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民主也不能不急
作者：杜导正
编者按：此文是“五四”运动80周年前夕作者应某刊邀请而写。某刊曾想发表而未发表。编者以为此文完全符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第五部分精神，在今日仍有很现实的意义。
今年5月4日是我国伟大“五四”运动80周年。“五四”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
中国的民主现在怎么样了？今年3月15日下午，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段被学者们叫好的电视答话，我以为大体是符合实情的。他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我们有缺点。中国有五千年无人权无民主的历史。民主上人权上中国现在每日都在进步，这要一个过程嘛，你们不要急嘛！要说急，我比你们还急嘛。这段话，除我们“现在每日都在进步”一句，评价上似嫌高了些以外，别的，是得体的，中肯的。至于中国民主现在不要急一句，我以为，这话若接着加一句，今日中国的民主也不能不急，那就妥帖了。
“五四”运动8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诞生了三个代表人物。孙中山使中国觉醒了，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近20年邓小平这一套，经济领域内成就更显辉煌些，可以说彪炳史册。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上，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公平地说也是较前多了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意见多一些，但也都承认现在受到信任，爱护。甭说“文革”时了，“文革”前，包括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也数这20年较好。当然民主、人权这个领域里，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较经济领域弱了一些，后进了一些。我以为这也是事实，是不必讳言的。
现在中国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已是举国上下共识的大难题。党、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收效不能说没有，但总趋势是愈演愈烈，想来，中枢也在发愁。其实，毛泽东早年在延安答黄炎培“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周期率时就回答说：“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法，我们能跳出这个怪圈。”邓小平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回答得更精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反封建主义，从民主法制，从民主法制的体制机制这些根本问题的改革上，去要求解决腐败这个问题的，这种提法与“五四”倡导的民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现在的少数党政官员腐败，根源于人民对官员，实际上没有多少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曝光权。官员实际上实行着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于是官员办事只对上司负责。这种权力垄断必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那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人民对官员强有力的制衡体制。这个自然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建设过程了。朱基说得对，急了不行。但是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的措施呢？我和周围的朋友们说，除了中央已实行的表扬廉政官吏，惩办贪污官员，近日又展开了“三讲”活动以外，还可以：
一、废除等额选举制，全面恢复差额选举制。党内和国家所有官员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加大到20%左右。
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党政所有领导机构，凡重大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意见一致，通过。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如不急，容后再议；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问题又要求迅速解决，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付诸表决。1958年“大跃进”，尤其“文革”，中央核心如有一丁点的民主，这两个大错误都是能够避免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酿成了我党血泪斑斑的悲剧，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了。所以，与此有关的个人崇拜，人为夸大领袖作用等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这方面应立刻放手去做，一切犯法的事件与人物，不论牵扯到任何人，只要事实准确，报刊均有权予以曝光。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重庆綦江大桥塌垮案公开庭审，反映都好。
四，一旦条件成熟时，党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原苏联共产党称中央监督委员会）应照列宁指导，直属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不然，如北京的陈希同案，中央可以办，如“文革”时期中央出了“四人帮”那样大案，当时的中央就很难处理。自己处理自己很难下手呢！
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的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现在，中国已把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中国已造就了两千多万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全国就总体说，人民是拥护邓小平理论的，信任党和政府的，这种形势下把民主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五四”号召的民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