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上海皇甫平文章发表前后
作者：周瑞金
12年一个轮回。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评论的开笔句子。如同后来出版的《交锋》一书中所言：文章题目就与一段时间以来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紧接着，同一署名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陆续见报。四篇文字，锐意推进改革开放，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选用改革开放人才，吹响了掀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号角。评论文章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精神。
作者“皇甫平”这才引起海内外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
“皇”乃“奉”，“甫”为“辅”，此“平”原非彼“评”
记者：周老师，癸未羊年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十六大的主要精神将引领我们奔向全面小康社会。回顾1991年皇甫平评论，对于今天中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有启示的作用。大家关心，你们为什么要取“皇甫平”这个笔名呢？
周瑞金：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记者：皇甫平评论的背景是什么？境外一些媒体有许多猜测，准确吗？
周瑞金：一般不太准确。其实背景并不复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
中国改革面临一个特定历史背景，“皇甫平”应运而生了
记者：开篇没有引起太多读者注意，后来却酿成大张挞伐的“皇甫平事件”，其中有什么历史因素？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1989年我国发生“六四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德国的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一个刚任民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年底最后一幕是齐奥塞斯库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
国内有些人认为，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以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10多年来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记者：我注意到前几天媒体上的一篇文字，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在回答《北京日报》记者访问时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处于不断解放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他说：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当时的论调尖锐到不是讨论中国会不会演变的问题，而是讨论到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后，上报中央的会议纪要认为，提“一个中心”是不对的，应该提“两个中心”。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把政治中心置于何处？政治中心就是应该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王教授这番话也可视作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周瑞金：就是那个“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矛头是直指刚上调国务院工作的朱基副总理，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小平同志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当时的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的八大路线变化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不久，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接着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后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记者：周老师，你是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于你肯定是记忆深刻。尤其是“文革”，更让你有切肤之痛。
周瑞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经历过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当作“修正主义接班人”遭大批判。“阶级斗争为纲”给人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破坏，我有切身的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真心体会到精神的解放，深感我党不能再搞害人害国的那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了。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党能发给他一块“免斗牌”。这句内心出血的沉痛话，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所以我觉得，中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再产生反复，我们再也付不起这个历史反复的代价了。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六四风波”中学生提了许多口号，却没有一条是反对改革开放的。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文中使用的“僵滞”一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僵化这个词，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用过。毛泽东曾经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僵化，讲得重了。当时对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不习惯，害怕出问题，他们不敢冒风险了，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因此笼而统之地讲“化”，不妥。就代之为“滞”吧。写得也很婉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记者：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里引用了很精彩的古人文字，那是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在《大略》中说的：“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周瑞金：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时引用荀子这段话的。我们在文章中展开了阐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在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我们议了下面几层意思：一、就国家基本制度而言，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存在“姓社姓资”之争；二、作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相互之间学习借鉴是很正常的事，实行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为我所用，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姓社不姓资；三、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来说，过去长期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并非社会主义，需要加以改革，而过去长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四、在改革开放中允许探索创新，不能以不正确的“姓社姓资”的定性来指责别人，阻碍开拓前进。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只好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记者：就发表的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也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有文章评述，皇甫平文章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只有少数几个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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