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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斗士杜斌丞
作者：王宇明
1947年10月7日，卓越的民主运动活动家杜斌丞同志，在蒋介石、胡宗南匪帮的屠刀下壮烈地牺牲了。翌年10月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隆隆炮声中，陕甘宁边区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延安隆重举行追悼杜斌丞殉难一周年大会。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报告杜斌丞生平业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先后讲话。大家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对为和平民主事业英勇奋斗、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杜斌丞沉痛哀悼，衷情赞颂。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书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笃信赤帜志弥坚
杜斌丞，原名丕功，字斌丞。陕西省米脂县城人，1888年5月20日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岁时入私塾，1905年到绥德中学堂读书，1913年夏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
1917年夏，杜斌丞毕业，谢绝了许多朋友的挽留，回到偏僻、落后的陕北，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在办学期间，他采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特别可贵的是，杜不顾校内外保守势力的反对，大胆聘请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在他的支持与鼓励之下，这些老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他当了10年校长，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其中就有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宜、李力果等，后来他们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重要干部。
在大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处于逆境之时，杜斌丞仍能分清大是大非，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他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安城里议论纷纷，有些青年一时分不清是非，看不清方向。杜斌丞则以鲜明的观点引导他们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杜斌丞向杨虎城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的协定.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十七路军与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的阴谋。
为了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13日，党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时，毛泽东致信杜斌丞，信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杜斌丞这样看重和信任，使他的心情非常高兴与激动。他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对张文彬的工作大力协助，并建议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公署秘书。9月8日，张文彬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已与杜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方推动外，并可向孙（孙蔚如---笔者注）等尽力推动。我观察他同我谈话的态度均很诚恳。"
西安事变前夕，杜斌丞针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消灭红军、削弱杂牌军的阴谋，向杨虎城提出了"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抗日的建议。他对杨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这个建议对促成杨虎城和张学良团结抗日以至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积极作用。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当日，杜斌丞受命担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中信任共产党，依靠共产党。周恩来到西安后，从国家民族最高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听后当即表示衷心拥护。他敬佩地说："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毛泽东称赞他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
为民主奔走呼号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动政策，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更为猖獗，使杜斌丞对国民党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看得更加清楚。就在这时，杜斌丞接连两次收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送来的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拉他参加国民党，均遭到断然拒绝。
1940年7月16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如狼似虎，突然闯入杜家，以搜捕共产党员为名抓走了杜斌丞的随从杜良明和来访的客人。这使杜斌丞异常愤慨：现在，我还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员嘛，他们就事先不打招呼，派特务闯入我宅，搜我的家，抓我的人，真是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翌日，杜斌丞怒气冲冲地跑到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家中，怒斥特务暴行，据理要人。蒋无理以对，装作不知此事，传令让杜将杜良明带回。杜斌丞回到家中，仍然怒气难平，当即挥笔疾书，给蒋鼎文写信，坚决辞退省政府委员和其他一切行政名义。公然申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
从此时起，杜斌丞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为民主四处奔走呼号，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开始了新的斗争。
1941年夏，杜斌丞到了广西桂林，由朱蕴山介绍，会见了抗日反蒋的李济深将军，商定开一个秘密会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以游览名义乘车到了城外李任仁家中。李是广西参议会议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在这里，杜斌丞和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讨论南北如何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问题。最后制订了一个计划，组织南北各军同时起义，包围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与延安合作，坚持抗日。并决定由杜斌丞担任西北方面负责人。后因种种困难，计划未遂。
是年秋，杜斌丞又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接触的人士更为广泛，其中有共产党员，有爱国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上层人物。谈论的问题也更加广泛深入，政治视野也更加开阔。就在此时，经王炳南、屈武介绍，杜斌丞参加了秘密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担任陕西组组长。从此，杜斌丞开始了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民主运动，革命斗志更加激昂。
1943年夏，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杜斌丞到了云南省昆明。到后不久，就由周新民介绍会见了昆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并经常联系。又与老同学、著名人士张奚若多次深谈。并走访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许多教授、学者，应邀出席了民主人士组织的座谈会、报告会，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罗隆基、杨春州等知名人士，收获甚富。他第一次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就引起巨大反响。
1943年冬，杜斌丞由朱蕴山、韩望尘陪同到了成都，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等人会晤交谈。他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情况，向张澜主席明确进言。杜斌丞的西南之行，对于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力量的联合，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为发展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宝贵贡献。
"屡作罪言安复危"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杜斌丞审时度势，决定返回西安，迎接新的斗争。
中共周恩来副主席对杜斌丞回西安后的安全问题十分关心，特约他晤谈。周恩来指出："胡宗南正在准备进攻延安，西安的环境日趋恶化。你在反动派面前的目标太大了，你回西安难免有遭到叵测的危险，你可先到上海工作一个时期嘛。"稍顿，又说道："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不是也能作出伟大的贡献吗？"
杜斌丞听了周恩来十分关怀诚恳的劝告非常感动。但他还是激动地表示："周先生！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按兵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敌人了。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那里也需要人，我应该回去。"杜斌丞如黄钟大吕一般的慷慨之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使周恩来和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
2月4日，杜斌丞由重庆回到西安。为了加强对民主运动的领导，首先调整和充实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经过这次调整，主任委员仍是杜斌丞，委员有杨明轩、王菊人、成伯仁、李敷仁，秘书长杨子廉。总支部下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青年、文化、妇女、财务、国内联络五个委员会。为迎接新的斗争作了组织领导准备。
杜斌丞根据周恩来关于积极从事大后方的舆论宣传工作，大力扩大民主救国思想影响的指示，同杨明轩等一起首先创办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以下简称《联合版》），由成伯仁任社长。之后还创办了《老百姓报》、《新妇女》、《文化周报》、《农村周刊》等报刊。
在这些报刊中，战斗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是《联合版》。它高举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敢于为老百姓说话，敢于反映民盟的政治路线。许多文章，切中要害，猛击时弊，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与惧怕。
杜斌丞回到西安后的第四天，即2月8日，他就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联合版》发表长篇谈话，针对蒋介石要求修改政协会议决议的反动图谋，向蒋介石公开宣战："本人对民主运动向具热忱，去年（1945年）十月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上，已将我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个人既拥护民主政治，至愿民主运动日趋展开，使中国迅速实现民主的新国家。"
从此之后，在西北，以杜斌丞为中心的民主力量与蒋介石、胡宗南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围绕着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一天比一天紧张激烈起来。
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始时不准许各大商户在《联合版》上刊登广告，不准许老百姓订阅《联合版》，企图从经济来源上卡死《联合版》。达不到目的，特务机关就给报社写恐吓信，在信封中装上子弹威吓，扬言要捣毁《联合版》。然而报社职工，无所畏惧，坚守岗位，《联合版》照常出版。
威吓不灵，大打出手。3月1日，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纠集一群特务、流氓、暴徒举行反共、反苏游行，并趁机捣毁了《联合版》报南院门营业部。报社职工无比愤慨。他们在杜斌丞的指示与鼓舞下，顶住压力，坚持工作。第二天报纸照常出版，并发表了《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号召各界人民奋起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联合版》报的暴行激起西北及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地给报社的声援和慰问信多达3000余件。郭沫若、沈钧儒、茅盾等人也致函慰问，热情鼓励："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日遭忌视。然拥护贵报之人固遍于全中国，尚望再接再厉，共同争取民主自由之实现！"
西安和全国各地爱国民主人士对报社的慰问和鼓励，更加激发了全体职工的斗志。同时也使国民党反动派越发恐惧与仇恨，开始对报社工作人员进行人身迫害。
3月初，西安特务头子王超凡，在钟楼附近故意用汽车撞倒《联合版》报编辑部主任梁益堂。
3月19日，《联合版》报记者杨宾卿在夜间回家途中被特务分子殴打致伤，并狠毒地在眼中塞满了石灰。
3月27日，国民党西安反动当局又指使特务在《联合版》报社冰窑巷印刷厂偷偷放置了三颗化学燃烧弹，企图烧毁印刷厂，伤害工作人员，阻止报纸出版。但由于报社职工警惕性高，及时发现排除了，敌人阴谋又遭失败。
图穷匕首见，敌人大开杀戒。4月23日，报社的法律顾问王任，因联合二十多名进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谴责特务破坏言论自由、殴打记者的暴行，刺痛了敌人的心窝，竟被恼羞成怒的敌人诬以"吸食毒品"的罪名秘密杀害。5月1日，在西安街头，特务又绑架了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老百姓》报主编李敷仁，枪杀于咸阳塬上。白色恐怖越演越烈。
就在此时，蒋介石到达西安部署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胡宗南为了给主子一点面子，下令《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停刊。报社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被迫撤离。只有杜斌丞、王菊人等留在西安，坚持斗争。
"敢以空拳抗万钧"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其他几个爱国进步报刊《老百姓报》、《文化周刊》、《农村周刊》和《新妇女》也都被迫停刊。王任、李敷仁被敌人杀害。西安古城，乱云飞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但是，杜斌丞"固持正义惊群丑，敢以空拳抗万钧"（谢觉哉诗），誓与敌人周旋到底。
在重庆的王炳南深知杜斌丞在西安的处境日益恶化，特派王彦亭去西安转告杜斌丞尽快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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