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我的父亲阳翰笙
作者：欧阳小华
有的人对阳翰笙这个名字不一定熟悉。但是凡经过“文革“的人一般都知道“四条汉子”。这“四条汉子”就是周扬、夏衍、阳翰笙和田汉，他们都是3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下革命文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江青、康生一伙以“左”的面目出现，对他们大肆围攻，进行造谣、污蔑和残酷迫害。其中首先遭到冲击的是阳翰笙。那么，阳翰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经受血与火的锤炼
1902年，阳翰笙出生在川滇边界一个“水浒式”的村镇——四川高县罗场，少年时代就参加救国救民活动。1922年，在成都与中学同学自发成立了“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头闹学潮反对军阀当局，遭通缉。1925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阳翰笙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参加组织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在第一线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26年受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工作，公开的职务是政治教官和政治部秘书，同时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从那时起，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阳翰笙参加了南昌起义，先后被任命为叶挺领导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党代表和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攻打钱大钧、迎击黄绍、保卫汕头、流沙突围等四次战斗，一直打到海陆丰。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派他到郭沫若创办的《创造社》工作，以加强上海文化界党的力量。周恩来对他说：“在革命低潮中思想工作尤为重要”。阳翰笙服从工作的需要，弃武从文，走上了开创革命文艺事业的道路。
劈荆斩棘笔当枪
阳翰笙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建立了中共第一个“文化支部”，任支部书记。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停止了一些同志和鲁迅的论争（他自己没有参加论争）。由文化支部领导建立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和“左翼文化组织总同盟”（简称“文总”），他连续多年任党团书记。他写了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有影响的马列主义政治与文艺理论著作；以华汉等笔名写了一系列以大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他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个反映了南昌起义；第一个表现了士兵；第一个描写正在进行的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斗争。他告诉读者，红旗没有倒，革命仍在进行！在没有书店再敢出版左翼书籍的情况下，由宣侠父筹资，他创办了左联唯一的出版社“湖风书局”。他从“文总”抽调大批进步文艺人才支援夏衍、田汉开辟进步电影战线。他自己也开始参加电影创作。他写的《铁板红泪录》和《中国海的怒潮》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表现农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和第一部反映渔民反帝斗争的电影。阳翰笙说：“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事业”。
1932年2月，阳翰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和中共上海执行局文委书记，同时兼任“文总”党团书记。阳翰笙肩负起了文化界党的领导重任。左翼文化运动在鲁迅和瞿秋白的指引下，在阳翰笙等人具体的组织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冲破了蒋介石反动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形成了一支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生力军。许多左翼文化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时期，都成为党的得力的文化干部。
身遭软禁斗志坚
1935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阳翰笙等一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被逮捕。3月18日夜，阳翰笙与田汉同镣同铐被押送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囚禁。阳、田被捕后，上海地下党努力设法营救。国民党逼害著名文化人的倒行逆施受到社会各界的指责。柳亚子、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愿意出面为阳保释。国民党迫于外界的压力和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将阳翰笙由囚禁改为软禁南京，家属被接来作为人质。
阳翰笙在两年半的软禁逆境中，虽在暗探特务的包围和监视下，但始终坚定机智地用自己的笔进行战斗。他与地下党取得了秘密联系；他在南京唯一民营的《新民报》上，以他人的名义出面开辟副刊《新园地》，自己用各种化名一连发表了《养狗篇》、《打狗篇》、《辨奸论》等40多篇匕首式杂文，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各色投降主义分子。他在“编后”里号召大家都来参加“打狗”，由此在《新园地》上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打狗运动”。
他仍然继续创作电影剧本，呼吁抗日救亡。《生死同心》、《夜奔》，经上海进步影人拍摄放映，引起社会轰动。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和签订对日投降的“何梅协定”，阳翰笙又以话剧为武器，创作了痛斥汉奸的话剧《前夜》和鼓舞抗日锄奸的话剧《李秀成之死》。“七·七事变”国共合作，国民党宣布释放政治犯，阳翰笙才获得自由。阳翰笙这段历史，党组织当时就作了审查，当即就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关系。
统战堡垒“第三厅”
阳翰笙获得自由后，到武汉报到。周恩来和他谈话，安排给他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迅速切实地组织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阳翰笙因势利导，力争主动，不失时机地在很短时间内，以原左翼文化力量为基础，广泛地团结了文化界各方面人士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以及文艺界各界的抗敌协会。这些协会，特别是老舍自始至终艰苦撑持了八年之久的“全国文协”，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发挥了团结抗日力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并且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
周恩来安排给阳翰笙的另一项任务是协助郭沫若筹组第三厅，这项任务就复杂艰巨得多了。
抗战初期，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一点国共合作的姿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由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下属第三厅，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宣传厅）厅长。国共两党在政府机构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集中在第三厅的组建工作上。阳翰笙奉命参加长江局有关建立第三厅的一切会议，讨论策略，与郭沫若一起出席参加一系列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他依靠原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的力量，将各方面的爱国进步人士团结在中共周围，出色地完成了第三厅的组建任务。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第三厅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培谦成立特别党小组，周恩来任组长。三厅其余党员成立特别党支部，冯乃超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党支部与特别党小组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全体党员单线联系。
阳翰笙、田汉等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利用三厅的合法政权组织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深入到全国几个战区的军队中去，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战地文化服务站”，在前方和后方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统战工作，使三厅成为在国统区领导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堡垒。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
1939年，国民党推行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先后三次迫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阳翰笙带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愤而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蒋介石为了防止这批文化人去延安，就提出设立非政权性质的学术研究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但中共决定不放弃这一合法的斗争阵地。周恩来说：“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郭、阳等人受命组建了文工会，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在党的领导下，文工会吸收了比三厅更广泛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推动民主运动，特别是组织和发动了有数百文化名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枪口一致对外等六点政治主张，受到社会热烈拥护，使蒋介石反动派惊恐万状。文工会成为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的重要活动基地，积极宣传中共“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被誉为“第二红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得到周恩来同意，阳翰笙建议在白色恐怖下的重庆组织“中华剧艺社”。剧艺社成立后演出了旨在斥责蒋介石“同室操戈”的《屈原》、《天国春秋》等震动山城的话剧；完成了《前夜》、《塞上风云》等七部大型话剧及《八百壮士》、《日本间谍》等电影剧本。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紧密结合了革命斗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里，阳翰笙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在上海建立了中共在国统区唯一的电影制片机构——“上海联华影艺社”，后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领导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及阳翰笙编剧的《万家灯火》等优秀影片，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这些电影作品成为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影响下，由于阳翰笙的统战工作，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保留了一大批宝贵的电影人才。
鼎力呵护百花园
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整倒阳翰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阳翰笙在文艺界的群众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还因为自开国以来，阳翰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在文艺界尽可能地抵制“左”倾路线的危害。
解放以后，阳翰笙曾多年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并长期是周总理和文艺界密切联系的纽带。阳翰笙自己是搞创作的，十分珍爱文艺人才。他在全国文联担任党组书记的十年里，为文艺人才体验生活、艺术实践、提高政治艺术素养等创造条件，作了大量的工作。
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是从文艺开始的，文艺界成了重灾区。阳翰笙作为老党员，看到厄运将落在文艺家们的头上时，总是不计个人得失，顶住“左”的压力，力所能及地保护文艺人才不受伤害。
在揭批所谓“胡风集团”的运动中，著名老文艺家老共产党员阿英蒙冤遭隔离审查。当给阿英枉加罪名的审查结论送到阳翰笙面前时，阳机智地转呈陈毅副总理审批（因为阿英在新四军工作过），果然不出所料，陈毅当即写了“阿英是好同志”的批示，使阿英免遭劫难。
贺绿汀是文联副主席，反右时，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两次找到阳翰笙征求意见说：“看样子，贺绿汀是保不住了，上海坚持要把他打成右派。”阳翰笙一再坚持地说：“绝对不行！老贺这人我很了解，怎么能将他打成右派呢？《游击队之歌》还唱不唱？”后来又有中央领导同志干预，贺绿汀才未被打成右派。
吴祖光被发配到北大荒后，阳翰笙去探望新凤霞。当他得知新凤霞因为不肯离婚，剧院竟给她戴上了右派帽子，禁止她上台演出。阳翰笙十分气愤，他向周总理报告了新凤霞的情况。不久，新凤霞被摘了右派帽子，恢复了级别，又上台演出了。
有些人他无力保护时，就以沉默对待。在批斗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时，阳翰笙在批斗会上始终保持沉默。会议主持者知道他是丁玲的入党介绍人，写条子指明要他发言，他始终一言不发，以严峻的沉默表示对此类“批判”的愤懑。
阳翰笙曾受到党内通报：“中国文联党组织严重右倾。”他依然顶住压力，尽力保护文艺家。
1957年阳翰笙主持文艺界各种鸣放会。他认为有些即使是牢骚话，也可以帮助改进工作，绝不是向党进攻，不是存心反社会主义。开始反右后，上级要根据鸣放材料给人定性。他感到形势严峻，叮嘱有关工作人员，除非报上已经点了名、有关单位来调材料的之外，所有鸣放会上的记录，一律不要外泄，从而保护了一批发言激烈的同志。
反右后，在文艺界一片沉寂的形势下，阳翰笙组织了14期气氛宽松以谈心为主的小型读书会。被邀请参加的人，老、中、青都有，包括一些背着“历史问题”包袱的人和15位才华出众的所谓“右派”。阳翰笙对他们说：“请大家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学习，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希望大家结合实际，边学边议，畅所欲言。我郑重宣布：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阳翰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读书会给文艺家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思想的机会，他们感到温暖，受到鼓舞，大大激发了工作的积极性。
砥柱中流迎恶浪
最激怒江青一伙的，恐怕是“广州会议”。
1961年阳翰笙参加了周总理领导下酝酿已久的“文艺十条”的讨论和制定。这是针对开国以来文艺领域里一系列“左”倾观点和错误认识制定出来的文艺工作条例。这年秋天阳翰笙在大连的时候，怀着兴奋的心情，积极向辽宁师范学院全体师生和大连话剧团分别传达了“文艺十条”的内容。他联系实际阐述了对“双百方针”应有的正确理解；批评了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指出混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界限之危害等等。遗憾的是，中央虽然于当年6月颁布了“文艺十条”，但随即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未能贯彻下去。
1962年3月，在周总理领导下，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即“广州会议”）。阳翰笙受命负责筹备和主持会议，任会议党组书记。这是一次批判“左”倾错误，促进创作繁荣的大规模会议。
会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会场顿时掌声雷动，许多人热泪盈眶（剧作者代表中许多是所谓犯过错误，受过批判或者被划为右派的）。阳翰笙在会上作了《为繁荣戏剧创作而努力》的讲话，总结了“左”倾思潮束缚创作繁荣的十条框框。他鼓励剧作家对于“错误的粗暴批评”“要敢于顶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阳翰笙的讲话录音在知识界、文艺界播放，受到热烈欢迎。
在广州会议上制定了“文艺八条”，比起“文艺十条”来虽然有所退步，但是突出了“双百方针”，仍然是可喜的。
广州会议以后，阳翰笙、老舍、张庚、曹禺等一行经福建——浙江——上海，一路上传达和贯彻广州会议精神，阳翰笙的心情非常舒畅。但是到上海以后，阳翰笙得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严密封锁了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概不准传达。阳翰笙冲破阻力，与正在上海的江苏话剧团座谈了整整一天，传达广州会议。
在广州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戏剧创作和京剧现代剧改革都达到了高潮。但是，正当文艺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之时，乌云已经聚集在上空……
就在广州会议半年之后，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此后，毛泽东又作了多次的批示和谈话。随着文艺、学术、教育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广州会议”被打成了黑会。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次批示，特别是1964年批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使文艺界立刻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中，阳翰笙更是感到泰山压顶。当时他认为，毛泽东的话总是正确的，自己想不通，是自己思想跟不上。他苦苦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地进行整风，他再次要求到农村去深入生活，加紧改造世界观。
这时他尚感欣慰的是，正在上映的《北国江南》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他写“北”片是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怀着极大的热情反映了农民改变落后面貌的冲天干劲。他着力通过各种矛盾刻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人物。而且他认真听从毛主席要抓“阶级斗争”的指示，在电影里编进了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就是这个《北》片，被康生当众打成了反党大毒草。
1964年7月30日，阳翰笙正坐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总结大会”的主席台上，在周扬做完总结报告以后，康生站起来突然当面向阳翰笙发难，恶狠狠地说：“你们看今天的《人民日报》了吗？《人民日报》对《北国江南》批得好！《北国江南》的女主角共产党员是个瞎子，这就是骂我们共产党是瞎了眼的！”阳翰笙非常吃惊，全场也为之悚然。阳翰笙当场要求发言，但是被阻止了。
阳翰笙对康生的为人，是有看法的，广州会议前康生在预备会上口口声声反“左”，但后来却出尔反尔，这次他批“北”片也显然是恶意攻击。但问题的关键是批判文章由《人民日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语。联系到前不久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示，阳翰笙认为批《北》片显然是中央的意思，所以他十分痛苦。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一片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竟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只能怪我的创作思想有问题，怪我的思想改造得不彻底。”于是他又苦苦地从自己身上找差距。一个在国统区复杂尖锐的对敌斗争中机敏警觉的老共产党员，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崇敬，竟然如此天真，看不到党内正在酝酿的诡谲风云。
一时间，一起遭到批判的还有夏衍扶持的《早春二月》、田汉的《谢瑶环》。批“北”片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竟达500篇之多，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帽子。后来江青自己说，这场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险恶的厄运正向阳翰笙扑来。
九年囹圄志弥坚
1966年6月，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席卷神州大地，阳翰笙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被关进“牛棚”，每天几场拉出去挂牌示众，低头弯腰“喷气式”，挨斗、挨批、挨打……后来被关进卫戍区，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田汉、阳翰笙专案组直接归江青管，连到医院看病都必需由江青批准。康生、江青为了将这位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打成叛徒，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指使专案组里的爪牙，对阳翰笙拷问、毒打，每审必打。阳翰笙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耳骨被拧断，牙齿被打落，吐血、便血……致使终生残疾。专案组还连续几昼夜地实施车轮战术，折磨得他奄奄一息，昏迷不醒。但是阳翰笙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绝对不说一句不实之词，也绝不在捏造罪名的审问记录上签名。据有记录可查的档案统计，共审问了101次，没有一次有他的签名。1966年冬，他在私下里写的《哭老舍同志》的诗句中慨叹：“笔力纵横举世钦，竟遭魑魅血口吞；文坛愤洒伤心泪，敢信擒妖必有人。”诗中的“魑魅”、“擒妖”，说明他已经看到是江青一伙在大搞政治阴谋。阳翰笙深知江青30年代的底细，及其心狠手辣的为人，解放后她兴风作浪的所作所为已经表露出她的私心和野心。特别是江青诬蔑解放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阳翰笙知道江青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但是阳翰笙顾不上考虑个人性命之叵测，他担忧的是国家的命运，伤心的是文艺界所受的摧残。他独囚狱室，四面徒壁，无纸无笔，只有在心中叹息：
滚滚洪流荡九州， 惊雷轰坠百花楼；
鳞伤遍体医何在？ 碎叶残枝惹人愁。
（1969国庆节）
他在狱中度过了70岁的生日。江青一伙连续六年的残害并没有能摧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信念和意志：
《七十自寿》
十人生今不稀， 青松愈老愈雄奇；
铁窗久系心难系， 遥想当年入党时。
（1972年）
1974年，被监禁了8年之久的72岁的老人，疾病缠身，半身瘫痪，但是他忧愤的仍然是国家的命运：
忠良逐杀英豪死， 大地沉沉万马喑。
八年浩劫山河泪， 扭转乾坤岂无人。
林彪事件后，许多干部被陆续解放，一些被发配到外地尚存人间的老干部也陆续回到北京。但是对“四条汉子”，江青却批示“长期关押”。阳翰笙受疾病折磨，生命岌岌可危。江青为了“留个活口”（田汉已被折磨致死），才批准送往医院。
1975年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被关押了九年的阳翰笙才得以被释放出狱（还未平反）。1975年7月12日他跨出了监狱之门，但是他愤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他想到灾难深重的国家，悲怆地仰天喟叹：
九死一生脱牢笼， 十年面壁愤满胸。
昂首敢向长天问， 因何如此灾难重！
（1975年7月12日）
阳翰笙出狱后，首先打听周总理的情况。当他得知周总理为力挽狂澜，心力交瘁，已重病在身，但还日夜为国事操劳，他痛心极了。一场“文革”隔断了他们几十年的师生战友情，又剥夺了他再见到周总理的愿望，他只有默默地祷念总理早日康复。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在病榻上也惦记着阳翰笙的安危。1975年9月8日，周总理已病势沉重，还特地嘱咐秘书将阳翰笙要求平反的信件交给当时已全面负起领导责任的邓小平处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同志三次催问阳翰笙的平反问题。最后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阳翰笙长达14年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2月获得彻底平反。
青松愈老愈雄奇
平反后，恢复阳翰笙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担任第四次文代大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增补他为政协常委。后他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久被禁锢的革命热情又迸发了出来，他曾写下“几经生死几安危，赢得今朝半残身；曙光在前驱暗夜，决把残生当新生”的誓言。现在更是发出豪言壮语：“人生八十岂云老，欲上征途更险峰”。
阳翰笙平反后首先着手筹备田汉追悼会。田汉是文艺界最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同志。在1975年秋，阳翰笙被专案组定为敌我矛盾第一次被允许向党中央申诉时，他就为田汉的“叛徒”罪名喊冤。他说：“我现在还活着，而田汉已经死了。田汉在南京演戏的实情，我最清楚。我不替他伸冤，谁替他伸冤！”1979年4月25日举行了田汉追悼大会，大会极其隆重热烈。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宋庆龄亲自出席，廖承志主持会议，茅盾致悼词。排队等候吊唁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为亡灵获得昭雪、正义得到伸张而欢欣。《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的消息，并登载了阳翰笙抱病通宵达旦修改定稿的长篇祭文《痛悼田汉同志》。
阳翰笙自出狱后尚未平反前，还不断地为“文革”中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写证明材料。
他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部门及某些工作单位，一点也不了解解放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抗敌演剧宣传队”、“中华剧艺社”、“昆仑影业公司”等机构和单位，都是在国统区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文化界的统战基地和组织，以致无知地否认许多同志的革命经历，甚至将某些同志打成历史反革命，阳翰笙为此心焦如焚。一位老文联干部杜继昆回忆道：“那时翰老刚获释不久，在病中发着高烧。我扶着他在雪夜里，为原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吴茵等一些尚未落实政策的同志，去找电影局季洪同志（原“昆仑”财务负责人）。我深深感觉到，翰老是要在他有生之年，赶着为所有有关同志落实政策拼老命去奔走。在雪地里，翰老穿一件蓝卡叽布面大衣，脚着塑料底布棉鞋，一步一滑。他拉着我的手，手烧得滚烫。我搀着他在雪夜里步履艰难地爬楼，蹒跚而行。这一情景，使我终生难忘。”经过阳翰老的各种努力，不断地写报告、写证明，终于确立了这些单位的革命团体性质，落实了好几百人的革命工龄。
阳翰笙迫切地感到，文艺界像他这样经历了整个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历程的老人不多了。文化战线的很多情况眼下唯有他了解，所以他决心写回忆录。他抱病写的几十万字的重要史料，受到中组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但成为解决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的依据，而且还纠正了某些人对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国统区文化战线斗争所持的不正确看法。（责任编辑 程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