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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谋求国家统一奋斗终生
作者：刘路生
争取和保持国家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军阀割据，建立统一、共和制度的多民族国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他的思想与革命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其内容。为实现和谋求国家的统一，孙中山奋斗了一生。
“担心中国被分割”
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面临惨遭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是刺激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直接动因。
1894年夏，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一开始战局对清军就十分不利。到年末，清政府败局已定，割地赔款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清政府连连丧师辱国，已失去了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能力。于是，孙中山乃在檀香山约集志士，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宣言：“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华。”1895年初，孙中山又建立香港兴中会总部，筹谋发动广州起义，打响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兴起。孙中山悲愤万分，手绘《支那现势地图》，将“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警心”。奋笔题记，引用前人诗句说：“‘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掷笔不禁太息久之。”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1903年，孙中山撰写了长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指出清政府无力保全中国独立，无力阻止列强的瓜分。文章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民情论证，也用当今世界已进入“天下交通，文明渐启，光气大开，各国人民唱自由之义、讲民权之风以日而盛”的时代论证，中国人民决不“肯甘受列强之分割”，将以“同仇敌忾之气”，“出死力以抵抗”。从反抗列强“分割”的民族大义出发，孙中山称赞义和团的民族正气，他深刻地指出：“义和团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表现了他伟大革命家不同俗流的卓越见识。
怎么才能阻止瓜分，维护独立和统一，以拯救危亡的国家呢？孙中山明白地说：“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1905年，革命党人在日本成立了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二是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在理论上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革命。保皇党说革命会造成连年战争，必将引起列强干涉，招致瓜分“灭亡中国”。孙中山在制定革命纲领，提出并阐释三民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亲自撰写文章，并指导革命党的理论家批驳保皇党人的言论。革命党人指出：瓜分说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不能自立，其所以不能自立，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外人之所以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所以，清朝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只有用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富强统一的国家，才能最终阻止瓜分中国。革命不会引起列强干涉，而中国人民在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敢死之气”，才能遏止列强干涉，才能使“近数年来西土人士，无贤不肖，皆知瓜分中国必不能行之事”。
革命推翻清政府以后，中国可能会出现群雄割据分裂不统一的局面，孙中山亦有充分的估计。1897年，他就对日本友人说过，综观中国“古来之历史，凡国经一次之扰乱，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1906年，孙中山又一次谈到这一严重问题。他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
既能拯救中国又可避免分裂实现统一的方法何在？孙中山认为：在于实行共和政治制度。他说，中国历史上出现不统一的局面，“皆由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故各穷逞一己之兵力，非至并吞独一之势不止”。孙中山认为：“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民”运用革命的手段，迅即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制定并颁布“共和宪法”，依照宪法建立强有力的“国民政府”，以领导治理国家，国家即可统一富强。那些在革命战争发展起来的各路英雄人物，“其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在中央政府的“驾驭”之下，“以尽其才”。按照联邦共和的准则，排除其凭借兵力割据之野心。
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沦陷京师，孙中山疾呼：“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孙中山设想在华南“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以作为拯救中国的根基。为此，他曾策划过两广独立，也曾发动过惠州起义。这是在非常时期，“担心中国被分割”，以非常手段，维系国运，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方案。事情虽未获成功，但体现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贯追求和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
“以南北统一，民国巩固为主旨”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为坚持建立共和制度和统一国家的最高原则，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抵制南北分治方案，坚持以共和统一为前提的南北和议，乃至放弃临时大总统，举袁自代，终于使中国保持完整的版图，以先进的共和制度诞生于世。
武昌起义，各省独立响应，革命政权迅速控制了半壁江山。然而，革命党人仍不能一举推翻清政府，建立统一全国的革命政权。清廷还在负隅顽抗，北方军事、政治力量首领袁世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这就使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出现了是统一还是分裂，统一于谁，统一于什么原则之下等一系列问题。在革命处于面对多种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由海外返抵国内，受命于危难之际，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成为革命政府方面的最高决策人。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开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庄严地昭告世界：新生的中华民国要实现“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这五大统一，既是孙中山为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规定的历史任务，也是他对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所寄的期望，为中华民国描绘的美好前景。而统一的根基则是革命的共和制度，即孙中山所说：“尽扫专政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南北和议谈判已在进行，孙中山表现了希望南北和议成功的极大诚意。但和议不是无原则的。他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说：和议的条件是“以南北统一，民国巩固为主旨”，即和议的前提是实现全国共和统一，而不是北方提出的实行清政府君主立宪。孙中山表示：为了促进南北共和统一，愿意亲自北上与袁世凯谈判，也欢迎袁南下谈判。唯一的条件是：袁宣布赞成共和制度，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当时全国上下一片“非袁莫属”之声。南北和议的成功，也就是孙中山让位临时大总统位给袁世凯。于公于私，对孙中山都极为不利。但他光明磊落，一再公开表示，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他就向临时参议院举袁自代，让位给袁世凯，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与政治远见。
孙中山也深知共和统一不能靠乞求取得，革命党人必须有坚强的实力（包括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还必须充分准备，倘和议破裂，即依靠武装北伐，推翻清政府，以实现全国共和统一。他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一旦和议失败后的作战方案，并先后致电黎元洪等，部署北伐军事以作为和议的后援。孙中山说：“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可忽。”“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
南北和议期间，曾有“南北分治”的政治解决方案提出。当时美国记者麦考密曾对孙中山说：“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孙中山不拿共和统一的原则作交易，断然回答道：“不，那不行！我国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北京并没有政府。”稍后，孙中山在回顾南北和议时的局势时说，对于当时某些人制造的“南北分治一说，余绝不赞成，故思协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
在南北和议谈判过程中，孙中山还十分可贵地坚持了一条主张，即和议是自己国家内部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解决，反对假外国之手左右和谈大局，或者谋求外国力量的仲裁与保证。他首先断然拒绝以南北分治来换取外国的承认，接着又断然拒绝把优待清室条件交海牙国际公会存案的荒谬主张，认为这是一种有伤国体的耻辱。他复电伍廷芳明确指出：把优待清室条件“交海牙存案，民国内阁反对者多，其理由：一，国内之事件，交列国国际公会，大伤国体。二，不信国民，必须存案于外，即为丧失外国信用，牵涉于国际”。三，“正式公文通告各国”即可，并明示伍廷芳，优待条件“不交海牙存案”。
当然，在尘埃落定之后来看，当时的整个和议过程中，孙中山以及所有的革命党人确有许多失误和不足之处。在后来忆及辛亥和议时，孙中山也十分遗憾地说：“溯辛亥革命之役，吾人调和心理，失于过急。”但综观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革命派诸领袖人物中，孙中山是坚持共和统一最力，主张最坚决，斗争最顽强，理论最为完整的一员。他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成熟的民主革命领袖，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最高水平。孙中山坚持了共和统一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共和国制度，并领导制定通过了《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把共和制度固定下来，为以后十年间的反独裁、反复辟、反军阀混战，统一国家的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思想武器。
“我南方为护法而起”
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十余年间的中国，名义上是共和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则是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转而为各个军阀争相割据，互争正统的亚分裂状态，即孙中山所说：“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但孙中山始终认为，不论独裁以至恢复帝制，还是军阀混战，都是暂时的历史逆转，是不能长久的。共和统一才是全民族的要求，是大势所趋。他深刻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但是，统一则应从属于共和原则。他说：“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文志在共和，终始不贰。”孙中山高擎着共和国和《临时约法》的旗帜，为维护和谋求国家统一而奋斗，道路十分艰巨而坎坷。他被迫再度流亡国外，两次被排挤出广东而避居上海。
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举袁自代实现南北和平统一的初衷相反，袁世凯为谋专制独裁，“背弃信托”，制造了宋教仁案，破坏约法。孙中山毅然发动了二次革命。袁势力则诋毁孙中山是制造“南北分治”，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孙中山愤然驳斥了这种谰言，指出：“此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为其坏约法，叛民国，是用讨之，以惩不义而奠我国家”，二次革命乃是在于维护共和制度与《临时约法》的尊严。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共和国建立不到二年之时，就以反民国罪而被迫流亡海外了。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系争权攘利，破坏约法，“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的地步，“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孙中山指出：北洋军阀“假共和之祸犹甚于真复辟”，“如任伪共和专制全国，是奖乱也”。他揭橥护法大旗，于1917年7月南下广州，以民主空气较浓厚的广东为根据地，随行者有朱执信、章太炎、廖仲恺、何香凝等。9月，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领导护法战争。孙中山阐明了护法战争的正义性，指出：这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我南方为护法而起”。“讨伐军阀及卖国贼，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此不能名为南北战争，实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他庄严宣誓：“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竭诚尽智，相我法纪，以返邦人于真正共和之域”。
然而，孙中山并无可供直接指挥的军队，参加护法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各怀目的，尤其控制广州的桂系，更是多方掣肘军政府。1918年初，西南军阀和政客又导演了军政府改组，排挤孙中山，孙中山由大元帅改任七总裁之一，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此次失败之后，孙中山着意扶植陈炯明统率的粤军，作为护法的基本武装，陈炯明是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党人，自然以为可为依靠。1920年10月，粤军打回广州，11月孙中山由沪赴穗，重组军政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民国政府，是为第二次南下护法。孙中山重申：“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立即宣布出师北伐。首先出兵平定广西，设大本营于桂林，1922年，又移大本营于韶关，进军江西。但陈炯明及其控制的部队不仅反对北伐，而且于6月在广州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再次离粤，护法战争最终失败。
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孙中山为国家共和统一艰苦奋斗了十年。失败和挫折没有使他气馁退却，而是“愈挫愈勇”地奋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使他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提高认识，逐渐认清了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更新了统一国家的道路和方法。首先，孙中山痛切地承认了护法斗争的失败。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以后，孙中山彻底放弃了护法的旗帜。他说“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毁法之徒，反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国会成了军阀利用的工具。其次，经过了失败后的反思，使孙中山从本质上认清了国家长期分裂不能统一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他说，“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帝国主义是中国分裂与祸乱之源。他说，数年来的护法战争，是“直接与北方战，间接与欺凌我国之帝国主义而战”。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逐步有了本质的认识，这是他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大飞跃。第三，找到了为实现国家统一而斗争的可靠的朋友和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他从备受帝国主义歧视、干涉、扼杀的痛苦教训中，深切地感受到只有苏俄是支持中国革命、统一大业的真朋友，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中国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同志。正是基于此，就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共产党人被视为洪水猛兽的20年代初，孙中山却在经过了从1918至1922年五年之久的接触、思考、研讨之后，以他饱经沧桑的政治阅历和政治家的洞察力，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同苏俄结盟的决策，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然宣称实行对外联合苏俄和对内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
1920年，处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表示，亟望结束中国极端混乱和不统一的局面，他说：“我相信，这个问题如果循着正路走去，一定有解决法找得出的。”他锲而不舍，为寻求这条正确的救国道路而奋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后仅仅二、三年间，便果然寻找到了。这就是与苏俄合作，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召开国民会议。
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返回广东，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一大宣言》的制定，表明了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主张具有了崭新的内容。一大宣言中的民族主义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在致苏俄代表加拉罕的电报中也说：国民党一大的目的在于：“继续辛亥事业，以底于完成。使中国脱除军阀与夫帝国主义之压迫，以遂其再造。”“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
具体地说，孙中山的国家统一主张又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国家统一的前提是打倒帝国主义，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孙中山说：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统一，就必须“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第二，他从俄国革命的历程为中国统一事业找到了有益的经验。第一条是建立“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的革命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第二条是创建“革命军”，作为“革命党的后援”。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培养革命军队骨干的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队，经营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寻找到了实现国家统一真正可靠的物质力量。第三，革命武装力量为后盾，以和平手段求得国家统一，其途径是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说：“中国最急最要的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但他也十分明确地表示：“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工夫。”
国民党“一大”之后不久，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孙中山认为这是谋求开国民会议，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有利时机。于是，决计应邀北上。孙中山通告军民，此行的目的是“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发表《北上宣言》，要求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11月，孙中山由广州起程北上。此时，他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这是他13年前应袁世凯邀北上之后的再次应邀北上。13年的世变沧桑使他预感前途未可乐观，他深知国步维艰，心情十分沉重。诚如他在北上登程时对蒋介石所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非常危险，将来是否能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北上途中，所到之地，孙中山在广州、上海、日本、天津等地多发表长文、演说、答新闻记者谈话，侃侃阐释三民主义大义，擘划和平统一大业蓝图，反复申述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和平统一的主张，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然而，天不假年，正当他以新的思想境界，向着新的目标奋进之际，顽疾夺去了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签署了他的《国事遗嘱》，念念不忘“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这表明孙中山为国家统一奋斗到最后一息，也表明他未能亲睹国家民族统一，乃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责任编辑江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