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人民日报》老编辑李克林遗言
作者：蒋涵箴
1999年10月我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去采访李克林。此时的她已85岁高龄，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这种老年病会发展得很快，我要趁她在头脑尚十分清醒的时刻记录下她的思维，也许对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写完此稿，她坚决不让发表，她的理由是李克林不是什么名人、名记者，一生还做过很多错事，不值得发表。但是她用颤抖的手对稿子作了精心的修改，（也许这是她一生中修改的最后一篇稿子，是写她自己的稿子）显然她还是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把她的肺腑之言告诉后人。当我完成这篇采访笔记后不久，她就失语了，但是她到临终心中仍然是非分明，只是她不想再说了。2003年8月12日我得知89岁高龄的李老太去世的噩耗，立即从电脑中调出四年前写的这篇稿子，读毕竟是热泪满面。李老太与我的心灵对话在耳际缭绕，她的人格再一次感动了我。我们新闻队伍中应该有更多的像李克林那样“毕生为农民争自由，一心为新闻求真实”的记者。
我和她曾一起探讨当一名记者最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她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后说了这一段话：
“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文化知识不高、学历不够，可以去学，而这个良知是人的基本素质。有些人没有多少文化，可人品很好，正直，说真话；有些人学历很高、理论很深，却善于见风使舵，农民已经饿死了，还要说‘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一点人的良知都没有。”
李克林以一生坎坷的经历总结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当一名记者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是第一位的。那么，李克林又是怎么做人的呢？
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在我国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很少有人不知道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李老太”的。“李老太”是大家对李克林的尊称和爱称。虽然她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一位级别较高的老领导，可没有人称她“李主任”之类的官衔。在人民日报社不知道“李主任”是谁，只知道“李老太”是谁。
一说起李老太，无论是老领导还是小干部都赞不绝口地说：“李老太善良、正直、心眼好、水平高。”这几年李老太却明显地衰老了。白天家人把她抱在一张旧藤椅里，藤椅周围为她放了许多她爱看的报刊和书籍。借助这些文字她获得了外面世界的信息，从而来判断是是非非。
85岁的李老太，虽然脚不能迈步，手颤抖得难以握笔，唯独她的思维仍是充满着睿智和幽默，记忆力相当好。我在李老太身边听她慢慢地回忆，深感这位老人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李克林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她出生在河南邓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自幼丧母，由姥姥扶养长大，跟着舅舅学过一点四书五经，上过一年多小学就插班进了邓县女子中学，年年期考名列前茅。初中也只上了两年。初中毕业考进了开封女子师范。毕业后当过一年小学教师。这点基础知识助她迈进了新闻工作的门坎。在战争年月一直住在老乡家，天资聪颖的她吃着老乡家的饭，从老乡中吸取朴素、富有哲理的思想和语言，所以她写出的文章没有八股腔，思维清晰、说理透彻、语言生动，可读性很强。她1985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今日大寨》是公认的新闻通讯中的一篇范文。
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胡乔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青年时代的李克林决心要找共产党，参加抗日。她离开家乡到了陕西渭南赤水镇，找关系去陕北。先是进了陕西三原县的安吴堡的“青训班”，在那儿学习了半月就送往延安。
1938年初，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背着行装，排着长队，从安吴堡出发，崎岖的山岗，嘹亮的歌声，千万颗火热的心，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她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幼年时姥姥给她缠过脚，姥姥一死，她就把缠脚布一扔，解放了自己的脚，就这双“解放脚”，在行军中她从没有掉队。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胡乔木，所以她参加革命就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对胡乔木这位比自己长几岁，又有学问的大学生十分崇拜。李克林说，还有个姓“孟”的学员对胡崇拜得了不得，干脆把自己的姓改成了“乔”。那时，我们最爱听胡乔木作报告，最爱唱胡乔木写的那首《青年颂》，至今，我还记得歌词。青年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在革命圣地延安也不例外。我让李老太唱这首歌，她真的动情地唱了，仿佛回到了久远的岁月，我看到她迷雾的眼睛亮了起来，但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她接着说，可是进城后不知为什么胡乔木变了，好像远离真理了，我不像以前那样崇拜他了。
在延安、太行山那段时期是李克林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生活很艰苦，1943年根据地闹灾荒，在涉县赤岸村和军区司令部一锅吃饭，军民一起吃糠咽菜，可是她不觉得苦，她从小不爱吃肉，偶尔有碗“羊肉粥”，打回来就去换老乡的小米粥喝。李克林一生就爱吃些野菜、杂粮，吃的、穿的上头一辈子不讲究。我在她家采访的几天，她老嚷着要让阿姨给我包野菜饺子。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她说，那时人们一心向往革命，大家头脑很简单，人与人之间关系单纯，名利淡泊，精神境界高尚。
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是50年代后期
她说：“1957、1958、1959这几年是我记忆中最混乱的岁月。文革十年虽是最黑暗的年代，可我当时不过是一大批“走资派”中的一个，共同的命运似乎分散了个人的痛苦。而那三年，我却有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
“1957年反右派是我们国家逆转的起点。虽没整到我，但我不理解。尤其是后期，划那么多右派，我越觉得不对头。报社划了几十个右派，那些同志都是很好的人。我对那些整人的人敬而远之，内心很反感。
“在党报史上，有人说1958年是‘头脑发热的日子’、是‘疯狂的年代’、‘诗一般浪漫的年代’。我们是在办报，又像是在作诗；是在报道事实，而又远离事实。在农村报道上，标题像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有一篇通讯写河南某队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也钻不进去，被人一把抓住了。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解放军围场，当场验收验秤，统计数字。这些报道有村有店，有名有姓，你信还是不信？报纸不断用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来促进高产，经常批的有‘右倾保守派’、‘秋后算账派’，还有悲观论、条件论等等。58年8月在小麦统计数字公布后，有一篇评论这样写：‘一向称低产的小麦还能以70%以上的速度跃进，高产的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呢？’这就叫‘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右倾帽压出高指标。’”
“1958年，我负责报纸研究工作，对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产量、荒谬的评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没人听，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报道实际上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1958年秋收时，我到了河北元氏县。火车出了北京，看到京汉沿线红光千里，大炼钢铁，令人兴奋。到了元氏一看，我有些不安了。在农田里修起一个个土圈圈，堆上矿石、煤炭、木材，烧上几天，出来一堆炉渣似的东西，说是钢铁，其实一点用处也没有，还毁了大批农田。夜晚红光遍地，白天人喊马嘶，红薯烂在地里，豆子崩在地里，丰产不丰收。这就是我们歌颂的三面红旗、高产卫星、小土群！元氏之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当我们坐在王府井报社大楼里，为那些满纸荒唐言做标题、唱颂歌时，我们怎知道灾难正悄悄地降临祖国大地。我从元氏带了两块‘烧结铁’回来，让大家看看这就是大炼出来的‘钢铁’！到了1959年反右倾，这就成了攻击大炼钢铁的罪证。”
有人说，当时的报纸不只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是“疯人办报”，一群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就成了“疯人”了呢？
李老太向我娓娓道来。“当时，对高指标许多人是有想法的。亩产几千斤，私下都知道是胡说的。但在1957年反右以后，人们都有一种对‘右’的恐惧症，少数人瞎吹，多数人不吭，党报一宣传，谁还敢说什么。我们的党要造福亿万人民，急于求成，指导思想发生错误就给人民造成灾难。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党的决策违反客观规律，违反人民的意愿，又不让人民说真话。在延安，我开始学马列，读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觉得我们党已走出了空想，掌握了科学。可没想到，1958年又走进了另一个空想，历史是多么严峻！“
李克林夫妇共同的命运
1959年林韦（李克林的丈夫，当时任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克林也受到批判。事情的起由是这对夫妇到农村走了一趟，看到了饿死人的真相，回来后讲了几句真话，遭到了批判。
1959年春天，李克林带着1958年的怀疑，又到了河南，所见所闻，使她忧心如焚。浮夸风太大了，有的县饿死了人。有人说国家拿走的是粮食，是实的，给农民留下的是数字，是空的。有的说，报上胡编乱登，干部瞎吹乱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林韦1959年春也下去了，到了安徽，看到有的村开始饿死人了。就给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起先并没有受到批判，因为1959年初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提出要纠正农村“三风”，算账退赔，破产还债，实际有纠“左”之意。没想到庐山会议之后，风云突变，一声令下，全国反右倾。吴冷西从庐山下来，在报社讲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话。他把报社的干部分成几类之后说：“有的同志与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报社的另一位领导悄悄地告诉李克林，这是指的林韦。可林一点都不知道。果然没几天，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批判了林、李和另外两位同志，林韦还戴上了帽子，成了报社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想不通，常常半夜起来自言自语说：“我入党是为追求真理，怎么一句真话也不让说了？我反映安徽饿死人，这是事实，我向党反映真实情况，怎么就是反党呢？”林韦性格直率，说话随便，经常讲些尖锐的话，如“没想到革命几十年出现个饥饿的中国”，“历代皇帝也没这么愚蠢，敢包几亿人的生活！”他的好友把他尖锐的话都端了出来，对他刺激最大，不久就得了冠心病。
李克林家的保姆是安徽人，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林韦后来得了脑血栓，保姆对他特别好，一直伺候到他去世。保姆说，老头是为我们安徽农民说实话挨整的，是个大好人。林韦1990年去世后，她现在又伺候李老太，到最后为她送终。
1959年反右倾，她特别不理解的是，明明“左”了，为啥反右？她最感痛苦的是不让讲真话，不准讲道理。说我是向党进攻，是反毛主席，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我说我是反映情况，不是进攻；我对毛主席的一些说法有怀疑，但我不反毛主席。顶牛很久，不断挖思想，写检查，写了一大本。有人说我，名为检查，实为进攻。这些检查，现在看来，还挺有意思的。比如：党提出以钢为纲，带动一切，我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就能出铁，我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我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他们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说到浮夸，我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说到风源，我说风从上边来，不能尽怪下边。我讲的似乎都有理有据，批的人也无可奈何，只好让我挖阶级根源，最后挖到世界观：“一脑子资产阶级，反映的是富裕中农的情绪，本质上是同路人，灵魂深处是个小资产阶级王国，在革命运动中显出原形，既怀疑党的领导，又否定群众运动。”挖了很久，给自己戴上了几顶大帽子。最后定为严重右倾了事。有一条倒是牢记在心：今后遇到想不通的事，只能多怀疑自己，不能怀疑伟大领袖。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写检查，也就照这个套。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扼杀人的思想，其害无穷。
1962年，对一批党内的高干来说好像有过一个短暂的欢乐，李克林是其中之一，但很快她发觉自己又是“傻人犯错误”了。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际，按照中央指示，十三级以上干部办学习班，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实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从1958年以来，李克林有一肚子话要对党说，不仅是个人委屈，更是对党的事业的忧虑。她主要说了这样一些内容：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可我调查了不让我发言，没调查的却有发言权，都来批我。为什么不让说真话？这几年说真话的挨批判，说假话的升了官。为什么不让说缺点？错误多大就是多大，不能老是一个指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坏了也能烂掉整个手。为什么一说缺点错误就是“抹黑”，黑的就是黑的，不是谁抹上去的。一些人将黑说成白的是投机，将黑说黑，如实反映，是对党忠诚。反映真情说成是对党进攻，这样下去，党将是非莫辨，黑白不分，太危险了。为什么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是掩盖错误，文过饰非。应该倒过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的地方我看没有天灾，全是人祸，尽是瞎折腾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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