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漫画家张谔的战斗人生

作者：黎　辛

　　张谔是我久闻大名的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可是，到1942年初我调到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副刊编辑时，才认识他。
　　
　　“漫画成家广告立业”
　　
　　报社编辑部在延安东关渚凉山西头的十孔石砌窑洞中办公，工作人员住在东边石砌的两排窑洞中。我调来时山上没有空窑，临时住在山下的石窑里。张谔住的石窑大约比我住的高10米，在我斜对面。一天中午下班我从办公窑回住处，忽听有人拖长声音喊：“噢！——黎辛！”
　　我抬头，见张谔向我走来，“是黎辛同志吗？你好，我是张谔。听说你是新来的副刊编辑，我是美术科长，我们是文艺的同行，我想认识你，到我窑里坐坐吧。”他说着转身往回走，我跟在他的后面，来到他的窑洞。窑外有小平坝，窑门上贴着对联：“漫画成家，广告立业”八个美术字。我说《解放日报》有什么广告？只有报眼上有时登个启事或声明，没什么商业广告。他说这是暂时的，我在《新华日报》当美术科长也管广告，报纸的广告是大有可为的。
　　张谔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重约90公斤的大个子，但行动灵活，很有朝气，对人和蔼可亲，没有文艺家的架子，说话总是笑着。
　　他让我坐坐，我说该打饭了。他说打饭来我这里吃，我有红烧肉，味道还不错，是用国统区进口的大头菜烧的，延安的酱油不行。他边说边从书桌下的凳子上端出一锅红烧肉来。揭开锅盖，果然，肉香诱人。他问：“你打麻将吗？我东边两孔小窑住的是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他老婆在外单位，星期六他老婆回来他才来住。你们副刊的陈企霞星期日也常来，我们四个人打麻将。你要是打麻将就好了，我们打，谁输了做两斤红烧肉请客。”
　　
　　“讽刺画展”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术家协会在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展览一室为蔡若虹的作品，二室为张谔的作品，三室为华君武的作品，每人展览20多幅漫画。
　　2月15日，《解放日报》文艺栏第82期出版专刊，发表三位画家的《作者自白》。文中说：“为了画展的举行，我们很高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能让我们指出它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缺点，而得不到压迫和损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社会有更高的热爱？我们就将以这次的画展来表达我们的热爱，我们的画展的主旨是揭发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今天新的社会。”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文化水平提高了》等漫画，揭示了生活中“不健康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
　　当时报上报道讽刺画展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展室“挤挤拥拥，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观众五千余人，把窑洞的门都挤坏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与党员总共才一万人左右，参观画展的人数却占了参加整风人员的半数，很不常见。
　　
　　麻将牌局
　　
　　3月中旬，舒群调报社接替丁玲任副刊主编，住在张谔西边祝志澄让出来的一孔小石窑里，陈企霞和我常去，晚上没事四个人就打麻将、吃红烧肉。张谔嘴里说输牌赌二斤红烧肉，一般都是他请客，他慷慨大方。星期天遇上舒群夫人回来，有时也烧菜加餐。
　　博古社长路经这里有时也进来看看张谔和舒群，他知道张谔处常打麻将，有时遇见张谔时，他哈哈大笑地说：“张谔你喜欢打大牌，什么时候我来打一次，一定叫你和不成，赢你两斤红烧肉。”博古是说说玩笑而已，他工作忙，早上六时起床去上早班，晚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不跳舞、打牌，他哪有这个闲暇？张谔说：“你只说不干是嘴把戏，谁知道你的本领怎么样？”有一天，博古终于进到张谔的窑洞来打牌，他坐在张谔的上手，我坐张谔下手，舒群坐张谔对面。博古脑子灵，他记得谁打过什么牌，估计谁手里有什么牌或可能要什么牌。一次，舒群打一张“发财”，张谔说：“碰”。博古说：你“碰”什么？张谔说：“碰”发财呀。博古说：“刚才黎辛打‘发财’，你为什么不‘碰’？”张谔说那时他还没有“对儿”，怎么“碰”？博古从自己的牌里拿出一张“发财”，说：“黎辛打一张，舒群打一张，我有一张，你凭什么碰？你是偷黎辛打出去的‘发财’凑对碰的，不行！”张谔争辩：“我明明是一对‘发财’，你不让我‘碰’，讲不讲道理？”博古要张谔把从“地上”拿的“发财”交出来，把“地上”换“发财”的那张牌拿回去。张谔拿了张“北风”进去。博古说：“不对，你打全幺九，你拿出来换‘发财’进去的是‘三条’。”说着便把“三条”给张谔。这样，张谔和不成了，却让我和了牌。摊牌时，博古笑着说，“张谔你好大的野心，你要和清一色全幺九对对和，你要的‘东风’我这里有两张，‘白板’我也有。”摊牌时，张谔感叹说：“‘东风’我可作麻将，如有一张‘白板’，我这副牌就厉害了。”
　　到1942年4月3日正式开始整风学习，我们就不打麻将了。以后几十年我都不打了，虽是娱乐，太费时间。
　　
　　张谔的漫画与“拳头”
　　
　　张谔为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画了许多漫画。1942年7月2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第一幅反法西斯的漫画。张谔预言希特勒必败的作品，他用屠格涅夫的诗句作标题“幻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现实！”画面画的希特勒是只大蜘蛛，在丝丝紧扣的蜘蛛网里垂死挣扎，耐人沉思。
　　张谔的漫画表现了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事件，意大利法西斯的墨索里尼垮台了，张谔画《墨索里尼“荣膺”第一名》，三个法西斯头子带头赛跑丑态毕露，第一名墨索里尼摔出跑道，希特勒也将跑到终点。
　　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二三十万大军，阴谋进攻延安。张谔的漫画《“四大领袖”之一》，揭露了所谓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两面派的真实面目。画面上的蒋介石一边朝着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这是同盟国的“四大领袖”；另一边朝着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日本天皇，这是轴心国的“四大领袖”。
　　为配合整风学习与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知识分子放下架子，改造思想、立场，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画了一个妄自尊大的傲者戴着眼镜，军帽戴在后脑袋瓜，上衣有9个钮扣，口袋插着3支笔，得意忘形地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挂像前张望。
　　张谔在延安发表的绘画数量仅次于华君武。
　　
　　胸怀纳百川
　　
　　当报上发表各个山头美术家各种形式的作品时，张谔组织稿件不分山头，不讲流派，也不论名家与新人。报上发表的漫画名家有蔡若虹、华君武、黄铸夫、陈叔亮、钟灵、彦涵等的作品。木刻名家有胡一川、陈铁耕、沃查、马达、陈叔亮等作品；还有青年木刻家古元、罗工柳、华山、焦心河、夏风、计桂森等的作品。报上这些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可说是美术科长张谔胸纳百川的功劳。
　　华君武发表漫画，也发表连环画，如《相差不多》，一组连环画左边画法西斯罪行七幅，第八幅：墨索里尼倒毙在地；右边画国民党反动派罪行七幅，第八幅画个大“？”。
　　木刻家也画连环画，如夏风的《劳动英雄孙万福》。
　　古元木刻的《秧歌》，以秧歌这民间艺术形式表现群众的艺术活动，刻绘得生动形象，让读者感受到民间艺术的情趣与魅力。
　　印刷厂锌版极少，后来完全绝货。报上需用领导人头像，英雄模范头像，或者专栏小报头时，怎么办呢？便由张谔绘画，工人把它刻在木版上印刷出来。其中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副主席李鼎铭的头像。
　　
　　地图、插图、美术字
　　
　　读者阅读战争新闻，总想要看到与之有关的地图。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封锁，延安非常缺乏地图，为报纸绘制地图的任务便落到张谔身上。1941年5月19日报上发表社论《地中海形势》，张谔不仅绘制一般战争形势图，还绘制了《地中海形势图》、《苏联西部边境图》、《日本陆军分布图》，给读者阅报以方便。绘制地图的资料，个人、报社资料室都没有新的国内外地图，张谔只好跑去外单位借用，画完再还，再画再借，不厌其烦。发表地图没有锌版，只好木刻，而木刻的地图上又不便有许多美术字的地名，张谔便与工人商量，在木刻上打洞嵌入铅字。
　　鲁迅先生说：“书籍插图，原意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情趣，补助文字所不及，所以应是一种宣传画。”张谔受到了启发，认为党报发表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插图。副刊发表黄钢、杨思仲、冯牧的报告文学《我们的中队长在山林中》，有古元作的木刻插图。发表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张谔请木刻家罗工柳与杨君作插图。孔厥的弹词插图则是由木刻家力群作的。张谔重视给文艺作品作插图，可以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又可增添读者审美情趣，与作品相得益彰。
　　1942年整风初期，报上发表整风论文，读者难以理解，张谔有时也请画家插图。如5月5日发表艾思奇的一篇文章，就请华君武插图二幅，其中一幅，描绘“不要落井下石”的意思。
　　《解放日报》美术插图水平之高，数量之多，在新闻史与文艺史上是罕见的。在今天报纸印刷出版技术进入高科技时代，借鉴和发扬《解放日报》为文学作品插图的优良传统，仍有其现实意义，照片是不能代替美术插图的。
　　当年中央印刷厂的字体很少，报纸的新闻标题只有老宋体和黑体字两种，显得单调。张谔便向博古社长提出他写美术字，为头版头题作标题字。开始只为头版头题写，后来他的美术字写多了，其他标题也用。给新闻报道写标题字需及时，张谔便每天清早与新闻编辑一起上早班，写完标题字即赶往排字车间，与工人师傅商量印刷。
　　
　　毛主席接待三位漫画家
　　
　　毛主席说过“漫画还要发展”。漫画家希望见见毛主席面陈请教。我记得，那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蔡若虹、华君武、张谔与舒群一路去枣园毛主席的住处。
　　蔡若虹回忆当时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我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接待我的第一句话是以张谔的介绍开始的。张谔对主席说：‘蔡若虹就是蔡公时的侄儿。’”蔡公时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济南与日本侵略者办外交，被日本鬼子割舌头，挖眼睛，刺刀向着他的身体乱刺……死得悲惨壮烈。
　　蔡若虹记得当时是张谔先请毛主席谈谈对讽刺画的意见。华君武对毛主席说：“您只要谈谈我们作品的缺点就行了，我们都希望听听您的看法。接着，毛主席对我们看了一眼，才慢吞吞地开了口。他说：‘讽刺是批评的一种手段，我们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也不会把讽刺关在门外……批评也好，讽刺也好，说话总要说得符合事实……要避免片面性，不以偏概全。’接着这段话，毛主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幅漫画的标题是《延安的植树》，是几棵没有发芽的光秃秃的小树干，这表示树都没有种活。我看，这哪里是延安种的树呢？大概是清凉山下种的树吧！如果延安二字改为清凉山就对头了。’”
　　华君武告诉毛主席，这幅画是他画的。蔡若虹向主席解释：“清凉山是《解放日报》和抗日大学所在地，是知识分子的集中点，清凉山下种的树都没有种活，这是华君武画讽刺画的根据。”
　　说话间，蔡若虹向毛主席说他特别喜欢《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下才慢吞吞地说：‘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不太好，什么知识分子不分子，应该说他的本行，应该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是一个娘生的双胞兄弟，都是被压迫者。有压迫就必定有革命……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次接见，毛主席和大家谈得很投机，就着一碟凉伴豆腐，一碟青辣椒，一碟西红柿，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话匣子打开了，无所不谈。张谔问毛主席，想申请入党又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怎么办？怎么申请入党？怎么作党的支部书记？华君武说上前方打仗他敢冲锋陷阵，但怕被俘受刑，问毛主席怎么办？毛主席说，“我告诉你，一旦被俘受刑，你心中想着人民。”不知不觉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了，几位文艺家向毛主席告辞。主席一直把他们送到枣园门口，握手告辞时，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重说一遍“要想着人民”。
　　
　　张谔为革命鞠躬尽瘁
　　
　　张谔于1945年10月5日在《解放日报》入党了。在早年参加左联及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家中，张谔入党比较晚，这是因为他严格要求自己，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党员条件。
　　张谔1931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29年时已参加以田汉为首的南国社进步文艺活动，1932年夏在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任支委，这期间编过许多美术报刊，参加过许多革命文艺活动，1938年任武汉《新华日报》社美术科长。他是文艺家中“吃公粮”较早的干部。
　　1938年10月，张谔受命去香港为《新华日报》社采购照相制版器材与聘请照相制版技术工人。在香港，受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到上海沦陷区约请蔡若虹、夏蕾夫妇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39年4月，张谔带领蔡、夏夫妇及制版工人何耀东、林阿九和一批照相制版器材，经越南、昆明、贵州等地，崎岖转折到达重庆。这时《新华日报》已从武汉迁到重庆，张谔和制版工人等留下工作，蔡、夏夫妇奔赴延安。
　　1940年张谔从重庆到延安时，带着照相制版器材与制版工人，还带有医务人员与医药品，这是延安极为需要的。他们长途跋涉，通过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层层封锁。张谔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少校副官，押运军车一辆、人员20名、物资若干。到某封锁线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押，历时16天。张谔块头大，穿着校官军服，佩带少校军衔，说话声音洪亮，振振有词。他坚持不让敌伪检查物资，那些军阶较低的敌人怯他三分。张谔一面安抚同志，一面与敌斗争，临危不惧，有勇有谋。到16日后，张谔终获胜利，一行人连车带物朝延安进发。同行的许多人中以为他真的是押运副官，而不知他是一位漫画家。这段传奇经历一直传为佳话。
　　1946年，张谔调往香港作经济工作，为解放区购买两船物资，一船如期到达，另一船途遇台风，不知刮到何处去了。张谔急坏了，这都是解放区急需的东西啊！怎么向组织交待呢？幸好经过风浪洗礼，这艘不屈的船装着完整无损的物资，漂到了解放区。张谔又胜利了。
　　1962年，张谔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协助刘开渠，为美术馆的建设，特别为我国历代美术家优秀作品的收藏、研究、陈列、出版以及对外交流作了许多工作。在工作中他从不营私谋利，千方百计为馆里收藏优秀美术作品，个人却从不收藏一幅，一生为公，“两袖清风”。
　　张谔1995年5月去世，时年85岁。
　　（责任编辑　方　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