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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作者：李晓航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提出：“《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个清查运动在打击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时，也把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一、“五·一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恩来。这个组织共有八个方面军，设有总指挥部、作战部、情报部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十余所大专院校。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秘密散发传单，趁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
这个组织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产生的。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后，社会上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同时也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3月22日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的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
张建旗是北京钢铁学院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他的父亲是原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或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和遭遇，造成了张建旗极端的性格。
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新高潮，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此后，北京街头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与此同时，江青趁火打劫，她试图利用社会上的反周逆流进一步攻击周恩来。5月18日，她将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伍豪启事”纯系伪造。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5月29日，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的批示否定了反周逆流。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张建旗等人对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6月2日，他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其同伙在钢院、商学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月3日，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以守为攻，继续在暗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反周活动。
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兵团”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外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组织机构，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
7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林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分析了中央文革当时表态的条件和环境，认为不过是一些“外交辞令”，“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
二、“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号召打垮“五·一六”
当“文革”进行到8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批判锋芒从批判走资派暂时转向批判极“左”思潮。
第一件是《红旗》杂志第12期借纪念建军节之机，发表了《红旗》编委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针对武汉“七·二○”事件，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点明“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在《红旗》发表的同时，7月30日由新华社播发，“八一”建军节那天刊载于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影响甚广。这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林立果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在7月22日《解放军报》上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位空军司令部的“红尖兵”在文中号召：“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红旗》杂志这篇具有蛊惑性的社论发表后，激起了各地造反派新一轮的夺权欲望，全国普遍刮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恶浪，使解放军受到猛烈冲击。从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军内大批领导人被当作“陈再道式的人物”受到揪斗。有的造反派公然在小报上刊出所谓“军内两个司令部”名单，把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列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截取援越军用物资，接连发生“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等恶性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社论发表后一个月，仅湖北省军区被抢走的枪械就达八万支。
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的造反派姚登山夺外交大权。8月7日，王力公然反对周恩来“外交部的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只能监督”的指示，对姚登山等人说：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在王力讲话的鼓噪下，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恃无恐，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一直由周恩来掌握的外交部落入造反派手中。他们擅自向驻外使馆发命令，向外国驻华使馆提抗议、照会。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制造了一系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这两件事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派，是整“刘邓路线”。但8月份发生的这两件事却把矛头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动摇了斗争的大方向，扰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和打倒刘邓未获全胜的情况下，如不遏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周活动，势必要出大乱子。毛泽东看了《红旗》第12期社论后批示：还我长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不同场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7月20日后提到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宣传机构搞错了的一句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了。”8月26日，毛泽东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指出：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指示：“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8月30日，掌握舆论大权、曾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被关进秦城监狱。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垮台，使中央文革遭受沉重打击。王力、关锋被抓后，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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