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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的白桦和公刘
作者：涂光群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野战军部队出现了两位才华出众、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新作家、诗人，他们就是白桦和公刘。
白桦，河南信阳人。我有位好友、已逝小说家苏群(蔡明川)，曾是白桦和他的孪生兄弟叶楠当年在信阳师范的同学。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则称佐华。师范是免费学校，估计两兄弟应是比较贫寒人家的子弟，这可能是促使两兄弟在学校里思想倾向革命的一个因素。白桦于1947年参加中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公刘这个笔名，使人想起《诗经》“大雅”公刘篇，它赞颂的是远古部族领袖公刘领导群众创业安居的史绩。取这个笔名的人，至少表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公刘果然姓刘，上学时名“仁勇”，名字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仁勇”三字来。
我的同时代人、未来诗人公刘，和我一样，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抗日战争背景，有抗日歌曲的熏陶。由于日本鬼子进攻，父亲、母亲和十来岁男孩的他，从祖居省会南昌，逃难到了赣南的赣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失学在家。这时他的人生际遇有了新的契机。他是个聪敏、灵动的孩子，喜欢唱抗战歌曲，尤喜当众表演。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恰好有一支抗敌宣传队张贴了告示要开办抗战歌咏班，它写道：欢迎各界男女同胞踊跃参加，年龄不限，职业不拘。小刘仁勇当下大感兴趣。
1993年6月公刘重返阔别多年的赣州，回忆自己这段童年情景时写道：“没有征得大人同意，便飞也似地跑去报了名。我自幼热爱音乐，嗓子又好，视唱(即不用先哼会曲谱，张嘴便能直接按谱唱词)能力强更是我的过人之处。小学时代，年年断不了登台表演，从《葡萄仙子》到《渔光曲》到《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学会的新歌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如今有了个大唱特唱的正经去处，何况还可以学到更新的歌曲，何乐而不为呢？”那个国、共合作，全民抗日时代，试问一个年纪不满11岁，准备进初中念书的孩子，能够判断“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的歌咏班，是魔鬼、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是老蒋儿子蒋经国当头儿的，小孩子万万掺和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深渊、陷井吗？不用说，小刘仁勇想不到、做不到。公刘做梦也想不到：学业之外的、抗敌宣传队歌咏班非正式小歌唱队员刘仁勇，只因此，在歌咏班的表演中，遇见了观看表演的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由徐君虎的引见而邂逅了时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副处长、后又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蒋因刘仁勇热烈的抗日情绪，歌唱和演说的才能而对这个小男孩生出好感，遂嘱咐徐秘书资助这个失学小孩和另一同样情形的小孩进入中学读书。这是发生在1938年秋、冬和1939年夏天的事。
半年后，12岁的刘仁勇考进在吉安山区创办的对来自沦陷区学子免收学杂费及食宿费的国立十三中学，从此和蒋经国先生渐行渐远。1939年下半年徐君虎因与蒋专员意见不合而离去(徐1949年留在了大陆)，中介人的离开，中学生刘仁勇随着见闻、知识增长，人大心也渐大，有了自尊自爱观念，使他决心断绝了和小蒋那些人的联系。1993年我曾去赣州实地采访，当地一位文化人告诉了我公刘童年时与小蒋邂逅的那段故事。之后读到公刘关于这个事情的自述，觉得公刘讲得更加澄澈透明，对事实一点不作掩盖，见出他人品的正直。后来公刘进入高中，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他的思想渐趋左倾，成为学生自治会头儿之一、带头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活跃分子。进入大学，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游行示威，撰写“罢课宣言”而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榜首。从此他彻底摈弃国民党反动政权，选择并走上了一条新路。为躲避搜捕，1948年4月，他流亡香港，以公刘笔名给左翼报刊写稿，初展锋芒，其中有数篇是直接抨击蒋经国的时论。1949年公刘参军，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他和白桦很快成为昆明军区文化部领头人冯牧的部下。在冯牧带领下，他们不畏艰险，几度深入云南边陲，收获了诗歌、小说。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期，在《人民文学》这份全国作协的创作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白桦和公刘因其作品的影响，因其文学才华，而分外引人注意。无名作者白桦，在《人民文学》创刊初期，即向其投稿，曾引起小说编辑秦兆阳注意。1953年初，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新作，被当年实际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文学评论家陈涌、萧殷选中、推出，发在1953年第3期的头条显著位置，这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来作者很快将其改编成电影拍摄放映，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更加扩大。而白桦不愧是写作快手和多面手。他既写小说、影剧剧本，还写诗歌、散文。50年代中期他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散文《洛阳灯火》，我至今留有印象，那实在是一篇即景生情、情景交融，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
公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呈现了他的创作高潮。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者(1955年———1956年主持编政的是秦兆阳)，那是可喜的收获季节，诗歌、小说作者新人不断涌现，佳作迭出。而公刘，恰像一位写作弄潮儿，站在一波又一波涌出的新人新作的浪尖上，1954年即被中国作协发展为会员。《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黄铁等同志参与，由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民间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民间文学专家们公认这是一篇改编成功的佳作。后来公刘又将《阿诗玛》这一动人爱情神话改编成电影，由上影资深导演汤晓丹执导拍成彩色故事片后，《阿诗玛》在全国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扩散到国外。从1954年(当年编辑部负责人是从西南军区调来的葛洛)至1956年，《人民文学》还好几次推出公刘新作组诗，如《西盟的早晨》、《中原》等等，有一回一次就推出他的短诗九首，这对新作家真是礼遇有加，但公刘的诗担当得起。我想其中几首当年脍炙人口的佳作，老读者不会没有印象。如《五月一日的夜晚》、《八达岭上放歌》、《中原》、《夜半车过黄河》诸篇，例如《五月一日的夜晚》那首———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
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
数不尽的衣衫发辫
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
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
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5.6追记北京
当年这首诗发出后，文艺界内外叫好的人很多，都说公刘的确有才华，平易、生动的诗的语言，表达了众多革命者的心声；这样富有内涵，声情并茂的短诗，不是平庸作家写得出来的。我是小说、散文编辑，但是爱看诗，拿公刘的诗与某些革命资历稍老的诗人同时发在该刊的作品相比较，我不能不认为公刘这代年轻诗人，可能将是胜出的一代。公刘曾穿着整洁军装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客，我当年观感，公刘属内向———内秀的人，乍见编辑部的人，他脸红红的，似有几分朴讷。
谁也想像不到，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公刘童年跟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短暂邂逅的那段历史，既难说是“失足”，也难算“错误”、“罪行”，并且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写的入党自传里已向组织做过坦诚的、“触及灵魂”的交代。而在社会上他已是最有名望的部队诗人之一，他用赞歌来表达他对中南海、对我们军队和人民的热爱，如前文所说。可是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公刘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在这一过程中，如公刘所叙述：“我不是徐君虎(留在大陆的蒋经国前秘书)先生的干儿子(当然更不是蒋经国的)，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徐光耀那篇《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披露，当年审查公刘那态势，真可谓一往无前，一不做二不休。肃反整倒人，难以成功。到了1956年还不得不开“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赔情大会”，这自然是颇不情愿的；这就又改换“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再动员别人发言，又是点名又还使用“激将法”，要公刘一定发言。公刘谈了两条意见，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瓜蔓抄”，讲了要人道主义(据我所知，公刘被隔离审查时，他刚同新婚妻子成婚)。反右时公刘虽远在敦煌采访，立即被电召回京，向党“猖狂进攻”的罪案因他讲的那两条意见，当然“顺理成章”成立。这回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再也难以逃脱，且被剥夺发言权，有口难辩。甚至“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已为公刘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之后，所谓“蒋经国干儿子”、“蒋匪干孙”的阴影还被极少数人摇之舞之(有的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招摇过市，时不时地仍然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沉重压在诗人公刘头上。
现在我们再回到白桦。
1957年那场运动，白桦像当年相当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那样，难逃厄运，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在鸣放初期，他去昆明鼓励鸣放，结果云南方面坚持要将他划右派。从此他沉寂了20多年。
大约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将近结束时，欢庆胜利的人群，纷纷走上舞台跳交谊舞，在翩翩起舞的旋流中，我发现作家白桦也在其列，多年不见了，虽然头发白了，但风姿依旧，精神未改。
不久之后，大约1977年四五月间，有人告诉我，白桦已复出，他从南边过来，现住王府井附近某某招待所。这多年，他积累了不少素材，手头有作品，你们赶紧去看看他。那时我负责《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方面的工作，于是很快我和一位小说编辑去看了白桦，他的新作话剧《今夜星光灿烂》好像即将由北京一家剧院演出。白桦对我们讲，他有一篇写贺龙的短篇过几天就完稿，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6月9日是贺龙元帅逝世八周年，我们正在筹办怀念贺龙的一组稿件。几天后，白桦如约交稿，这是他多年以后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地上的神仙》，是关于贺龙将军在洪湖苏区的一个传奇故事，发表于当年第6期。白桦仍保留了他诗人写小说的浪漫情调。
这时候的白桦，又到了他写作的快速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市创刊不久、推出了一些新人佳作、风头正健的《十月》文学杂志，发表了他新作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历程，无非是建国初期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欣悦期，和其后政治运动连绵，知识分子遭整的苦难期，尤其“文革”更达到登峰造极……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身遭遇，白桦、公刘他们，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从作品也可看出，白桦有时过于急切地想配合某种政治时尚，心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那时有个刊物率先写了分析个人迷信危害作用的文章，遭“凡是派”人士禁止发行，这自然不对。但白桦在《苦恋》电影剧本里将个人迷信问题，也象征性地插上一笔，与情节游离，似嫌生硬。这个剧本发表时似未引起公众注意。1981年剧本已由长影富有活力的年轻导演彭宁精心拍成影片。在内部审看时，有的人有些意见。这些意见到了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那里，耀邦主张将意见梳理成若干条进行修改，并说请文化部电影方面有经验的老领导夏衍和陈荒煤帮助作者和年轻导演修改。消息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支持对电影持否定态度的那种意见。五月间这种看法公开见诸报端，给《苦恋》和被拍成电影改名叫《太阳和人》的影片，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不仅谈了《苦恋》及电影《太阳和人》的问题，还点名批评了文艺界两三个作者的讲话和作品，认为他们有的人也是“放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苦恋》和《太阳和人》则被禁止发行放映。还批评“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于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赶紧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向文艺界传达这一指示。《太阳和人》从此不再放映，当然也从没公演过。没有看过电影的多数国人看了报纸的批评不晓得这部电影到底如何。但是文艺界有些人看过电影，我是其中一个。我认为电影拍摄得很美，也还有真实动人的成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爱国的执着和遭受错整时的内心苦楚。这部电影不能面世，真是有点可惜。文艺界看过影片、持我这样看法的人不少。至于电影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如批评者所讲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看过电影的人心中有数。事实的真相，不是凭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能推倒的。对《苦恋》和《太阳和人》的断然否定是难以服众的。此一公案还待历史鉴定。
我说说这事情的余波。《苦恋》和《太阳和人》的作者白桦，为此而不得解脱。虽说他很快在《十月》杂志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检讨文章，题为《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1983年某月我去武汉办事，顺道想去看看白桦，遂由一位知道他的住处、原在部队的作家领我去。那是一处花园式招待所，我们先在白桦住的房内，后来白桦说：走，到后边的花园走走。到了花园，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我觉得关在屋里说话有点沉闷。我懂得他的意思，感觉他心情相当压抑。他对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作，但部队我恐怕得离开，找个合适的地方单位，只要能让我专心写作就行。
白桦后来去了上海作协，近十多年，他出版的新著不少。在自由心态下，我希望他能写出好看耐看的作品，让后代了解那过去的年代。
（责任编辑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