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怀念学术界诤友郑惠
作者：陈铁健
（一）
2月23日凌晨4点，郑惠在昏迷中辞世远行，终年75岁。25日到近代史所，唐宝林告我噩耗，心头为之一震：他走得太早了。
去年7月16日，我与郑惠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会面，计划合作写一点“文革”方面的文章。他说先收集有用资料，从专题做起，写一些短小文章，力求深入，不落旧套。他很兴奋，精神十足，但我觉得他身体消瘦，脸色灰暗，似乎不如从前。8月下旬，我打电话到他家，郑夫人说他已于20天前入院。随即从别人口中知道他已被确诊为晚期肝癌。10月16日，我与黄修荣、章百家到北京医院看望已卧病近四年的李新师后，又与百家去看望住在同楼七层的郑惠。他面色红润，精神绝佳，与7月间所见判若两人。他说治疗效果很好，不久即可出院。床头摆着不少新书，看来治病期间仍未停止读书写作。谈及“文革”研究，他说过几天让家人把一些资料送给我。果然，几天后这些资料就送来了。清点后发现少了几件，我即写信说明。2003年元旦，他从医院打电话说那几件材料他看过另放，家人一时找不到，再找找看吧。春节前，唐宝林到医院看他，捎来他在病中整理编成的《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在一封打字长信后亲笔附言：“所缺资料可能在春节我回家时找到，届时再联系。”宝林说他健谈如初，两个小时谈话毫无倦意。我们都以为他会慢慢好起来，正如他信中所说“回春之日是一定会到来的”。春节过后，我期待着他出院回家静养的好消息，不想，传来的竟是他突然的去世。
日前，承白小麦告知，郑惠入院后饮食起居正常，治疗顺利，精神亦佳。春节前后，来访人多，电话不断，生活节奏快于平时。2月19日突然大吐血后，他安慰别人说没有关系，很快会好的。22日陷入昏迷，终至心力衰竭不治。
（二）
1978年8月，因黎澍师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我得与郑惠相识，那时他任职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书组办公地址，初时选定于中央党校南院自得园湖畔84号楼。冬初，人员调齐，国史组与革命史组、毛传组一起迁至北院2号楼，每人一室。黎澍委托郑惠负责组内日常工作指导。他给我的感觉是和善平易，周到负责，身必躬亲，没有架子。
12月，黎澍要郑惠和我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为研究“文革”怎样开场做准备。郑惠以他灵活的办事能力，取得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和专案组的大力支持，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派出记者，以特务手段，一一摸清京沪两地学术界著名学者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黎澍、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杨宽、刘大杰、束世徵、李俊民、谭其骧、陈守实、魏建猷、蒋星煜等人对姚文元的不同意见和批判态度，然后写成简报送呈最高决策人。
在上海，我们先后拜访王一平、夏征农、李庸夫、夏其言、唐海、唐振常等，获得了在文字资料中无法获知的有价值的情况。
白天我们到处联络调查，晚间带回大批材料，仔细阅抄。累了，便喝一口茶，谈谈调查体验。上海之行约半月，于1979年元旦前夕返回北京。此时，郑惠和我对于“文革”开场的性质，对于“文革”的巨大祸害，对于“文革”当权者的鄙视和谴责，观点完全一致。
理论务虚会期间，郑惠几乎每天晚间都向我们讲述会中的精彩发言，同时带来会议简报。大家为思想解放、理论探索的空气所感染，一时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春天就要来到。然而，会议结束时，一篇不许这、不许那的讲话传出后，大家的热情顿时冷却，国史组也因而匆匆散伙。郑惠问我，愿不愿到正在筹建的某研究机关？我不乐意到政治性强烈且务求舆论一律的衙门里做事，还是退守书斋，钻故纸堆去了。
（三）
回到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李新师要我协助他编写《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李新此时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商得胡乔木批准，在自得园86号楼借房两间，作为现代史室的资料室会议室。李新每周召集一次例会，请参予写书的各方学者相聚于此，讨论学术问题，交流有关信息。不久，郑惠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又主编《中共党史研究》，在83号楼办公与我不时来往。那时，他家住沙滩旧北大宿舍。我家住弓弦胡同，相距甚近，互有访晤。20世纪80年代末，我由弓弦胡同迁往东直门胡家园后，他还两次到家中看我。我住在一套东北角处于风口上的冷房，他看到我身穿棉衣写字读书，着急地说：“这怎么行啊，应该请院里解决你的困难！”后来，他果然向胡绳院长专门谈到此事，胡绳以院长名义批示有关部门给予解决。以后，每次见面，郑惠总要问我：“房子解决了没有？”直到去年10月我到医院看他时，他还关切地问：“还住在那里吗？”
1990年秋，郑惠找我，说某公打算调你到新筹建的一个官方编史机关工作。我深畏此公的高超理论，也深知此机关之门庭深严去也不得。我请郑惠代我婉辞。郑惠说他已与此公约定了见面时间，不好推掉。我感到倘不赴约，有失郑惠好意，去了又说什么呢？郑惠说，我陪你去，你就听他谈，主意你自己拿。我只好照他的安排，洗耳恭听某公的开导，最后婉然谢绝。几年后，郑惠说：看来你那时没有动心是对的，那个地方真是不能去。
90年代中，我去沙滩郑惠家。他拿出他的同学、朋友沈鹏所写字幅，问我沈字如何？我很喜欢沈字：潇洒、自然、蓄势、藏拙，布白奇特，别具匠心。他说你喜欢的话，我请沈鹏给你写一幅。我记住他的话，不时催询。沈字金贵难求，我只请他写三个字：静观居。取静观世事，不必忘情之意。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众多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真实心态的反映，在下岂能免俗。
（四）
郑惠创办的《百年潮》深得广大读者欣赏，是由于他和他的同事在办刊中高扬的开放风格和求实精神。他用善意和热情打动作者，信守“文责自负”的承诺，绝不以政治教条强加于人。这是他主持《百年潮》成功的重要原因，对此我感受至深。
1996年秋，应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庆榴主任之邀，我到广州参加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学术讨论会。郑惠和我都应邀作学术报告。我就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卷加以介绍和评述。内中批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矫枉必须过正”论、游民“革命先锋”论等谬误，指出那是“左”的而非正确的路线。当时，一位据称是某大学副教授的先生起而叫喊毛泽东此文“好得很”，却说不出什么道理，依旧是老调重弹。郑惠赞许我的发言，鼓励我深入研究下去。回京后，他多次电话要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他原打算刊于《百年潮》，但杨天石以此文对其大作多有赞词，不愿在他担任主编的《百年潮》上发表，郑惠便将此文转交《中共党史研究》。承该刊大度容纳，竟照原稿一字不易予以刊出。
黎澍去世后，郑惠常常谈及对黎澍的怀念。他听说我手里还压着一篇记述黎澍往事的文稿，屡次表示他想看一看。那篇文稿，写于黎澍去世后一个月内。1989年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郝盛潮要去，准备编入一本记述与黎澍风骨相同、遭遇相类的一群著名学者文化人的纪实文集。集子编就，正待付梓，“六四”事件发生，文化学术界面临异常严酷的形势。于是，稿子被退回，一放就近十年。1996年夏，上海唐振常先生为纪念黎澍，与香港有识之士商定出版《黎澍之路》，来信索要拙文。与此同时，郑惠也在为黎澍纪念事奔波，从我处要去《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文稿，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刊出。
这两篇不容易发表的文字的顺利刊出，都得益于郑惠的热心支持，至今令我感动不已。在中国，这样的编辑家实在太少了。
郑惠以75岁不算太老的年龄，匆匆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使学术界少了一位为社会开风气的诤诤之士。痛惜之余，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呢？
（2003年3月3日写于水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