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我的父亲———“好书生”齐燕铭
作者：齐翔安
父亲是我最崇敬佩服的人，我一生从他那里受益最多，他使我充满了优越感，家庭的温馨民主气氛熏陶着我，铸就了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父亲使我一生都没有畏畏缩缩地生活过，就是他被批判和打倒的十年，我也受益匪浅，尝到了人生的全部滋味，因此加快了我的成长和成熟。父亲去世已25年，我仍常常梦到他，一些生活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母亲去年去世后，在清理父母的物品时，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自传和工作笔记、“文革”中被监禁时的日记、读书笔记和交待材料（专案组退还的）等。得以对父亲的家世、革命经历、“文革”中所受的罪和他的思想情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更鲜活了，促使我写一篇文章以寄托思念。
有责任心的父亲
父母的学识和品格赋予每个家庭成员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延安时，我们姐妹都在距离延安70多里地的安塞县白家坪上小学，那时生活极清苦，寒暑假回家，父亲总让我们能吃上些好一点的东西，在窑洞中的小炭火盆上，给我们烤土豆、烤玉米、煮红枣，有时还弄块铁片为我们烙饼。他做事既细心又善于掌握做事的规律，总是做得恰到好处。他有时还骑马到学校去看我们，想给我们带吃的，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就带上与老乡换的鸡蛋和一根针，因鸡蛋没法煮，让我们在鸡蛋上扎孔，每人吸两个。我们假期回家，每人全身都长满疥疮，衣服上布满虱子，身上到处是破皮，又疼又痒。他就找一个破窑洞，拣许多柴草，每天烧火让我们一边烤一边涂硫磺膏，把衣服又煮又洗弄干净。假期过后，我们总是脸蛋红红的，衣服干爽爽地回到学校。那时母亲要完成纳鞋底任务，她是上海富裕家庭出身，这种活难坏了她，父亲就帮她用毛笔在鞋底上按规律点好小点，让她照着穿针。总之，生活上不管碰到什么难题，总能用他的智慧迎刃而解。
父亲是很讲民主的，我们在他面前常是没大没小的。父亲如果认为自己做的不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们做自我批评。在我六七岁时，一次父亲要出去办急事，我缠着他要同去，耽搁了时间，他急着走，一生气就把我踢开了。多年后我在西北野战军当护士时，他托人给我带来一封长信，信中一大段是检查自己的封建主义思想，为那次踢我一脚，十分愧疚，请我原谅。同样的是，从西安去延安的途中，父亲去找旅店，我们几个孩子没照料好东西，一件物品被人偷走，他很生气地打了大姐一个耳光，这件事他在30多年后，在被监禁时，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回忆此事，小孩子站在对面害怕哭泣的样子如在眼前，因我迁怒，使小孩子受痛苦，感到十分痛心，有时甚至落泪，三十年来始终记在心上，以后有机会当向她说明，解去我这个包袱。”其实我和大姐早就把这件事忘了，他都内疚了一辈子。
父亲在家中最注意自己言行，常告诫我们，做一个共产党员，一言一行要严格要求自己。1974年他被“解放”，与家人一块生活的时间多了。那时全国经济状况很糟，物资匮乏，家人有时从私贩那里买点大米，换点香油，他都要批评。他认为，这样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说不能因为别人做这种事，自己也去做，做党员就要从小事做起，尤其要注意对自己小孩的影响。
勤奋好学，富有开拓性的父亲
父亲未受过小学的正规教育，正是这样才使他从不墨守陈规，自学能力极强，他很善于思考和接受新事物。他从5岁到12岁都是由祖父和曾祖母教他识字读书，曾祖母对通鉴历史掌故非常熟悉，善读古诗，给他讲的最多的是古代英烈故事。父亲在12岁前就把中国经典小说和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都读过了，9岁开始做诗。祖父还每天教他认识两个篆字，11岁时他就根据说文上象形描事的一些例子解说“八卦”，作了一本“八卦说”，就开始尝试著书立说了，祖父为了鼓励他，抄了许多份送人看。祖父是一个主张俭朴喜欢劳作的人，也富于热情，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他写了“勿忘国耻”贴在屋中，并激昂慷慨地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后就哭了，对父亲教育极深。父亲12岁（1919年）上中学后，他看不起中学那些老师，自己专心标点古书、刻图章、写篆字、作旧诗，一心想当个名士。同时又大量接触“五四”以后启蒙运动的思想潮流，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天天看北平《晨报副刊》（是当时倡导新文化的权威刊物），他把从13岁到17岁看的《晨报副刊》装订成册，经常翻阅。那时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常有名人名家（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讲演，只有14岁的他就常去听讲演，很多人都很奇怪。他读杜威、尼采的书后，曾写过一篇《我的哲学》。在中学由于他主要精力用在课外，中学的功课没认真学，因而考大学很不成功。他本是家中同辈里最聪明最受到宠爱的，考不上大学对他刺激很大。1924年（17岁）他考上中国大学，1926年开始受教于吴承仕先生（是章太炎的大弟子，经学权威）。父亲那时读书非常刻苦，拼命钻到线装书中去，只想做一个章太炎的继承者，曾计划也要出两部大书“经史学”和“史记集注”。后帮助吴承仕先生编辑出版文史刊物。1930年结婚后，孩子一个个降生，为生计他到处教书，但并未中断自己的学业，他看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开始接触马恩著作，特别是还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范文澜同志给吴承仕先生的）。他此时试写了一部《中国通史》和一部《中国文学史》，他把这种写作看做是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整理中国历史材料的习作。由于他逐步接受马列主义，使他后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队伍中去。总之，他的学问就是沿着自学———写作———再自学———再写作这样积累起来的。这种求学的方法和经历，使他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好学深思进步很快，工作极富有开拓性、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那时他40多岁，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才思敏捷，工作常是夜以继日。由于国家机关刚刚建立，党刚开始执政，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对新的工作都不适应，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有人说那时他的办公室简直就像作战部，电话响个不停，公文如雪片，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当时急需要建立政权建设的一系列组织通则和工作制度，如：“政务院组织通则”、“各级人民代表会组织通则”、“机关印信条例”、“公文处理办法”、“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等等。许多事情都是他拿出具体方案送给周恩来总理。他还要抓机关建设、法制建设。吴庆彤同志1996年回忆说：“建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中，他能提出独到见解，大事小事都需要他拿出具体方案，在国家机关基础建设工作方面，燕铭同志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从某些程度讲，他是机关工作的奠基人，基础确实是他打下的，他协助总理工作，能跟上总理的节拍。”
他在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1960-1965），其间还兼任着国务院代秘书长或副秘书长职务，而且后两年在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下受了批判，但现在看来，他在工作中提出的一些做法，还是很有创见性的。如：1962年春，他提出改变剧团管理体制，主张逐步取消国家经费，剧团自负盈亏，以此促进勤俭办团，使剧团的规模数量受当地经济条件制约，质量差的自行淘汰。这种改革思想在当时很超前，至今恐也不过时。1962年前后，号召挖掘传统剧目，提倡为老艺人搞艺术表演，拍电影纪录片，支持戏曲流派的演出，支持老艺人收徒弟，举办老艺人舞台纪念演出，办梅兰芳舞台生活展览，并为梅兰芳举办了隆重祭奠大会。为此1962年夏天江青约他谈话，提出对梅兰芳的事搞得太过分，说周信芳的妻子在国外不应捧的太高等等。对江青的话他没有过分在意，只是传达一下。江青在“文革”中诬陷他是现行反革命。（见1982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的《特别法庭审判江青侧记》）其实父亲为抢救继承老艺人艺术遗产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大张旗鼓地搞起来。
谦虚谨慎，善于做统战工作的父亲
父亲从参加革命起，就开始做统战工作，自从参加“重庆谈判”的工作后，他更与党的统战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重庆曾家岩50号和南京梅园新村工作期间是父亲最愉快也是进步最快的一个时期。在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领导下，他逐步掌握了统战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团结、斗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此后他一直在伟人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找到了他终身做人的标准和典范。城工部（后改为统战部）的这二位正副部长对他帮助很大，放手大胆地交给他许多重要工作。为做开国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派他与几位同志先期到达北平，接收和清理中南海并接管北京饭店等一批饭店，为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和接待大批各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做好准备工作。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后，要与一些高级民主人士举行便宴，就是由他先草拟名单的。从“重庆谈判”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职务之后的几十年，他与秘书长、副秘书长的职务也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4月与国民党代表的“北平和谈”他任秘书长；1949年6月投入新政协筹备工作，他又任副秘书长，因新政协的召开是标志着中国历史展开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分工协助周恩来、李维汉同志负责党派工作，要接触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制定“共同纲领”、筹划人事安排都要反复征求意见，反复协商，而且一切都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他工作极紧张繁重，时任新政协筹委会的副秘书长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几位副秘书长中，燕铭同志是李维汉秘书长的主要助手，上下、左右、内外的事，几乎无一不与。他勤奋惊人，睡觉是化整为零，很少睡整觉，因为毛主席、周总理主要是夜晚工作，他则除夜里工作，白天照样勤奋工作。有时坐那里抽空合一会儿眼，一听说有事，他马上十分清醒地处理问题，从不误事。”
由于他有很好的国学基础，文史知识渊博，谈吐儒雅，谦虚谨慎，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很受高级民主人士赞赏。他们有问题有意见很愿意找他谈。孙起孟同志说：“他在团结人方面很值得学习，五湖四海，他是做到了。”
建国后，那时各部委民主人士很多，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各界人士，周总理非常重视做好这些人的工作。总理常委托他去见一些统战的头面人物，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有时总理自己去见这些人时也带他一起去，如：去见齐白石、程砚秋，因程当日不在家未见着，次日，程就到中南海找到父亲，两人竟谈了一天，他又带程去见了总理。讨论国徽的设计时，因为梁思成夫妇未曾出席，他就去清华大学拜访，受他的诚意感动，梁思成亲手制成国徽模坯（记得这模坯还是父亲的秘书张可凡同志带我一起去取回的。梁夫人招待我们吃自制冰激凌，梁夫人举止高雅，待客方式也高雅，所以我记忆深刻）。土改时，在总理领导下，父亲还出色地处理了一起涉及高级民主人士的“大案”。农民要求这位民主人士退赔，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既要保护农民利益，又要不伤害同盟者。他在多次深入交谈的基础上算细账，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父亲与许多党外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陈叔通老先生（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人称陈叔老）德高望重，博古通今，是文物专家，与他相处极好。据不完全记载，他与陈叔老就交谈过18次之多。我听他说，陈叔老头脑特清楚，很多事都有高见。据说陈叔老也很赏识他，张可凡同志在一份《内部参考》上看到一篇报道：《陈叔通称齐燕铭有奇才》。
父亲常代表领导去看望宋庆龄副委员长，宋副主席有事也愿意找他，逢年过节也常请他去家中便餐。宋副主席有时出国或去上海、广州，还常给我们家带来一些小礼品或点心。“文革”后（1978年6月）宋副主席又委托他主持上海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事后宋副主席来信感谢他：“齐燕铭同志，感谢您在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主持了大会。留了一些庆祝中福会四十周年定的蛋糕，赠给您。此致，敬礼。宋庆龄”。此后过了四个多月父亲就去世了，已年届85岁高龄的宋副主席还亲自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九三学社88岁的老前辈许德珩副委员长参加完父亲追悼会后，又亲自来看望母亲，说了许多痛惜的和赞扬父亲的话。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1959年去世）的夫人在父亲去世时，写信给母亲说，父亲对她先夫和全家在生活方面给予的关怀和照顾是她和她的子女永远不能忘怀的。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又一次投入到统战工作中去，他那时身体已很衰弱，经不住一些老同志动员，1978年1月又一次接受担任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全国政协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职务，主持第五次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那时全国政协会议已中止13年，人员不整齐，临时凑班子，许多章法都遭到破坏，机关还残留派性，工作难度极大。他又是忘我的投入，仅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就召开了，邓小平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父亲为秘书长。这次政协会，对许多委员来说，是一次劫后重逢会，即兴奋又有余悸。大家都有许多话要说，为怕出错，会议出的150多期简报，他都亲自审稿，稿子有时到深夜或凌晨才送给他，他总是立即审阅。这次政协会使他心力交瘁，不久他就住进北京医院。入院后，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找人谈话，召开会议，审批起草报告，批文件，陪叶剑英、邓颖超同志会见外宾等。这样工作状态，使他住在医院中发生重症脑溢血。父亲的一生也算得上为我党的统战事业费尽了心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