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9期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作者:高 梁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间,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内山完造和他的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于1885年出生在日本罔山县芳井村的一个平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在高等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即退学,到大阪和京都的商店里当学徒,做店员。27岁时入基督教,1913年来到中国上海,当了“大学眼药”的推销员;以后又去汉口、九江、南昌等地作广告宣传。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广大人民生活在极为贫穷和苦难的深渊里。目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由平民出身而又充满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内山完造,开始萌发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感。
  1917年,内山在日本同井上美喜子结婚后回到上海,夫妇在上海的内宅开设了内山书店,开始销售一些传布基督教的书,后来大量推销供一般群众阅读的一日元一册的各种知识丛书。这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孕育和发展。内山完造夫妇感悟到中国广大青年急需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食粮,及时地扩大了书店的经营,增加了许多适应中国青年需要的有关社会科学理论和进步文艺方面的图书。这种有针对性的机动灵活的经营思想,加上他们夫妇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逐渐使书店成为上海外国人开办的书店中最受欢迎、影响最大而且营业额逐年上升的一家。
  
  增进文化交流传播进步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使中国的进步思想和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全民族的觉醒空前高涨;另方面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镇压和白色恐怖日益猖獗,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在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占领。内山完造作为一位正直的商人和真诚的友人,开始相信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必将发展,决心把内山书店办成一个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进步文化、供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窗口。
  据内山完造回忆,李大钊、陈独秀等曾是内山书店的顾客。1927年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第三天,即到内山书店买书,从此与内山相识,结为好友。在上海的九年间,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的图书在一千种以上,其中大部分为日文进步书籍,包括:《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要约》、《马克思读本》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另据不完全统计,仅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有330余种的原版书来自内山书店,鲁迅、郭沫若、田汉、冯雪峰、陈望道、夏尊、夏衍等是这些书的主要译者。内山完造还通过日本出版界的朋友,在日本出版了中国左翼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鲁迅为此用日文写了《中国杰作小说小引》和《肖军简介》等。30年代初,瞿秋白曾与鲁迅共同领导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特地把瞿秋白大量优秀的译文编集成《海上述林》一书,并把此书在上海排版打好纸型后,由内山完造设法在日本复印出版,然后运回中国由内山书店代售。在内山完造的推动下,日本还出版了日文的《阿Q正传》以及由鹿地亘等参与翻译的《大鲁迅全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进步左翼力量进行文化“围剿”,许多进步书刊严禁在中国人开的书店出售,内山书店却公然出售鲁迅等许多进步左翼作家写的或翻译的革命进步书刊,如苏联长篇小说《毁灭》、《铁流》等。
  内山完造还出版发行了一份杂志《万华镜》,使之成为中日作家和文化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的阵地。他还通过书店创立了有关文艺和文化的“漫谈会”,吸引进步青年读者参加,并邀请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及日本一些文化名人主持或举行讲座。在30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内山完造克服困难,通过书店先后邀请日本一些进步作家、记者、文艺评论家、教授学者等数十人,到上海分别会见了鲁迅和其他中国进步文化界人士,增进接触和了解,共同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
  
  中国革命者可信赖的朋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期的上海,是中国革命力量和左翼文化运动者集中和活跃的地方,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同帝国主义相勾结,以上海为重点,极力破坏、“围剿”和扼杀这些革命力量和人士。内山完造不顾个人安危,除坚持办好内山书店外,还利用书店全力掩护这些革命者,使他成为中国革命者最可信赖的朋友。
  1925年郭沫若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常到内山书店借书,与内山结为好友。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辗转来到上海,曾栖身于内山书店;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郭沫若经香港秘密来到上海,不久被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发现,内山亲自掩护郭上船去日本。
  鲁迅在上海,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内山完造多次帮助鲁迅全家转移,住在以他的名义租下的房子里。“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鲁迅住宅陷入火线,内山立即帮助鲁迅全家移居到内山书店一位日本店员的寓所,并在门口挂上这位店员姓名的木牌。
  1930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遭反动当局通缉,从南京逃至上海,在内山书店避居,后赴日本。1933年3月至5月,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处境极为危险,受鲁迅委托,内山完造夫人设法在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租了一间亭子间,帮助他们夫妇临时避难。
  内山书店是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秘密场所。方志敏1935年1月在江西同国民党军作战时,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的“遗信”和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是托人带至上海内山书店,然后由鲁迅托人转交给中共中央的。1936年2月,也是经内山书店,鲁迅约见了从北平来的东北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陈蜕(即邹鲁风),并且代他设法转递了中共北方局给党中央的报告。
  内山同情并全力帮助中国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受到日本军部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怀疑和监视。大量的流言蜚语传来,一些中国的反动文人也借机大肆攻击鲁迅同内山的密切交往。对此,鲁迅曾理直气壮地严加驳斥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见《伪自由书·后记》)
  
  在最为严峻和悲痛的岁月里
  
  从1933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形势最为严峻、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年代。鲁迅在极为危险的处境下坚持战斗,身心受到损害,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内山倾心全力关怀、照顾着鲁迅。1936年夏,鲁迅的健康和处境更加恶化,内山和一些友人劝说鲁迅到日本疗养并暂避险境,鲁迅经再三斟酌未去。这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发病,病情急剧发展。这时,他仍想着内山,用日文给内山写了封便函,速请须藤医生前来诊治。内山马上照办了,这封信成了鲁迅致内山的绝笔信。19日凌晨5时,鲁迅终于因病不治与世长辞。内山闻讯立即赶来,痛哭着向鲁迅告别。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8月13日又把侵略战火烧到上海。内山夫妇目睹自己国家派出的侵略军屠杀善良的中国人民,感到无限羞耻和内疚,心情极为痛苦。他们停止了书店的营业,暂回日本。直到1938年5月,为了谋生,又返回上海,内山书店复业,但经营范围大大缩小。这期间,内山主要埋头写作,他先后出版了《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等五本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描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寄托着他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1945年1月,他遭到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他的爱妻美喜子不幸因病逝世。
  这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给内山带来无限的欢畅和希望。他同上海居民和书店店员一起欢庆抗战的胜利,并期待着胜利后的国民党当局能够重建上海。不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不仅蛮横贪婪,四处“劫收”,而且也接收了他的内山书店。但他不灰心,从日本归国者那里购进一些书籍,开设了一家专卖旧书的“一间书店”。他还参加了中国进步人士和群众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等活动,并协助由许广平主持的整修鲁迅墓的工作。1947年12月,当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当局用强制手段,以“亲共分子”为由把内山“遣返归国”,实际上是把他驱逐出境。
  
  为日中人民友好辛劳奔走
  
  内山回到日本家乡时,正值严冬季节。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的侮辱和无理对待,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强了他热爱中国人民的感情。他日夜考虑的是怎样使曾处在长期交战状况下的日中两国人民消除隔膜,增进互相了解和友谊。他决心周游日本全国,亲自向日本人民讲解。,1948年2月,他开始了“中国漫谈全国巡回讲演”。在1948至1949年,他历访了日本全国,周游一年零五个月,演讲达800多次。他每到一地,总是以“内山式”的漫谈方式,从家常话谈起,联系他在上海生活30多年的丰富体验,并不时引用鲁迅的警句名言,使听众对中国产生好感,关心起日中友好事业来。他还写作出版了《相同血液的朋友啊》一书和他的自传《花甲录》,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思念,表达了对日中人民友好的殷切期望。
  如何推动日中友好事业,开始时,内山曾设想从促进两国贸易入手,参加了日本商业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他被选为代表委员。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世界东方出现,内山极为兴奋。他根据形势发展,联系各界对华友好人士,在东京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日中友好协会筹委会发起人大会,提出了要为拥有100万会员而努力的目标。接着,1950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这天,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代表(包括爱国华侨的代表)共1000人在东京召开大会,宣告“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选举内山完造为协会理事长。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决心实现日本人民给予他的神圣使命,为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不懈努力。
  当时日本处在美军占领下,执政的吉田内阁屈从美国的旨意,不仅敌视新中国,拒绝同新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而且于1952年4月28日同台湾反动集团缔结了所谓“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这使刚刚成立的“日中友协”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也使内山完造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在此后的各种活动中,他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他明确表示:“日本的自我反省是解决日中关系的根本途径,日中友好运动是拯救祖国的运动。”
  在为日中友好事业奋斗的同时,内山还时时刻刻怀念着鲁迅,在日本积极支持和参加了各次纪念鲁迅的活动。1950年10月,他应邀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会,并作了《回顾谈》的讲演。1951年9月,日本文化界人士召开鲁迅、高尔基逝世15周年纪念讲演会,内山作了《论鲁迅》讲演,全面阐述了鲁迅崇高的思想品质和对日本人民的伟大友谊之情。
  
  他安息在中国大地上
  
  我第一次同内山完造老人见面并相识,是1953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从日本来访北京的时候。新中国成立时,仍有3万多日侨滞留在中国,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和船只缺乏,他们不能实现回国的愿望。中国政府本着革命人道主义和对日本人民友好的精神,在中日两国无邦交和无法进行官方联系的情况下,决定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组成代表团,来北京商谈关于协助日侨回国的问题。作为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长,内山参加了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前来北京。这是战后第一个日本民间代表团访问新中国,也是内山在阔别上海六年之后第一次到新中国访问,他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奉命前去广州罗湖口岸迎接日本代表团。此时他已68岁高龄,穿着一身和服,戴着黑边眼镜,身子有些瘦弱,但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我青年时读鲁迅著作略知他的为人和友好事迹,因此见到他倍感亲切和敬重。在列车上,他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汉语同我交谈,表示他对新中国的向往,问了我许多关于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情况,他还回忆起过去在上海同鲁迅在一起的岁月。
  1月31日,日本代表团到达北京,受到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和顾问廖承志等人热烈而亲切的欢迎,他还兴奋地见到他的挚友郭沫若。在双方关于日侨回国问题的会谈中,他多次发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无数罪过,一再感谢中国方面在协助日侨回国方面所给予的一切优厚照顾。他还特地带来日中友好协会给毛主席的一封致敬信,信中表示:日中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友谊和新中国伟大和平建设的成就,必将粉碎一切反动派破坏日中友好和亚洲和平的阴谋。经过友好协商和共同努力,中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联合公报。为了尽早回国部署迎接日侨的工作,日本代表团于3月6日离京回国。1954年10月,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内山同日本各界友人在各地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集会。在东京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内山在致欢迎词时说: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像兄弟一样。不幸过去的日本侵略战争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但中国人民把日本军阀和日本国民分开看待,始终向日本国民伸着友谊的手。日本人民决心排除一切阻碍,同中国人民握手,为开展恢复日中邦交运动努力前进。
  1956年10月19日,内山再次应邀来京,对新中国作第二次访问。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然后去上海瞻仰了鲁迅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并到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百草园。他见到许多以往的老友,共同欢畅地重温了昔日的友情;他还到上海万国公墓祭扫了亡妻美喜子之墓,悲喜交加的心情难以表述。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特地邀请内山老人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这时他已74岁高龄,健康欠佳,然而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临行前还同亲友们一起合影。在他9月19日到达北京时,突患脑溢血症,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日病逝北京协和医院。得此噩耗,他的所有中国友人都陷入无限的悲痛中。9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郭沫若、廖承志、楚图南、阳翰笙、田汉、许广平、梅兰芳等200多人参加。按照内山生前的遗愿,他的遗骨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上海各界著名人士和他的生前好友于10月26日在上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如今,镶嵌着内山完造夫妇照片、铭刻着他们夫妇姓名的内山夫妇双桥合葬墓,永恒地坐落在上海大地上;在墓碑前面平放着一本大理石做成的书,翻开的书页上刻着他们的好友夏尊题写的碑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在日本的井原市矗立着内山完造的铜像,和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廖承志题字:“内山完造先生颂德碑”。每逢内山先生诞辰和逝世周年纪念时,都有大批中、日友好人士和群众来到他的墓前和碑前进行悼念。内山完造老人永远活在中、日人民的心里!
  (责任编辑 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