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

作者：冯东书

　　《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吴江老师写的《重新找回马克思》一文，引了恩格斯1895年3月6日为马克思著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注一）一书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使人很受教育。这段话是：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雾，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965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5页）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炎黄春秋》印刷中引文页码有误，应为引文同上，597—598页，不是697—698页）（注二）。
　　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起在1848年共同写作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人，他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7年后，研究了欧洲新的发展，对自己过去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反思，勇敢地作了自我否定。他本来是伟大的人物，这种求实的态度就显得更伟大了。
　　如果我们把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党执政国家发生的变故，与恩格斯讲的话联系起来细细琢磨，就可以发现恩格斯讲得多么有预见性！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提出要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经过47年工人运动的实践，恩格斯却说确立了大工业的“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说“这个基础（资本主义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说“我们（他大概至少是指他自己和马克思）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吴江在文章中还说，恩格斯特别说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
　　多么巧啊！我们不是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宣布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市场经济、消灭了市场竞争以后，现在又在改革中恢复发展民营经济了吗？不是在“合作化”、“公社化”二十几年后，又不得不按农民的要求，把土地分开，承包给农民，让农民自主经营了吗？这不是正好说明，恩格斯说的社会“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是多么正确！我们不这样改革行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全世界哪一个坚持走苏联模式的国家是行的？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经济，也就消灭了市场经济，消灭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文革”中甚至要“革私字的命”，要消灭“知识私有”，表面上“革命”得不得了，好像很平等，大家吃大锅饭，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连“按劳分配”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还不是真正的平等。结果呢？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在“形势大好”的不断宣传中，问题却越来越多。我们中国要是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人起来勇于否定过去的“极左”做法，那全国人民现在还会在粮不够吃、肉不够吃、油不够吃、衣不够穿的境况中过穷日子。要不是改革以后，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引进，有了市场竞争，我们的国营企业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危机感，不会下那么大的力气去进行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争着在那里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没有这场大改革带来的经济、科技、教育的大发展，这几年也就谈不上有钱来修那么多高级公路、铁路、海港、机场、医院、住房、高科技开发区。要是老让人饿肚子，老在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那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恩格斯是107年前讲的这番话，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创造出苏联模式开始，到1978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破除过去的迷信，进行大改革以前，6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弯路。而中国大改革以后20年的实践，又证明了恩格斯的先见之明十分正确，证明了社会规律是最有权威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我们应从恩格斯的科学认识上和上百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学到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要脱离社会实际，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跟上社会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勇敢地否定自己过去认为很正确但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观念。试想，我们如果真正走群众路线，尊重民意，不强制农民“自愿”搞“合作化”、“公社化”（如果合作社是在群众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搞，当然是可以的，那就只会有一部分人搞，不会全国都“化”），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困难吗？革命是一场大试验，就是开始时我们按苏联农业集体化搞了中国形式的“合作化”、“公社化”，而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农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包产到户”，要求自主经营，农业生产始终搞不上去，中央领导层里也不断有人反映农民的呼声。毛泽东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就讲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既然这样，当时我们就应该尊重一下实践，不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去乱打击意见不同的同志和群众，从实际出发，勇敢地否定一下自我，改过来，那该多好啊！要是那样，中国不是能早争取到20年的大发展时间吗？
　　实际上，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以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就曾向民主党派讲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15年到20年。新民主主义是在国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要是当时能够言行一致，不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和夺取政权斗争一样，在实践中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吗？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要学习恩格斯，以后我们的思想一定不要再脱离实际，一定要与时俱进，勇于在发展中否定自我。
　　注一：《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简称。
　　注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多本，我国只在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次。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吴江是副教务长，给我们讲过课，所以他是我的老师，不是谦虚。——作者）（责任编辑　李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