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作者：吴 江
习仲勋同志久病后已于去年5月24日谢世。秦川同志亦于今年1月29日突然猝亡。我也已经是耄耋之年，将不久于人世。但有一件与这两位故人有关的必须做的事我却一直没有完成，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因此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说一下。
我未曾见过习仲勋同志，只是在1982年因为一桩整人事件我同他有过书面接触，即书面向他并书记处报告事件经过和请求处理意见(他那时任常务书记)。几年后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久住在深圳。我离休后因老伴邱晴在香港工作，就有机会赴香港暂住几天，有时路经深圳。邱晴和习老一家人相识，所以过深圳时她不止一次到习家探望，我均未陪同前去，原因之一是怕习老若听到我的名字(若他的记忆恢复较好的话)会勾起对过去不愉快事件的回忆，于他的病体不利。只在2000年我随邱晴去过一次，得见习老一面(这是初见，也是最后一面)，见他身体恢复得不错，很高兴。这次习夫人齐大姐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务必写一写仲勋，并送我一本《习仲勋文选》。她再三嘱托，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无疑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难事，因为我从未在仲勋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也不认识曾在他左右工作过的人。回到北京，我思量再三，想起一个人，那就是秦川。秦川同志抗战胜利前后都在西北地区工作。中央成立西北局，习仲勋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彭德怀）并实际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的时候，秦川就在西北局宣传部任秘书长职；两人后来都调到北京，他们仍有直接联系，或仍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所以我认定，知习仲勋者，秦川也。
我认识秦川也较晚，是在秦川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的时候。他一上任找我为《人民日报》写文章就惹过一次麻烦，这倒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我接受写仲勋同志的任务时他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我问他能否帮我回忆一下仲勋同志的事及其为人的特点。他有点好奇地望了我一会后说：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只能随便谈一点。我们的谈话确实是两个老人之间的漫谈、杂谈，思维和话题都缺乏连贯性。这次，他一开口便说：“仲勋同志是我所遇到过的领导人中间确有民主作风的人，在工作上他绝不发号施令包办代替，就是中央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哪个部门的事他就叫哪个部门自己先拿主意、定方案，有时宣传部长不在家，他就叫我这个秘书长拿主意……”他沉吟了一会，又突然说：“说到为人嘛，我告诉你一件事，大约在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仲勋在中南海散步，只我们两人，走着走着他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两句，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事后想想，事实确实如此！你想，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来没头没脑的话，其实份量很重。你想，我们党内，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的人有几个?大家知道彭老总是党内挨整很凶的一个，但彭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曾错整过刘伯承、粟裕等名将啊!什么这个路线、那个路线，谁说得清楚。我细细想了一下，仲勋历史上确实没有整过人，他对任意整人十分厌恶。这样的人历史上应该浓重写一笔。”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似乎有点激动。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漫谈。我临走时试着给他留下个题目，我说：中国有5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多在西北地区，安定西北、建设西北，首先要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新疆的问题。清朝之所以能够立国、并使国家统一，东靠平定三藩，西靠团结少数民族。这是可参考的历史经验。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妥善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听说仲勋同志在处理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上有特殊贡献，你能否谈谈这个问题?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次我去，他果然有所准备，他拿出一份材料，指给我看其中的一部分，说等我看后他再讲一个故事。
这个材料，是记载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平乱的事，当时领导这项工作的正是仲勋同志。其中写了这样一件具体事：青海省黄河上游两岸住着一个昂拉部落，辖区内共7座喇嘛寺院，几个庄子，约8000人。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是项谦。刚解放，藏族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马步芳残匪发动内乱被迅速平息了。平乱之后，漏网的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这是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的叛乱。这时习仲勋指示，必须正确解决昂拉叛乱，这件事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关系到青海工作全局，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务必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在这场斗争中，项谦反反复复，经过十多次的争取，费时两年零七个月。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人前去劝说，项谦最后终于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还当着习仲勋的面说过：“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秦川说，这虽是一件具体事，但反映出一个重大问题。那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仲勋是立了大功的。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工作中的一个亮点。仲勋凭他的胆识和过人的领导魄力，谨慎妥善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大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上层人士，大有利于稳住西北半壁江山。
我要说的另一件有关西北的事是新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押后，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此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乱捕(包括处死)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一些重要人士，以致局面搞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制止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事大为震怒，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秦川强调向我说明，这是仲勋亲口对他说的。
习仲勋逝世后，我想起新疆事件的处理和仲勋的两句自白，感到颇重要，有必要请秦川留下书面记述。为此我于去年6月8日致信秦川，秦当即于12日复信亲笔记述了上述两件事。
我正庆幸找秦川是找对了，从他那里至少可以再了解一些情况或取得其它线索，却万万没有想到，今年1月底我打电话到秦川家，准备同他商量如何再进一步将谈话进行下去。不想在电话上与我说话的是他的孩子，孩子告诉我，他爸爸已经“走了”。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误以为秦川又出门去了。于是我又追问他出门到哪里去了?孩子终于明白地告诉我：他爸爸在昨天突然发病去世了。我一时为之愕然。在电话上简单问明了情况，就放下了电话。
人固有一“走”，但秦川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出入意料，也是少有的事。继习仲勋之后，秦川亦遽归道山，我们的谈话就此永远中断了。我只能将这两次谈话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作为对这两位值得尊敬的故人的纪念。
我没有完成习夫人齐大姐交给我的任务，在此特一并向齐大姐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