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4期

我收藏的早期团刊

作者：杨　浪

　　笔者曾任《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收藏了共青团初创时期的部分团刊。我时时揣度这些经典，颇有心得。
　　
　　《先驱》的版本和内容
　　1922年1月创刊的《先驱》是共青团（创建时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团刊，8开，合订本，一共出了25期。
　　《先驱》的《发刊词》表明：“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侵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的多了！”
　　《先驱》不但开宗明义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在第一期便用道林纸套红印制了著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当时译作“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纪念专号。它的内容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讨论中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主要。它的第五期为“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报纸的中缝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并从这一期开始，在报纸的“天头”处印有：“中国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本国武人（军阀）政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等等，清晰显示了当时团的对内对外目标。
　　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八号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本期刊登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大会作出的有关工人运动、宣传运动、教育运动、团与其他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从第九期起，《先驱》在刊名前明确标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的字样。
　　
　　《先驱》的作者与编辑
　　《先驱》的编辑、作者队伍，犹如一份中共初创时期的人物名册。据“终刊号”总目录后的记载，《先驱》第一至第三期在北京出版，编辑者为仁静、仲懈，前者为中共一大参加者刘仁静，后者即团的二大当选的书记、1933年被反动派杀害的邓中夏烈士；《先驱》第四至第七期因为在北京受到禁止，转到上海团的临时中央局出版，编辑施存统。施又名方国昌、施复亮，是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小组的参加者，时任团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在团的一大上被选为首任团中央书记。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脱党，但一直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40年代参与建立民主建国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劳动部长，他有一个著名的儿子，是作曲家施光南。《先驱》第八至第十期，编辑为蔡和森，蔡是毛泽东的同乡，同年入湖南师范，一起发起“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中共旅欧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此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共《向导》周报主编，1931年被杀害。《先驱》第十一期编辑为高尚德，高又名高君宇，是团一大选出的五人书记之一，团北方局第一任书记，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1925年病逝。高君宇的爱人是当时北京女师的才女石评梅，石的不少小说至今依然行市。从《先驱》第十二期至二十五期，均继续为施存统编辑。
　　在《先驱》的作者中，除了相当一部分笔名不好辨析的，陈独秀写过三篇，蔡和森（有时作H.S）写过四篇，贺昌（山西团负责人）写过两篇，李达（中共一大代表）、邓中夏，张维焕（河北团负责人），恽代英（团二大宣传部长）等等均有文章发表。署名最多的当是最主要的编辑者施存统，还有一位笔名叫做“敬云”（笔者分析应为刘仁静）的也有不少文章。
　　
　　《中国青年》的版本和内容
　　《先驱》停刊以后，1923年10月10日，团中央又创办了新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这份杂志小32开，每期15个页码，只有第十六期作为“列宁特号”有25个页码，一直出版到1927年。
　　《先驱》和《中国青年》同为团中央机关刊，同在上海编辑，甚至有许多相同的作者；但只要稍作观察就会发现，在编辑风格上，这确实是两份风格迥异的刊物。除开本明显有大小之分，简单地概括，则前者厚重，后者生动；前者偏重理论，后者文（艺）理（论）兼收。
　　《中国青年》十分注重结合青年特点，反映实际问题，而且形式丰富活泼。笔者收藏的这13份早期杂志中，除了第十六期的“纪念列宁特号”上，集中刊登了“列宁之思想”、“列宁政治主张”这样的纯理论介绍文章，其他的六七十篇文章中有时评、政论、小说、诗歌、随笔、寓言、童话、书评、读者来信，其话题既有“中国革命之前途”，“青年运动与革命运动”（敬云），也有“诗的方式与方程式的生活”（萧楚女）；既有“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邓中夏），也有“青年与文艺运动”（毛泽民）、“学术与救国”（恽代英），更有文章关心到青年的“社会科学与择业问题”（文台）。尽管这本杂志只有薄薄的几页，但涉及话题的宽泛，与读者的接近，乃至话语文风的亲切，时隔80年，今天读来，其益友良师风范依然扑面而来。
　　《中国青年》上刊登的读者来稿来信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有直接从读者中来的问题，也有对编辑反映的不同意见。比如第五期刊登的署名“子乔”题为《青年们应当讲修养么？》的来信，上来就表示对杂志刊登的文章“怀有许多相反的意见”，进而系统地表明了读者自己的观点。这个“子乔”在以后的第七期上又一次出现，在注明“来稿”的《青年的新道德》的标题下，进一步阐明作者对道德问题的观点。对来自读者的直接反馈给予突出处理，是《中国青年》编辑风格一个鲜明的特色。因为读者真诚地希望杂志“当为青年的思想引导着”，而这也正是编辑们“引为己任的事”。这样的杂志，能够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烈欢迎，应当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青年》的作者与编辑
　　作为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与《先驱》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两刊的作者队伍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先驱》读者已经十分熟悉的“代英”、“中夏”、“敬云”依然是这里的翘楚，每有“重大题材”（如十六期的列宁特号）则依然由泰斗级的“独秀”亲自出马。而作为一种承继，明显的变化在于，《先驱》的主要编辑者、撰稿人“存统”离任后，未见到再在《中国青年》上出现；而作为《先驱》作者之一的“代英”成为新的杂志的主导人。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二大中央委员的瞿秋白（署名“秋白”）、罗章龙（署名“章龙”）和团中央领导萧楚女（署名“楚女”）、沈泽民（署名“泽民”，作家沈雁冰的弟弟），以及初出茅庐的沈雁冰（即茅盾）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中国青年》的目录中。
　　这里必须多说一句，即一大团中央书记、《先驱》的主要编辑者施存统退出的原因。1923年8月召开的团的二大上，施仍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但由于他当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候群”，在大家同意下，离开中央机关去学校教书。而此时的恽代英在团二大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因此，创办《中国青年》的任务就当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但是恽代英本人也是一个病人，他在第七期杂志上自述：“我害病三个多星期，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的很。我有许多要说的话，因为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可是又因为越想越觉得要说，所以今天托朋友代我写下这一篇来了。”恽代英这篇“越想越觉得要说”的话题为《学术与救国》，今天读来依然不失其现实意义。查《中国青年》各期，在第四期上还刊有恽代英文章两篇（《中国的分立运动》、《救自己》），作为周刊，到第七期只隔三周，而作者已觉“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的很”。其实，作为团刊的主编，1923年的施存统只有24岁，恽代英也不过28岁。中共的早期人物多为一时之才俊，他们的青春年少，自然由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因而他们是“先知”；处在时代剧烈动荡期间，这批青年才俊既充满了求知的渴望，又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因而激扬文字，以国家、江山、未来为己任，他们的“目标读者”和他们自身本来就是同一代声气相通的人，这一点，很值得今天的青年报刊深思。不过，这些“青年先知”们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也不是个例。团的一大中央委员高君宇病逝时年仅29岁；团的三大中央委员任弼时1950年去世时也才46岁；而28岁时的恽代英已经病得“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了。除了慢性疾病的原因，施存统在50年代时回忆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想来也是戕害身体的原因吧。
　　
　　恽代英二、三事
　　写到这里，我必须稍微溢出一些了——介绍一段读者不多见的关于《中国青年》创办者恽代英的重要“轶闻”。
　　“轶闻”的作者名王凡西（又名双山），笔者撰写此文的20天前——2002年12月30日以96岁高龄在英国去世。王凡西与两年前去世的郑超麟同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中国托派的重要领导人和代表人物。
　　从1929年起，王凡西和恽代英一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据王的回忆，当时的组织部长为周恩来，副部长是省港罢工领袖罗登贤，组织部干事为恽代英、陈潭秋、武扶经、王凡西。
　　据王凡西回忆，1929年，包括王在内的一批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中共干部在上海接受中央的培训，讲课的人有当时的中央书记向忠发，中宣部长、中共实际主要负责人李立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以及中宣部和中组部秘书长恽代英。这一年，恽代英34岁，王凡西23岁，在王看来，恽“是我读中学时就很敬仰的人物”，显然，王的中学时候，正是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的读者。在组织部里，王和恽“最接近”，在他的印象中，恽代英“患了肺病，体力很差，全靠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革命的无比热忱，才支持他去干这十分紧张与繁剧的工作。但每当休息下来，他便疲态毕露，有时会在会议进行中沉沉睡去。代英是出名与出色的实干家，他吃苦耐劳，不知困难；遇到任何难题，他脑子里总有现成的或随机触发的应付之道。因此他始终乐观，从不闹情绪。”王认为，恽代英最完备地代表出老干部们对“留学”的正面和反面态度。
　　当时，正是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占主导的时候，党的中心工作是“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在王凡西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恽代英“从不曾对我公开说过苦闷，更不曾表示过对党正式路线的怀疑，可是像拿了几根稻草想煮沸一大锅冷水的人的焦急心理，却是不断地吐露的。”王当时曾向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局势，究竟等于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呢，还是1917年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恽想了想说：“我对俄国革命历史没有详细研究，得找机会好好读一下。”
　　1930年，恽代英在沪东工厂分发传单时被捕，在狱中，富于斗争经验的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反动派才知道狱中的那个“王作林”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系狱一年之后，恽代英英勇就义。就义前有狱中诗一首，诗云：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当代中国历史上生命力最旺盛的杂志——《中国青年》——的创办者留下了他此生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及他36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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