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一代报人成舍我

作者：傅国涌

　　一
　　结束了长达8年零3个月的厄运，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终于在北平原地复刊，当天成舍我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深情地回顾了《世界日报》和他本人的办报经历：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的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成舍我是大时代的产儿，正当五四浪潮澎湃之际，他白天在北大国文系听课，晚上在《益世报》当编辑、主笔，经常以“舍我”的笔名发表社论。1919年5月23日，他发表《安福与强盗》社论，直指权势炙手可热的安福系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同一天还登载了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的通电，《益世报》被停刊五天，总编辑潘蕴巢被捕，报纸的发行量却因此大增，成舍我也没有被解职，反而代行总编辑职。因为家境贫寒，他十四五岁就外出谋生，在沈阳、大连等地的报馆当过校对（1912-1913年），18岁到上海《民国日报》当校对、助理编辑（1915年），结识了陈独秀、李剑农、李大钊等知识分子。1917年，他只身来到北京，得到陈独秀等的照顾，得以进北大读书，“东斋吃饭，西斋洗脸”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1920年，他在北大成立“新知编译社”，翻译出版外文名著。1921年初，他发起“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公开招股，从蔡元培到稍有资力的同学都被拉入股，当年冬天，他办了四开小报《真报》，这是他办的第一份报纸，没能办下去。1922年春，他进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不久回《益世报》当总编辑，1923年秋进北京联合通讯社任编辑，第二年就接手主持社务。这是他独立办报之前的经历，为以后登上报业大舞台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因采访关系他认识了不少议员，1924年，他当上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及华威银行监理官，都是拿干薪的兼职。这个长期陷于困境的书生眼前似乎一片光明，也许他完全可以循着这条道路往上爬，做一个脑满肠肥的政客、官僚，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二
　　1924年4月，成舍我以200元独自创办《世界晚报》，一年以后（1925年5月），又创办《世界日报》，10月，《世界画报》出世。在短短一年半时间，“三个世界”诞生了，除了1928年至1929年间，他做过北平大学区秘书长，他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报业。“三个世界”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被称为“世界报系”，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在上海办《立报》等，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以他独特的个人和持续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史。
　　从编辑采访、新闻评论到新闻教育，他都很有一套，张友鸾说甚至可以成为“成舍我体系”，不足的是他始终搞不好印刷。除了吟诗填词、昆曲，他无嗜好，不讲究享受，发达以后还是如此。他常穿一双大皮鞋，报社中人习惯称他为“大皮鞋”。从“三个世界”到《民生报》、《立报》，到香港《立报》、重庆《世界日报》，“大皮鞋”几乎踏遍了南北。张友鸾晚年回忆说，他生活上很像个清教徒。尽管他的刻薄也是有名的，却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在北平、桂林等地先后办过新闻专科学校，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张友鸾当《世界日报》总编辑只有22岁，当时还在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萨空了南下当《立报》总编辑也不过29岁。还有诸如身为参政员的他坐在参政会会场勾错字，这些都成了报业史上遥远的逸闻、佳话。
　　为了他的报纸，成舍我曾多次被捕，封门、停刊不下十余次。1925年11月29日，《世界日报》发表《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成舍我发表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署名“舍我”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世界”报系连日发表文章谴责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都出版专刊。当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卫队有杀人罪时，日、晚报都发表社评，严厉谴责。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仗着曾资助3000元开办《世界日报》，向他发出警告，没想到他竟不买账，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他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名列“最要者”，每月可得津贴200元。但他并不因为接受了“津贴”就放弃对当权者的批评。4月26日，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公开杀害，第二天，《世界日报》就以《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8月6日，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被军阀张宗昌公开枪杀，北京新闻界黑云压城。第二天（8月7日）夜间，成舍我被捕，“并宣布处死”。如果不是有恩于张宗昌的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奔走力救，成舍我将会步邵、林的后尘，所以他在《世界日报》刊登启事：“平此次被捕，情势危急。......承各方师友竭力营救，再生之德，没齿难忘。”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长留在他的记忆中，事隔四年，在游历欧美的途中，辽阔的太平洋上，这位参加过“南社”却很少写诗的报人还写下了“崎岖历尽归平淡”、“且喜半生逃百死”这样的诗句。
　　1927年4月18日，也就是“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成舍我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1934年5月，因为报道行政院政务处长、他的亲戚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已被新闻检查机构删扣，结果仍然发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怒，罚令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时竟然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碍名誉，6月18日开庭，成舍我当庭答辩，把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亲书的万言答辩书，轰动一时。彭虽然不敢出庭，并以撤诉了事，但怀恨在心。7月23日，因《民生报》发表来源于民族社的《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则消息，成舍我被捕，和陈云阁等人一起被关押了40天，《民生报》被封闭。
　　9月1日，他获释出来即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是———“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一段“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了已接管华北、炙手可热的阎锡山，遭停刊12天的处罚。1930年1月13日复刊时，发表张恨水执笔的《本报复刊的意义》，语虽委婉，实多愤慨。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报》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引起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恼怒，命令宪兵逮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报》创刊，因全程跟踪报道帮会头子顾竹轩杀人案，受到黑社会威胁，他说：“在上海滩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等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这些话代表了成舍我一生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回首当年，感慨无比，“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他“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亲历了那一时代的“不幸”和“幸”。
　　
　　三
　　对于报纸，成舍我有许多自己的见解。1920年4月，他即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说：“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发表《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他后来以办报为业在他思想深处可以找到源头。
　　1925年《世界日报》初创，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不党不偏，不受津贴（实际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机关的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同时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对政党，他一贯持超脱和无所偏倚的态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和李石曾等许多国民党大佬有私交，但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超脱的态度，经常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抗战爆发，他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等。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最后拒绝拉拢和诱惑，始终未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始终如一的办报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在创办《立报》时“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
　　从1925年到1935年，张友渔在《世界日报》前后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产党员，还让他写社论，任凭他把一些倾向“左”的社论发表出去。还让他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1932年张的身份暴露后，还派张到日本，作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1933年风头过了，又让张回北京，任总主笔。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他曾积极营救。
　　1930年，他曾出国考察欧美各国新闻事业，历时近一年，对西方的新闻自由无比向往，“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府所在地），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回国之后他在北京报界公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报告世界新闻概况，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有保障”，主张报纸的言论完全听民意的支配。此行对他经营新闻事业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组织报业托拉斯，做真正有权威的“无冕之王”思想。他的口号是“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讲话。”做报业托拉斯巨子是他多年的梦想，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组织“中国新闻公司”，以“提倡民主建设，独立经营新闻事业”相标榜，雄心勃勃，要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办十家大报，都以“世界日报”命名，还要开办专用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和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虽然最后都没有成功，但他对新闻事业的深情和执着从来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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