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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作者：徐庆全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近年来文艺界一些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写出一些回忆文章，对这一事件有了大致的描述。但是，亲历者在有关丁陈冤案两个关键问题上，说的并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一、在中宣部为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上，为什么没有作协党组书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署名？二、1957年6月6日作协召开的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何以带头向丁陈道歉？
为了弄清丁陈冤案形成的真相，本文试着就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为什么给中央的报告没有周扬署名
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何时提出来的？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黎之：《文坛风云录》）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则来自康濯。曾长期担任作协秘书长的张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名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定一同志签名把这个材料送了上去。周扬同志没有看到。毛主席看了材料后，就批下来了，却让周扬同志执行了。后来，周扬同志说起这个事，并没有说明这一情况，既没有把责任往上推，也没有把责任往下推。（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黎之和张僖都是知情人，周扬当时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的事实，是可以认定了。
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后，困惑随之而来。丁玲的丈夫陈明也与我们有同感：
对批丁玲，首先是作协写了报告的。奇怪的是，一、作协的这个报告，不会是6月才写的，它肯定有个酝酿过程。它是否经过党组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了呢？二、这个报告是副书记刘白羽、总支书记阮章竞签名，而党组书记周扬为什么不签名？周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同意不同意？参加酝酿了没有？三、报告送到陆定一那里，陆也不能不问周扬。陆向中央打报告时也只用陆定一的名字，而周扬是中宣部分管文艺、领导作协的副部长，从中宣部角度看，你周扬应该签名啊，不署名是不正常的。（邢小群：《是谁整丁玲---陈明访谈》）
那末，为什么周扬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呢？
这要从当时的大背景来考虑。
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或序曲。这年的6月1日，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写信给陆定一，信中要求：各地各单位"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上作了批语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
6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作了修改和批示。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把反胡风集团的斗争迅速地扩大为全面的内部肃反运动。
中国作协先走了一步，大约在毛泽东6月1日批示前，就率先成立了五人小组：
作协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康濯和张僖。五人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刘白羽同志抓总。严文井同志负责从作协出去的所有文字，他对文字抠得很细，无论从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上，他都很有经验。阮章竞是作协的总支书记，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会议还要周扬或刘白羽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文学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1999年12月22日采访张僖）
稍后，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中央宣传部成立"五人小组"，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是组长，刘白羽是成员之一。
熟悉当时历史情况的人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成立起来的"五人小组"，是肃反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虽然是以"小组"而冠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上取代了各单位的正常的领导程序。在我采访张僖老人时，他对这一点仍然记忆犹新：
那时候，作协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五人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就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所有干部的历史。
作协肃反"五人小组"，是在以张际春常务副部长为组长的中宣部的"五人小组"和以部长陆定一为组长的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的。作为作协"五人小组"组长的刘白羽，肃反工作是要直接向陆定一和张际春请示汇报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后来要由张际春而不是周扬来负责审查丁陈问题的专门小组的工作。
在作协的肃反审干中，丁玲的历史问题、陈企霞的托派嫌疑，都被翻腾出来了。随之，1954年到1955年初的批判《文艺报》事件也连带着出来了。于是才有了前面所提到的张僖回忆中的康濯写材料揭发丁玲的事情。
在"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的情况下，康濯的揭发材料应该交给谁？不是周扬和邵荃麟、郭小川等作协党组领导，只能是刘白羽。
康濯是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而刘白羽是组长。康濯把材料送给组长刘白羽，刘白羽签名后，又让既是五人小组成员又是作协总支书记的阮章竞签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作为既是作协"五人小组"组长又是中宣部"五人小组"成员的刘白羽，不经过党组成员的讨论，把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部长兼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组长的陆定一，而不送给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理解了这一点，前引陈明一系列"奇怪的是"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周扬向丁玲、陈企霞道歉，是中央反右的部署
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了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的扩大会。会上，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在讲话中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陈明在回忆中谈到此事时说：
1956年，丁玲向上级申诉，得到中宣部党委会的受理。1957年春天，毛主席"到处游说"，游说的内容是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出整风主要是批评：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就是1957年作协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背景。在这次会议上，周扬等承认1955年批丁玲是错误的。如果作协党组真的能执行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或许能多少纠正自己造成的错误，减轻对党和对同志的危害。但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趁"反右"之机，把丁玲的申诉诬为"翻案"，是"向党进攻"。
亲历此事的原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回忆说，周扬等人赔礼道歉后，招致了丁玲、陈企霞的质问，这时：
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
陈明的回忆，主要是两条：其一是说，6月6日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是执行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的结果；其二是说，后来整丁玲，是借反右之机。李之琏的回忆则更明确地说，周扬等人是抓住了"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机。
其实，6月6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的背景已经变了，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的举动，说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是对的，但绝不是执行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而是执行"引蛇出洞"的指示。换句话说，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不是真的，而是毛主席"阳谋"部署的具体体现。因此，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右派，也不是像李之琏所说的，是在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致，而是在6月6日的会之前，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7年，中央决定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应该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据《毛泽东选集》第5卷，此文作于5月15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在下文即将引用的《郭小川日记·1957年》的记载中，像郭小川这样级别的干部，是6月17日在陆定一部长处才看到这个文件的。当然，在5月下旬，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文件的精神。此后，6月20日、21日，郭小川又两次看了这个文件。这一举动表明，当时是把这个文件作为反右的指导性文件的。（参见《郭小川日记·1957年》）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已明确表述了"引蛇出洞"的意图。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不公开的动员正在进行。
具体到作协而言，当时只是几个高层领导才在18号或19号了解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文件精神的。当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回忆说：
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在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整风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的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了。而最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做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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