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作者：冯兰瑞
一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62年前我去延安时路过、停留了一段时间的地方。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川东青委书记、我的领导杨述同志被捕。当时我正在重庆做秘密工作，同时又从事公开的青年群众救亡运动，已经暴露了，国民党当局三次动手抓我。为避难我于1939年秋到北碚育才学校教书。1940年特务追捕到北碚，幸得当地区委书记王士槐到育才来紧急通知，我才匆忙转移，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约一个月，党中央南方局决定送我回延安。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南渝中学的女同志尹锡康。
记得离开重庆“八办”的前一天，负责输送干部的廖似光同志（凯丰同志夫人）跟我谈话。她对我撤退的安全问题十分关切，亲切仔细地交待必须注意的事项，教我如何应付可能遇到的盘查，为我取了假名字，扮做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是奉调去西安工作的。送我们去陕西的是一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在褒城（今勉县）办了一个酒精厂，是个很好的统战关系。廖要我对他也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说是银行职员，而对外又要称为酒精厂的职员。最后发给我们每人一笔路费，第二天还让一辆小轿车送我俩到七星岗长途汽车站，使我们顺利离开重庆。
我们从重庆出发，过成都、绵阳、剑阁、广元，进陕西，又经宁强、汉中、秦岭、五顶山，到达褒城酒精厂，次日又乘原车到宝鸡，再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因为汽车破旧，路不好走，竟走了十几天。火车抵达西安，我俩就按照廖似光的嘱咐，一下车，连西安火车站是什么样都没看看，立即坐车直奔七贤庄一号“八办”。虽说一路上也和同车的人一起游山观景，但紧张的心情此刻才松弛下来，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感到安全了。
二
2002年5月中旬，我重返西安故地，先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然后去看“八办”。
七贤庄是一条小街的名字，地处西安城内西南一隅，靠近后宰门，往来行人很少，周围非常僻静。从博物馆乘车，很快就到了。“八办”的大门，门右边悬挂的牌子原来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现在换成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白底金字，叶剑英老帅题写，左下方有署名和日期。大门左面台阶尽头贴墙有个约一米高的底座，上面矗立着长方形的说明牌，黑底白字，也很大方清楚，中间特大号字是：“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 旧址”。上面一行小字：“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在纪念馆门前照了两张相。
过去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成了珍贵的革命遗址，难得的是仍然保持了当年的面貌。院外仍然是安静的小街、朴素的门厅，院内临街房屋是纪念馆办公室，仍然是那样简朴，当年伍云甫主任和工作人员的住房仍然只有一桌、一椅、一张木床。院中保留着中央领导同志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还有宣侠父等住过的房间。上了几级台阶从门外看进去，仍然还是那样简单朴素。
要说现在的“八办”与当年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占地面积扩大了一些。原来在七贤庄小街上，只有两个院子属于“八办”，一个是“八办”本部所在的一号，一个是招待所七号。现在七号没有了，当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徒步穿越八百里秦川，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其中许多人都要到西安“八办”停留几天，或接关系，或办手续。“八办”招待所就像是个“驿站”，送往迎来，好不兴旺。如今成为革命的纪念馆，这个“驿站”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八办”却由一个院落变成了四个院落。工作人员介绍说，为建纪念馆，把和一号院相连的三个院子买了下来，打通了。确实，我们从一号院往左看去，就发现有三个古色古香、建筑精致的月宫门（圆形的门）贯通着。这个小小的建筑与原来的平房很是协调匹配。最后的一排长长的展厅，共有约八间，看来也是四个院子的最后一排房间改造的。展厅面积虽远不能与刚才看过的历史博物馆相比，但作为一个地方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也可以了。
纪念馆的女同志特别领我们去看了一个残留的水井。此井位于第二排房屋尽头的墙角，是从第一进院到第二进院的必经之地。她问我这个水井是否同以前一样？我说过去没有看到过。因为一到七贤庄，伍云甫主任就宣布纪律，去延安的同志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也不许到办事处乱串，我们是严格遵守的。西安是 “国统区”，“八办”处在白色恐怖包围中，内部有很多机密，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往来，暂住，必须严格保密。我当时住七号招待所，只是第二天跟着一位小八路到一号院理了一次发。
这个残留的水井，没有了提水的吊桶，只有残存的辘轳和缠在上面的干枯破旧的井绳。原来1940年我路过西安，住“八办”招待所近一个月，从没想到“八办”的工作人员就是用这件十分原始的工具打水，供应我们这许多来往人员饮用的。想到当年“八办”战士们的辛苦，不胜感慨。看过水井，她还领我去看当年的理发室。这是一个较大的房间，面积相当于两个中式平房的自然间，里面的设备也保持原样。旧桌上放置理发工具，屋角一个木制的脸盆架，已经很旧。屋子中间一个长方形凳子，是供理发的人坐的。不明白的是理发者头顶上还挂着一块厚厚的黑乎乎的不像是棉被又不像棉门帘的东西。这位女同志解释说，是天热理发时用绳索拉动煽风的。问我还记不记得，我确实记不得了。大约因为我到这里理发时天气还不怎么热之缘故吧。
三
随即我走进一间会议室。一进会议室，“彭德怀小屋”五个字已清清楚楚映入我的眼帘。过去一看，门是关着的，只能透过上半部的玻璃看到里边的布置。迎面一张彭德怀的照片，一张单人床，上有床单和薄薄的军毯，桌子只能看到一角，桌前一把藤椅。再看墙上的说明，原来抗战期间，时任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同志，曾经八次过往西安，都住在这里，此小屋因而得名。说明牌上还记载着彭总当年怒斥国民党“反共专员”何绍南，使何不敢再去绥德当专员，从此绥德就归入了陕甘宁边区的事迹。
“说明”下面，是住过此屋的过往人员名单：胡乔木、王若飞、许光达、李昌、毛泽民、罗世文。再下面是在这里住过的西办人员。
李昌住过西安办事处，我听说过但未知其详。回京后问起当年情况，李昌回忆说：1938年临汾沦陷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搬到西安，当时他还是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民先总部在西安师范学院的前院。一天清晨，陕西省青委书记毕於红同志通知李昌说，得到内部消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要抓他。李昌赶紧清理机密文件，准备转移，警察已到门口。原来是当地警察局派出所来催民先总部去登记。李昌当即随他到派出所，说，我已见过你们省党部书记郭紫锋，正在按程序办手续。李昌得知该派出所所长是东北人，还乘机向他宣传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道理。告别派出所，他就雇车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正在西安的林伯渠主席觉得情况紧急，就决定李昌到宣侠父家中暂避。宣侠父与胡宗南是黄埔同学，在陕西很有名望。国民党武装特务到西安师院扑了个空，就追到宣家搜捕。李昌这时正躲在宣侠父床上帐中，军警没敢进屋。林老得知后，连忙带着“八办”随员以探望宣侠父为名，去宣家让李昌夹在同去的八路军中间回到办事处。为防备国民党军警闯进来搜查，又派人送李昌到新安旅行团陕西办事处藏起来，待风声渐小，才接李昌回办事处。不久，林老决定李昌转移去武汉。李昌遂扮成八路军军官，由“八办”护送到开往武汉的火车站。这就是离开西安之前，李昌曾住“彭德怀小屋”的经过。
这次来西安，见到李昌在“八办”住过的小屋，不啻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马上拍照，并将“彭德怀小屋”的说明拍下来，留做纪念。
四
再穿过一个院子，我们来到“八办”最后一排房屋——纪念馆展厅。这里集中展出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夫人的照片。这些照片生动地记述了她们同情中国革命，不辞艰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支持抗战的国际主义精神。展览生动表现了史沫特莱数十年坚持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对世界说真话的“无冕之王”的高尚情操，也记录了她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革命友谊，感人至深。还展出了斯诺夫人与斯诺先生一起，在中国多年的活动。斯诺夫人继续完成丈夫的遗志，写了一本《续西行漫记》，这是以前不知道的。
往事如烟，祖国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一代饱经风霜，历尽艰险的幸存者，这次重访“八办”，回顾历史，深感又受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不知道、不理解历史，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建为纪念馆，无疑是十分必要，很有远见的。不过作为纪念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来说，内容还显得单薄一些。如果有更多的与当年“八办”有关的我国革命者事迹和历史充实其间，使内容更突出、更丰满一些，展出的效果会更好。该馆似也有此考虑。临别时副馆长说，他们不久将赴北京，访问一些老同志，收集资料。
（本文作者系李昌同志夫人）
（责任编辑 仲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