不能不惊心。抗战初期,梅益从1937年12月,在上海先后负责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译报》、《每日译报》的编辑,又创办或与人合办《华美周刊》、《译报周刊》、《求知文丛》和《上海一日》,进行了有力的抗日宣传,当时就是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分管上海的工作,对梅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也许正是因此,抗战刚一胜利,1945年9月,梅益就奉中央指令由苏北返回上海,负责筹办《新华日报》;1946年初,到南京梅园新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年后,梅益是参加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例会的。他在编辑部所传达,除了来自中宣部和胡乔木的以外,多是周恩来的话,有些毛泽东的意见,也是经由周恩来转述的。广播事业局是直属单位,周恩来又管得十分具体,我记得有个假日晚上我在宿舍,梅益找我替他赶抄一份要求为发射台拨款的急件,就是他写给总理的报告。
  在可能是由社科院印发的《梅益同志生平》中,特别提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盛况转播工作"。据我所知,从那以后,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或群众游行实况转播,梅益都要亲自过问、定稿,采编由杨兆麟(后加上杨丹)负全责,播音则以齐越为主,女声先后有丁一岚、潘捷参加。在电视开播之前,这是与庆典同步把实况告知听众的惟一媒介和渠道。
  但在1963年的"十一",毛泽东在城楼上看着齐越他们面对麦克风播音,竟也"浮想联翩",忽然对周恩来说:"如果有人搞政变,只要他们一广播就成了。"这真是一声霹雳。周恩来心领神会,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可以让毛主席稍稍安心的措施。
  30年后,回顾当时,毛泽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方面,中苏两党的论战方酣,在毛的心目中,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党内党外也不是没有市场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宫廷政变史不绝书,近年非洲等地政变不断,有的只费少量兵力,竟是以控制电台,发布政变命令,而一举翻天的。三年后林彪大讲"政变经",盖于此揣摩有日矣。
  周恩来调了某军政治委员丁莱夫到广播局任政委,党组书记,取代梅益为一把手。广播局随之仿军队建制设立政治部,在对内、对外两部即中央台、国际台分设政治协理员,在广播文工团总团分团分设政委。那时"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伊始,时行说"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从上到下大造夺权舆论,广播局虽并非基层,是中央国家机关,却也已大有夺权之势。在"政治挂帅"的体制和氛围下,一切业务、行政工作服从于政治,业务、行政人员便须听命于政工人员;从这时起,原来广播电台以宣传业务为中心的格局改变了,加上某些政工人员对宣传、对人事的不适当干预,开始形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在原有的业务、行政人员中,也包括两部分:一是"进城"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老广播,和"进城"初期从青年学生中吸收的新广播;还有一部分则是1952-53年间几个大区撤销后从大区台调来的负责干部,其中不少是在地方台独当一面的,到了北京,部分以副职作了安排,却也还有些一时安插不开,于职务、级别、住房及各项待遇,多有不能尽如人意者。于是有的便把不满集中到梅益身上。这样,在实行政委制之前,机关里就已添上原中央台和原地方台干部之间的矛盾,里面还套着新老干部以至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矛盾,不过或隐或显,时隐时显罢了。
  文革风暴一起,在全局和各部口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由政治部系统掌握,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发动攻势,梅益自然首当其冲,因为他不但是在广播战线执行了所谓"十七年黑线"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还是远在上海左联时期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参与者,积累了大量有待清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大字报公布了他审定的稿件,竟不止一次删去了颂扬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叠床架屋的套话,实在"罪该万死"。紧接着在全局首先是中央台、国际台、电视台的编辑部门和文工团大抓"梅益黑帮"。机关内部原有的矛盾,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充分暴露并恶性发展了。
  在当时气候下,只要是批斗梅益,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符合革命大方向"的。毛泽东"八一八"检阅红卫兵,流风所及,与社会上的"红色恐怖"同时,1966年8月23日早晨一上班,广播局就举行了对"梅益黑帮"的第一次武斗。大家记得,导致老舍自杀的那一场大批斗,也发生在这天早晨。广播局东小院的一幕,可能既是呼应社会潮流,又是贯彻领导意图。就从这一天起,广播局开设了"政(治)训(练)队",对广播局梅益以次的干部员工一百人左右实施圈禁,宣布《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十条规定》,俨然监狱一般。每次全局的批斗会,梅益都是头号斗争对象。大家印象很深的是,梅益对他经手终审的稿件,他怎么修改的,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不光是记忆力好,而且因为他真是用心。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有人气势汹汹质问他,为什么要办农场生产基地,他竟答道:"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质问者为之语塞,我不禁心中暗笑。后来我也遇到这类质问,说"你搞翻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就答"是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收到同样的效果。梅益不但要应对局内大会小会的批斗,到工人体育场等万人大会上接受跨行业的批斗,会下还要写交代材料,参加劳动。他本来有"鹅掌疯",那年冬天露天干活,掌心全裂了。四个月后,年底因运动态势的某些变化,政训队解散,被关的人暂时回家。梅益却没有这么轻松,两派群众组织都要表示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就得无休止地狠斗"走资派"。梅益充当了"革命群众"及其后面操纵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练拳的沙包。1968年军管小组进驻以后,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专政队,其中有第一次关过的那些"黑帮",还有陆续"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被梅益"招降纳叛""网罗包庇"的"牛鬼蛇神",而且连党委书记丁莱夫,还有一些政工干部也进来了。梅益自然仍是首恶。新一届的专政队是"走读"的,他和另外六七人则仍在专家楼里"隔离",实即羁押。每天定时由监管人员领出列队到大食堂吃饭。这样的屈辱持续了两三年。然后,到河南淮阳干校,所谓边劳动,边交代,接受改造。但对他说来,比起圈在小屋里,也许已是一定程度的解放了吧。
  《梅益同志生平》中,只有几句话---"'文化大革命'期间,梅益同志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身体遭受重创",30多字笼统一笔带过,故我在这里多说几句文革期间的情形当作补充。
  走出八宝山,在九月秋风中,我又一次想,一个人,就这样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今天,除了亲故,大概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关心梅益曾置身其间的上海左联、南京和谈那一段历史了;且如刘衡所说梅益不大抛头露面(记得1954年组织第一个广播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电台学习苏联经验,他就没参加,而是留下,把各部门出访成员负责审稿的任务一总承担起来),似乎连广播电视系统的年轻人对他也已陌生。不过,过去以至今天许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读者,多还记得译者的名字是梅益。今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诞生百年纪念,他应该把小他十岁的梅益看作异域知己吧。据说,梅益晚年曾应友人之请,抄录了书中主角保尔·柯察金那一段撼人心灵的话:"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它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当梅益用发抖的手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他的心情会是平静的吗?他回顾意气风发的早年,坎坷颠踬的中途,以至虽有馀勇可贾毕竟暮色逼人的晚岁,他感到累了吗?他有怎样的感慨,都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