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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
作者：徐庆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后，整顿党风、重新恢复被“文革”搞乱的党的优良传统，就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凸现在全党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和征求意见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这一《准则》。细读《准则》，可以看出，十二条《准则》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和党的纪律等方面的规定。
《准则》从酝酿到公布，至今已经20多年了。现今，我们党的建设的各项法规措施已比20多年前有了重大的进步。因此，研究党建的历史，这个《准则》在新时期以来的奠基作用不可低估；《准则》公布之后，全党上下切实贯彻《准则》的热潮也值得重温。
保证《准则》的完全贯彻执行，党中央是下了决心的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准则》，《准则》在开篇论述说：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恢复。但是，治疗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
1980年2月，《准则》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发表了社论。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准则》是党的一项重要法规，是党章的具体补充。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特别是吸收了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针对当前存在的党风党纪问题，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社论号召：“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同时，广大群众也应该以《准则》的要求来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帮助我们党加强党纪，搞好党风。”
《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准则〉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
保证《准则》的完全贯彻执行，党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经历了正反两方面教育的广大党员，必将大大提高执行《准则》的自觉性。许多老党员坚持真理，拨乱反正，敢于同一切错误和不良倾向作斗争的模范行动，正在有力地影响和带动着全党。以公诸于众的《准则》为标尺，全体党员的互相监督，以及广大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也将给全党执行《准则》以巨大的推动。同时，执行《准则》还有党的纪律作保证。因而我们完全相信，这个《准则》是能够贯彻执行的。
《人民日报》等党的各级报刊，发表了一批对老革命家的访问文章，从党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角度，阐述《准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人民日报》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家长制》为题，发表曾长期担任中组部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安子文关于《准则》的谈话。在谈话中，安子文从党的历史谈到党的政治生活的“两种传统”。他说：一种是好的传统。这就是像延安整风那样，在党的会议上，对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认真进行讨论，不回避矛盾，不害怕不同的意见。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不分职务高低，大家都从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实际的情况出发，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凡属大事，就坐下来集体讨论，反复审度，大家一起来分辨是非，衡量得失。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另一种是不好的传统，那就是搞“一言堂”、家长制，一个人说了算，容不得不同意见。对不盲目附和的同志，戴帽子、打棍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现象，在党的幼年时期发生过。但那时党成立不久，还谈不上成为习惯势力。这种东西变成一股习惯势力，具有很大的强制力，主要是在两段时间内：一段是内战时期的某些时候，一段是1966年以后的10年间。人们的头脑被束缚得死死的，思维和行动的方式都被禁锢在固定的格式之中，党的生机被压抑了。当这种现象泛滥的时候，破坏，挫折，失败，就一一发生了。
针对“另一种不好的传统”，安子文指出：“一言堂”、家长制那一套，是封建的东西，比资本主义还落后，是同我们党的性质不相容的。搞“一言堂”、家长制，势必侵犯广大党员的权利，这是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不相容的。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生活搞不好，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搞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言堂”、家长制那一套，也是同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容的。
安子文强调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作为一条党规党法肯定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立下了党规党法，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了。上上下下，还要继续作很大的努力。从今以后，无论哪一级党委，无论哪一个人，如果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在党内就是非法的，每一个党员都有抵制的权利和责任。
《工人日报》发表了李维汉、黄火青、帅孟奇三位老党员结合党的优良传统，谈学习《准则》的体会文章。
革命老前辈帅孟奇大姐感慨地说：湖南有句老话，“成家犹如肩挑土，败家犹如浪冲沙”，党风也是如此，要培养一个优良的党风很不容易，然而败坏起来是很快的。你们看，“四人帮“横行十年，把我们的党风败坏成什么样子，说起来真令人痛心！这些年来，有些党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民主作风差了，脱离群众，不讲真话，搞特殊，铺张浪费；有的喜欢吹捧，听奉承话，什么党纪党法都置之度外。这些党员的行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现在好了，《准则》公布了。好的《准则》，好的党风，一定会带出好的民风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大家添砖加瓦；要培养一个好的党风，需要全党同志努力。
谈到《准则》关于反对特权的有关规定，帅大姐以古代季文子以俭为荣的故事为例，语重心长地说，搞特权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在封建社会像鲁国大夫季文子那样的大官能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更应高出他千万倍。《准则》公布以后，我希望全党三千多万党员同志都能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如果能这样做，我相信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党的优良传统会重新发扬起来，党的政治路线会更好地贯彻执行。
为了配合《准则》的宣传，《人民日报》以及各地的媒体，开始了建国以来声势最大的批评监督宣传：宣传正面典型大张旗鼓，曝光反面典型也同样大张旗鼓，指名道姓，不遮遮掩掩。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一：独断专行的陈永贵下台
《准则》第二条要求全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这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专断作风，不但使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侵袭，而且给经济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所搞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个人专断下的产物。
在“文革”中，陈永贵是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树立起来的。随着陈的官位升高，在山西也产生了“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阳做的也都一切照搬。”陈永贵所主持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
“西水东调”工程的计划，是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萧河水，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废弃西边原有的30多万亩水浇地而保东边的几万亩水浇地，破坏了原有的水利设施，制造了新的水害。因此，工程计划提出时，就遭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但是，山西省委的领导则以“宁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项目”的态度，坚决上马。结果，投资由原来的2000万一直追加到9000万，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到“文革”结束后，这项“为大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止。
显然，这一项工程，是陈永贵利用自己的权力独断专行，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观光工程。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虽然陈永贵仍身居高位，但广大干部群众和新闻媒体响应党中央整顿党风的号召，对照《准则》，对这项“蠢事”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揭开了这个荒唐工程的盖子。该报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揭示了这桩“蠢事”产生的根源：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报道发表后，《人民日报》收到了雪片似的来信。读者结合《准则》，对这种“蠢事”作了精辟的分析。读者王晋军在来信中，着重分析了陈永贵的独断专行。他指出：家长式作风是一种腐朽的封建意识。它之所以能在我们社会中蒂固根深，阴魂不散，是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不开的。《聊斋》不是就有当官的“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老百姓只得“侧目视，侧足立”的描述吗？至于“朕即国家”、“君权至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个人说了算等等，更是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建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家长作风触及不大，抨击不力，老百姓对当“官”的，下级对上级，好像就不能有任何异议，更不用说有非议了。十年浩劫，更使社会倒退到愚昧状态，家长式作风泛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读者来信的支持，显示了《准则》在广大党员群众中的威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些记者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媒体合作，进行了40多天的采访，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一组披露了十年来大寨弄虚作假的真实情况，一组则从陈永贵所奉行的“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和“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观念出发，揭露其在干部任用上的家长作风及帮派路线。这两组内参稿件，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对“西水东调”工程的揭露，只有在整顿党风、学习贯彻《准则》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对于这一工程的批评，不仅使陈永贵下台、为“农业学大寨”奏响了哀歌，也给多年来所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生产的“政治模式”敲响了丧钟。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二：商业部长被点名
干部享受特权，是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遗毒作祟的结果。反对干部的特权，是整顿党风的重要内容。《准则》在第十一条对此作了严格的规定：“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北京著名的丰泽园饭庄工作的厨师、全国劳动模范陈爱武，通过学习《准则》，上书中央纪委，批评了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庄搞特权的情况。以此为契机，新闻媒体开始了对干部特权思想的批评。
1980年7月12日，陈爱武在给中纪委的信中，从自己亲身工作的经历，揭发了一些有关的官员常常以工作名义，到饭庄大吃大喝却以“吃客饭”的规定付费的特权现象。这些“特殊宾客”大多是部长、局长、主任之类的人。在这批“特殊顾客”中，国家商业部部长王磊则是一位常客。从1977年以来，王磊到饭庄“吃客饭”仅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1980年王部长两次“客饭”应付费124.92元，但只付19.52元。至于没有留下菜单的“客饭”费，当然就更多了。
其实，在当时，不仅商业部门，其他部门也是如此的。只不过不是“吃客饭”，而是名目繁多的“试用”、“试看”之类的不正之风。因此商业部部长王磊的行为就具有了普遍的意义。陈爱武的揭发，得到了新闻媒体的支持。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青年厨师陈爱武敢于向特权挑战》为题，报道了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的勇敢行为。第二天，《人民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刊登了中纪委表扬陈爱武，批评王磊的通报和中共国家商业部党组讨论王磊错误的决定。
陈爱武对商业部长的批评，也招致了一些享有特权的人的恼火。但是，有《准则》在，有新闻媒体和中纪委的支持，陈爱武是理直气壮的。
而王磊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胸怀是坦荡的。陈爱武指出错误后，他在几次会上作了检讨，还亲自到丰泽园饭庄认错，补交饭钱。不仅如此，他还责成商业部系统的饭店修改了不合理的“客饭”制度。
在现在看来，一个部长吃饭少付费或不付费，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在《准则》公布之后的学习热潮中，在“文革”结束后的封建遗毒极待肃清的情况下，陈爱武的揭发就有了时代的意义。因此，这件在今天看来多半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的事情，其当年所具有的意义至今并没有褪色。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三：造反派部长落马
198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时任国家化工部副部长的李国才弄虚作假、专横跋扈的行径。为达到醒目的目的，该报用了三行大标题：“弄虚作假曲意包庇终归不能掩盖事实真相
‘国才式锅炉’骗局被揭穿 许多群众不能容忍李国才当化工部副部长”。
据报纸报道，李国才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建设公司加工班班长，在十年动乱时期，是吉林市造反派头头，当上了吉林市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后来又调北京，任国家石化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
在李国才当加工班班长时，设计了一种“横水管蒸汽立式大锅炉”。当时身为吉林市革委副主任的他，到处标榜这种锅炉的设计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哲学”，“国内没有看见过，世界资料也没有发现，是全国头一份”，是“锅炉史上的创举”，“产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三少一多’（钢材少、耗煤少、用电少、发汽量多）”，等等。1973年5月，吉林市劳动局根据国家有关锅炉设计和制造的规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国才式锅炉”的设计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该设计和制造上的缺陷、隐患很多，提出了六项建议，希望进一步改进，经技术鉴定后再制造。国家劳动总局、吉林省劳动局等单位，也先后派技术人员进行了考核，针对设计上的问题，建议在没有进行鉴定之前停止制造，停止散发图纸，停止宣传。
科技人员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李国才却大为恼火，硬把善意的建议扯到“路线斗争”上来，大骂科技人员是“资产阶级权威”，“要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还利用他所能控制、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戏剧等宣传工具，大肆吹嘘自己，围剿科技人员。他还支持有关单位以他为题材，编写话剧、电影和京剧剧本。京剧《春蕾初绽》，就是反映围绕锅炉问题的这场“斗争”，主人公是某部副部长，名叫郭之才。这个剧本是经李国才亲自修改审定的，排练出来后，当作“政治任务”组织群众观看。为了突出自己，他把锅炉定名为“国才式锅炉”，同意把加工班改为“李国才加工班”。加工班休息室里，设有一块小黑板，专写李国才的话作为语录，加工班院内，搞了个360平方米的“李国才事迹展览馆”，每一句话，每张图片都是他亲自选定。李国才当上国家石化部副部长后，石化系统在这里办了33期学习班，极力推广李国才的“经验”，大量散发“国才式锅炉”图纸。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辨明真伪，避免后患，吉林省劳动局两次组织专家进行鉴定。技术鉴定的数据说明，这种锅炉的结构及其技术经济指标都是落后的，根本不是什么“锅炉史上的创举”。但骗局并未能彻底戳穿。1979年3月，国家经委和劳动总局根据技术鉴定和使用单位的调查资料，草拟了《关于处理国才式锅炉问题的通知》，列举出锅炉的不合理性，提出了处理意见。但个别中央级领导人庇护李国才，坚持要把“国才式锅炉”在化工、石油企业内部使用；还说什么：李国才是个老工人、老模范，这是“对劳模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李国才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否定技术鉴定，欺骗领导。国家化工部不同意科学的技术鉴定，并多方设置障碍，致使《通知》不能发出。
在学习《准则》的热潮中，群众对于李国才这样弄虚作假、飞扬跋扈，继续身居高位的人，早已不能容忍。他的行径，先由《劳动保护》杂志和《工人日报》披露，经《人民日报》的醒目报道后，得到读者强烈反应。读者李廓在信中写道：“揭发了李国才这样一位副部长，实在不能不使人怵目惊心：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政府机体带来的祸害，在时过数年之后，仍然如此之深，如此之烈！同时，人们也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领导体制、整顿领导作风，又是如何迫切！”读者黄仁岳在信中说：“李国才弄虚作假被揭露，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单拿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来看，无一不散发出浓重的封建主义气味。……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改革干部制度，让群众真正获得监督、任免领导人员的权利，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化学工业部根据劳动部门和群众的揭发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机关党委的查处意见，在10月中旬向国务院写了处理意见的报告。国务院于11月11日作出决定，撤销李国才化工部副部长职务。
重温当年学习《准则》的热潮，更能感觉到其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的巨大作用。现今，20多年过去了，虽然《准则》作为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载入史册”，但至今仍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却并未引起一些党员干部的广泛重视。在党中央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今天，重温《准则》，其警示意义自然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