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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

作者：李　普

　　李慎之走了。他4月14日报病危，24日去世。这是2003年，他刚刚八十岁。最初是何方告诉我，慎之报病危了，还不知道是不是“非典”。我把这个揪心的消息告诉了李锐、严秀，张宣三等几位老朋友。大家在电话里都希望他能闯过这一关，慎之不能死！他国学基础厚、读过不少中国古书，精通英文，古今中外能调动的资源多，这些都比我们强。所以他眼界宽阔，看问题深刻，需要他做和他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总之，他不能死，否则损失太大了，太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大家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后来只能盼望出现奇迹。其间我还通报过一个错误的信息，是于光远的秘书小胡听错了又经过李锐传到我这里的。
　　最后，抢救无效，慎之终于过早地走了。他没患“非典”，是感冒转肺炎，这是老年人最要提防的，现在说不清他是不是在哪个环节被耽误了。他比我们年轻好几岁。现年六十二岁的学者杨继绳说我国现在有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头是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直面现实。李慎之是其中之一。这样说是很对的。
　　
　　一
　　
　　在我们这些朋友中，可能数我跟他相识最早。1946年11月，内战已经开始，新华日报已经不可能在上海出版，我们夫妇俩从上海到南京等美军的飞机去解放区。慎之可能比我们先到南京，也是去等飞机的。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来调处国共两党内战，三方面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我们夫妇在1946年1月离开重庆新华日报飞到北平。慎之是在我们走了以后才进新华日报的，因此直到这次在南京才相识。我们天天在一起闲谈，但是相聚的日子不多，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只觉得很谈得来，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谈，对自己的见解十分肯定，表现得自信心很强。侃侃而谈可以改为夸夸其谈，这是个贬义词，不过我至今喜欢这种人。如果肚子里没有一定的货色，没有见解或者要隐瞒自己的见解，他夸夸得起来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人面前？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作为接管新华社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到了新华总社，我们又相见了。他常来谈天，说到新华社里几个他认为很有学识的人，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也谈到他的住处太狭小，这方面我无能为力。有一次他说，中国社科院要他，好像是要他去当美国研究所所长。我赞成他走。他是所谓的“极右派”，我估计他在新华社很难再升得上去，这样的人才窝在新华社太可惜。我想他对当官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住房和医疗条件是年纪老起来不能不考虑的两件大事，而这在当时是由职位决定的。我建议他要社科院来调他的时候说明白是请他去当美国所所长的，这样我就好批准。那时我是新华社副社长之一，对干部的调动有审批之权。这时，我在新华社任副社长，对干部的调动有审批之权。他走了之后，我在党组会议上提出：人们说新华社是藏龙卧虎之地，在新华社是条虫，放出去是条龙。因此我建议，今后凡是有机会到别的单位去施展的，我们不要挡人家的路。没人反对，算是通过了。因此我就更加放手有求必应，包括一位译著等身的专家要求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工作，和刚进新华社又联系好了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有人说怪话，说谁要想出国，去找李某人好了。我确实放出了一些龙，慎之是条特大的大龙。顺便说说，那时新华社早已人满为患，这是计划经济的恶果之一。国家计划委员会每年要分配来六七十个大学毕业生，我们曾经要求停一年，让我们先把去年新来的培训一下。回答说那不行，你们不收，难道叫我们计委把他们养起来吗？把人养起来就是给个铁饭碗，它的另一面是把人管起来。要养起来才好管起来，因此各单位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进不出，于是乎到处人浮于事。
　　这铁饭碗赛过孙猴子头上的花帽子，每当孙猴子被认为不听话，唐僧就念紧箍咒。好学深思、有独到见解、又喜欢发表意见的李慎之，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受苦20年，从此噤若寒蝉。经过毛老人家去世，四人帮倒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早春天气，慎之还是心有余悸，只敢动口、不敢动笔。直到九十年代初，他才开始写文章。不很熟悉他的人一看，可能要认为此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二
　　
　　我说不出他开始写的是什么。我知道的是，从全球到中国、从文化到政治、从回顾历史到瞻望将来，他议论的面很宽；不过大体上有一个中心，如他自己所说，“总是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他当然十分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看过他这方面的两篇文章，都是在《改革》杂志集会上的讲话。第一篇在1997年11月，题目是《也要推动政治改革》。第二篇里他说：“事隔8个月，我已经从当时觉得‘应当’变成觉得‘必须’了，而且紧迫感也大大增加了。”他说促使他这样想的是许多事实。他讲到东亚经济危机不断深化，被世人目为东亚经济火车头的日本竟落到了自身难保的境地，突出的事件还有执政32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竟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匆匆下台，持续几十年的每年高达百分之八的辉煌增长率也保不了他的权位。他还说到，一个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时代的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而我们不仅知道自己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而且“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
　　我抄下这些话来，还有另一层用意，是想借以说明他的眼界之宽阔和历史感之深沉。他确实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这是他的特色，我读他的文章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而自叹不如。
　　
　　三
　　
　　他寄给我的文章里有一篇《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___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文末用铅笔写了两行，请我阅后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我没有立即答复，因为几天以后就见面了。我说我赞成他的意见。他文章中提出的“中国专制主义”就是大家说惯了的“封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多次，虽然每次不过三言两语。我的文章里曾经用过“封建主义”，后来不用了，改用“专制主义"，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不过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说“封建主义”一词对中国不适合，那是日本人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只适合欧洲的情况。秦始皇改封建制为郡县制，中国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是专制主义。但是最近从《同舟共进》今年第4期看到理钊的文章，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认为很有道理，不知道慎之以为如何，可惜再不能听到他的高见了。
　　理钊说：“李慎之先生等专家学者对自秦至民国前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命名进行了质疑，指出中国历史中只有西周时期才能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封建社会。”理钊肯定这个质疑有理，也认为“所谓‘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确是个不伦不类的谥号”。接着笔锋一转，写道：“然而，从思想精神或文化传统上讲，这貌似不伦不类的封建社会，却又是由纯粹的‘封建精神’来支撑的。”他的根据是：由“分封建卫”的封建制度可以看出，它是典型的“家长制”，“天子”是老子，受封诸侯是儿子，儿子听命于老子。一级级封下去，梯次明显，当然是等级制。“个人崇拜”更好理解，不将自己树成“天子下凡”、“半人半神”，其他人怎么会甘心做奴才，不生异心谋不轨呢？所以，“家长制，终身制，等级制，特殊化，特权和个人崇拜等既是封建制度的要求，也是其应有的表现。”
　　理钊的许多话很有说服力。他是在读了那篇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有名的《访谈录》——访李维汉谈他建议邓小平讲反对封建主义一文以后写这篇文章的。他希望随着这篇《访谈录》的解封，使对“封建”的解析也深入下去。这是我所赞成的，虽然我不是专家，更不是学者。我想慎之提出这个问题来，用意也在于此。我现在还有所保留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确实等级森严，如理钊所说“梯次明显”。但是秦汉以来，郡县长官都是由中央派遣，而不是“一级级封下去”的。理钊说：为了扫掉“封建”，“首要的是必须仔细地看清它是一件何样的东西。”我真诚地希望大家继续探讨。
　　
　　四
　　
　　慎之可能是在现代中国从政治范畴重新提出自由主义的第一人。胡适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谈到胡适，也就谈到鲁迅，他们都是“五四”时代的名人，又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2002年8月19晚李慎之来电话，称赞湖南《书屋》杂志第八期邵建的《事出刘文典》很好很好，很值得看。第二天黄永厚也来电话称赞这篇文章，说他读了好几遍。文章很长，主要是评论鲁迅与胡适，通过胡适等人反对蒋介石对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的非法行为，比较鲁胡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1929年，蒋介石国民党“北伐”成功，加上东北三省“易帜”、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归属南京中央政府，从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蒋介石国民党便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国民党来训老百姓，等到训好了，经过国民党还政于民而进入宪政时期，那是将来的事。训政时期只允许存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胡适、罗隆基这些自由主义者便在《新月》月刊上公开表示反对，主张实行民主，保障人权。胡适开了第一炮，借刘文典一事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问难蒋介石国民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面对面的冲突。胡适说他不用匿名方式写文章，他说“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结果是这些“人权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腹背受敌。正面是国民党政府的打压。胡适被国民党政府警告。罗隆基先是被抓、关了一天，后来又被敲掉了光华大学教授的饭碗。在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千多份杂志被没收。这些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鲁迅。鲁迅本来应当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却站在这些人权派背后放冷箭，客观上站到蒋介石国民党那边去了。
　　我再三读了邵建这篇好文章，心情很不平静。几天以后我说，问题还在于我们这些“时代精英”、三八式（1938年参加革命的人）及其两头的三七式三九式，甚至还可以伸远一点的“这个时代的精英们”，何以毫无例外都那么崇拜鲁迅、都那么看不起胡适呢？是不是起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的世界潮流、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是主要的。第二是不是鲁迅这支笔了不起。慎之随口答道：是啊，你看他那篇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得多好。后来我想还有第三，我们这些人太狂热，这狂热变成了宗教般的偏执，于是乎一叶障目而不见舆薪。从慎之的文章里我们看得到类似的更为广阔和系统的反思。
　　关于胡适与鲁迅，这两年我们多次谈起。我感觉到他思想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越来越看重胡适，对胡适的评价越来越高了。不记得哪一份报刊（大概是《炎黄春秋》）最近披露了抗战时期胡风在重庆发动他那班朋友批评姚雪垠的事。我也看了那篇文章。慎之说披露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胡风。我说看来胡风“左”，宗派主义情绪浓。他表示同意。我说我觉得鲁迅也是这样，在这两点上他们两人气味相投。慎之也表示赞同。他稍微停了一下，突然说道：“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他这个意见我也是赞成的。当然，我们并不否定鲁迅的伟大和胡风及其朋友们所受的冤屈。
　　
　　五
　　
　　他去世以后我重读了他几篇文章。他一再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说人生如果真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再当个公民教员。他说所谓“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的内容当然包括公共道德，主要的是民主宪政的知识，培养这种思想和习惯。这后一方面，我说过我自己就要补课，这些年我确实在认真地勤奋地补课。我读慎之的文章也带有这种补课的性质。前面说到的那场“人权运动”中，胡适、罗隆基们倡导的“人权”、“宪政”、“法治”等等，鲁迅实在听不明白，他读书的经历没涉及这一方面。瞿秋白、鲁迅《王道诗话》中引用英文“字林西报”所载胡适的谈话中说：“任何一个政府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这句话本身固然站不住脚，而且“权力”与“权利”也分不清。他们都是文化“泰斗”，犯这样的错误不是也应当补课吗？那一辈人早已不在了，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如何？报载最近“非典”高峰期间，北京和广州有些大学生不听劝告离校回家，弄得湖南很紧张。那些大学生何以如此，我想恐怕也只有缺乏公民意识因而缺乏公共道德才能解释。慎之当过中学的公民教员，我想他应当是我们大家这一课的教师，事实上他已经起了这种作用，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家的这位卓越的公民教师过早地走了！我们留他不住！他的女儿正在编他的文集。他的文集能够在国内出版吗？我希望现在就能！
　　2003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