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9期
我所认识的王若水
作者：余焕椿
一
去年5月的一天，我去协和医院看望王若水。这是他患肺癌后第二次住院，据说癌细胞已经扩散。老天真不长眼，为何这么多灾难和不幸都降于他一人！
病室很小，但是单间，很清静，条件也还好，有张小书桌和卫生间。虽然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但我总觉得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内心不免有几分寂寞和悲愤。我不能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安慰，但我知道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他需要人间真情和关爱。进门时，他正在便携式电脑上写文章，翻开的书刊几乎占去了整个桌面。他欣喜地起身坐到病榻边上，将椅子让给我。我说：“你气色精神都不错。”他捋起右裤腿说：“不怎么好，血液循环不畅，腿肿愈来愈往上了。”这确实是不祥之兆，我劝他平躺着，多休息，以减轻腿的压力。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注意力集中就不去想病痛和烦恼了。”
握别时，他给我一篇打印好的文章，说“有空看看”。题目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内容仍然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遗憾的是，我是理论的门外汉，不能同他讨论他所关心的问题，但他知道我是支持他的观点的，而且喜欢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很有特色，说理平易生动，有文采，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从他手中接过的最后一篇文章！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压在若水心上的一块石头，至死他都在做着掀翻这块石头的工作。
在这之前，大约是1997年，若水出了一本新书《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书稿付梓前，他给了我一份这本书的最初清样。过了一些日子，我准备将看完的清样奉还时，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书已经出了，手头只有几本，无法送你，清样你留着吧，真的很抱歉。”他接连讲了几声“抱歉”。我忙说：“我喜欢清样，它比书更有纪念价值。”他还告诉我书名改了，原先的书名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现在倒过来了，成了副题，另加了个主题《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是出版商的要求。话中有些无奈，因为他希望有人为他出这本书。
后来他又给了我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正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孙月才文章的题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副题是《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孙文批评胡乔木把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样一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还有谁敢于争鸣。学术问题同政治挂钩，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危害。文章最后问：“我们不是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可为什么在这个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上非要定于一尊，我们不是常说学术研究无禁区吗，可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学术问题一再列为禁区”？孙月才是在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伸张正义，若水赞成孙月才文章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
三个月后，若水要陪他的夫人冯媛去哈佛大学当尼曼研究员。《人民日报》几位老领导、老同事为他们夫妇饯行，专门安排了一个家庭午餐会。那天，若水身穿圆领短袖衫、短裤，不像是个久病住院的人，他给大家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朝气、信心和乐观。闻讯赶来的人不断增加，而且多是年轻人，大家来送行，向他们祝愿一路顺风，平安归来。谁知这竟成了同若水的永诀。2002年1月9日，若水在波士顿与世长辞，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若水文章名），带着未遂之志而去的，怎能不令人心痛！
二
王若水，湖南人，有文章说江西人，都对。他祖籍江西，出生在上海，在湖南读书长大。他本人认定湖南，在各种表明身份的个人资料中写的是湖南。1946年，若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北大校长是胡适，进步学生大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亲国民党、亲美。若水说，胡适也有另一面，比较保护学生。军警抓人，胡适出面，说学府这地方是不允许军警入内抓人的。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更加疯狂，若水同一批进步学生化装进入解放区，很快北平解放，旋又返回北平，在市委邓拓领导的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1月，邓拓调到《人民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年底，邓拓将王若水调来报社当理论编辑，并在同事面前称赞他“年轻有为”。从此，若水再也没有离开《人民日报》。
我是学新闻的，并不关心理论。1964年大学毕业，有人透露，我将分到《人民日报》工作。为了熟悉这张报纸，利用北上报到前的一点空隙，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浏览50年代的《人民日报》，对王若水参加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和后来与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开展长期论争有一些印象，知道《人民日报》有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所以进报社后时常注意他。
恰巧，我工作的教科文部与王若水同在二楼，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当时我还没有勇气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只是从旁观察。他比较秀气，沉静，稳重，甚至有点儿慢条斯理。不过，他给我勤于思考的印象十分强烈，吃饭，走路，开会，都是一副沉思的样子，好像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问题。同事们都叫他“若水”，他长我9岁，又是名人，我不敢贸然“随大溜”，第一次面对面称呼他时，还是恭恭敬敬喊一声“若水同志”。他点头微笑，说：“他们都叫我若水，你是新来的，也不必拘束。”从此，我也称呼他若水了。
若水在《人民日报》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虽是理论部的编辑，但他可以列席编委会，又是许多重要文章和评论的参与者和执笔人。1957年4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他写的。毛泽东在当天召见《人民日报》全体领导成员时，特地点名让王若水参加，并当着在座者的面握住王若水的手说：“你写了好文章”。
接着就批评邓拓，说他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实际上不能怪邓拓，因为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和一批社论题目，被一位领导扣压了。毛泽东不了解情况，就批评邓拓不宣传，而且很生气，说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甚至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那是王若水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是最后一次。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用了四个字概括：“如坐针毡”。若水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那样对待邓拓，甚至于想到：“毛表扬我，是为了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我，这样才好批评邓拓”，甚至感到“汉元帝”、“优柔寡断”之类的话是另有所指。所以若水说：“毛泽东虽然表扬了我，但我心中并不好受。”
1957年反右派，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跌进了万丈深渊，王若水能逃过劫难，与毛泽东的这次接见和对他写的社论的表扬不无关系。但他并不张扬这次的表扬，也未因此而得福，他仍被划入思想有问题知识分子之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这次下农村，对王若水来说有两大收获。第一，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一个与报纸宣传大不一样的农村。1958年正是大跃进第一年，若水说，农民吃饭都吃不饱，甚至饿死了人，报上还在吹嘘形势如何如何大好，觉得这是新闻工作的耻辱。他们赶紧写情况，通过报社内参向中央反映实情。这对他后来对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觉得彭德怀很冤，并深表同情。第二，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若水说，下放期间，他反复读了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发现了一个不同于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比以前他了解的那个马克思要深刻得多。若水后来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深受“哲学手稿”的影响。1963年他的《桌子的哲学》也是受其影响而写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桌子的哲学》引发了一场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热烈讨论，许多工农兵都参加了进来。若水吸收了讨论中的一些意见，对《桌子的哲学》进行了修改，又写了一篇《再谈“桌子的哲学”》，但报社内部有人压制，还抬出关锋意见作依据，未能发表。关锋何许人也，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若水虽两度受毛泽东表扬，却连发表一篇补正文章的权利都没有，而补正的正是毛泽东赞赏的《桌子的哲学》！可见若水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境遇并不佳。1980年1月，若水出版了《在哲学战线上》，《再谈“桌子的哲学”》方见天日，难怪作者在该书《序》中说：“时隔15年之久，这篇文章才找到了一个发表的机会，在我也是很有感慨的。”
这种处境预示着这位哲人在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多舛，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点。
三
我同若水真正接近是在“文革”期间。“文革”前夕报社对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一个评论组，将理论、文艺、政治、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评论能手都集中在一起，强化评论工作，以改变自批《海瑞罢官》以来所处的被动局面。王若水是这个组的一员重将。
不幸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评论组还没有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被戴上“保皇派”、“顽固保守势力”的帽子，靠边站了。王若水即被他们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作重点打击对象。
1971“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情况有了变化。这时，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人民日报》，若水进了6人临时“看大样小组”，报社大多数同志十分高兴，但当时报社的领导鲁瑛不高兴，张春桥、姚文元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再落到周恩来手里。
当时，《人民日报》正被宣传方针所困扰。批林批什么，周总理主张批左，认为“左的东西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张春桥、姚文元唱反调，强调批左“不要过头”，林彪大肆宣扬过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这些左的东西不能批。若水是支持周总理，主张批左的，并在工作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三篇批无政府主义文章，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上海方面受张春桥、姚文元指示，立即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并利用《文汇情况》假借工人名义，批评这些文章“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其实这期理论版实际上批的是张、姚一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他们，搞极左的是他们，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们。他们无法狡辩，只好把群众抬出来，说文章批到了群众头上。这块版就是王若水倡导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批林到底批左还是批右，是宣传上的大事，这期理论版的问题出来后，若水更感到有责任将它弄清楚，于是决定上书毛主席。若水深知总理与张、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有毛能作出裁定，而这样做又要冒很大风险，但他别无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多日苦苦思索，他终于将信发出去了。
信发出两天，若水告诉我们一个不利消息。若水说，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表明，毛泽东不同意批极左。王若水断定他写给主席的信会有麻烦，我们大家也为他捏一把汗。
毛泽东虽然让周恩来再度主管《人民日报》，但在重大的宣传方针上，又不支持周恩来，反而支持张、姚。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以为毛泽东在林彪垮台之后，一定会吸取教训，对林的极左阴谋有所认识，赞成批“左”，所以竭力鼓动王若水写信，把问题搞明确，谁知事情会弄成后来这个样子！
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办，这就给周恩来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得不违心地改变自己的主张，转向批右。这使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能够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运动，既能排挤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能打垮批左势力，帮助鲁瑛巩固地位。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小型会，处理若水的信。周总理对着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
周恩来一面把责任揽过来，说“是中央务虚不够”，一面又想抢先把一块版一封信的问题定个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免张、江、姚节外生枝。总理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并且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主席路线的，是跟毛主席走的，红旗是竖着的。”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张、江、姚不买账，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虽在批林方针上占了上风，但决非明确了宣传方针就罢休，而是要借机排除异己，彻底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于是提出“《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要把邪气压下去”。
这次谈话导致批林方针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同时也导致《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彻底陷落。从此，周恩来就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人民日报》在张、江、姚的控制下，连续两年开展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
当时北京军区正在开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批林指导方针问题。姚文元知道王若水对批林的看法，特地点名让他去会上旁听，以便接受“新精神”。若水听出来了，政委纪登奎在北京强调批右，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批左。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反映了中国上层又陷入了一场严重斗争，而且斗争的天平已经偏向了批右的一边。若水心情非常沉重。
“一股力量，一股邪气”批到一年的时候，“四人帮”突然将王若水的问题升级到敌我矛盾，这是他们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1973年12月6日，姚文元在钓鱼台对鲁瑛说：“王若水的信是右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反映的集中表现。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1974年初，“四人帮”倾巢而动，对王若水发动了一次“狂轰滥炸”。1月27日，江青在接见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和批林批孔试点记者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之后，莫名其妙地点了王若水的名，说：“王若水态度不好，批他！”3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接见《解放军报》负责人的机会，大谈《人民日报》问题。张春桥说：“王若水是《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当然就是批广大革命群众。是上海工人发现的，起来反对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主席那里。王若水直接给主席写信，说这是张、姚观点。他们就是要抓我们两个，说我们不赞成批极左，因为我们是‘极左派’。”王洪文说：“王若水拉着一帮人，是个专门搞阴谋的坏蛋。”
就这样，王若水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从此，我们见面机会愈来愈少。后来他妻子闹离婚，日子更不好过，连粮票都没有。有一天，我在报社见到他，头也白了，背也驼了，但他没有被压垮。若水对上书毛泽东一事毫不后悔，他觉得在《人民日报》那个岗位上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若水还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宁肯做个痛苦的清醒者，也不愿做个没有痛苦的糊涂人。”
若水是坚强的，因为他相信“四人帮”是真正的坏蛋，是真正的敌人，他要等到看到他们灭亡的一天；因为他得到了社内外广泛支持，下乡无粮票，有人给他送；生病了，有人送药；在乡下，有人给他传消息，谈情况，分析形势；问候、安慰、鼓励，通过眼神、握手、电话不断传递给他，“四人帮”的耳目跟踪盯梢，也阻止不了这一切。更使他充满信心的是，红星公社的干部和农民并不把他当敌人，而是把他当客人，当与他们命运相连的朋友。
若水挺过来了，他是胜利者。
四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若水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理论、文艺、社论。那几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拨乱反正，同“两个凡是”斗争，纠正“文革”错误，引导舆论，起了重大作用。那时，他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不辱使命。为人民民主，为党风纯洁进行过勇敢斗争，因此惹恼了几个大人物，日子又开始不好过了。
经历过“文革”10年磨难，若水有了很大变化，他有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践的唯人主义。若水说：“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若水表示，他将要全身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我理解他说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因为若水多次谈论“文革”中关于人的种种情况：一种是，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不被当作人；一种是，迫害他们的人，失去了人性；还有一种，就是将人神化。他说，提倡人道主义，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是对把人不当人的一切做法的抗议。若水又说，“文革”时期这种种情况如何解释，那就是异化。所以，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中国有愈来愈多的人关心和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请若水去讲哲学问题，有学生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听不懂，请他解释。若水用一种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造成环境污染等等。这次讲话反映极好，1980年第8期《新闻战线》遂将他讲话录音整理发表，影响更大。听说耀邦同志和他的家人听过讲话录音，耀邦说“很感兴趣”。
但也有人不感兴趣，甚至于反对，认为若水那样讲异化，是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并扣上“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帽子。若水曾申辩过，说异化现象是客观存在，承认和批判异化是为了防止和克服异化，是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中央决定召开学术研讨会，并确定周扬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周扬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物色了三个人作助手，为他起草演讲稿，王若水是其中之一，分工负责报告的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报告十分精彩，听众向他报以热烈掌声。报告会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了报告会消息，消息中特别注明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全文，不料竟惹来一场大祸。当天早上，秦川和王若水分别接到当时中宣部的严厉批评。秦川和王若水被迫作了检讨，但使他们两位感到困惑的是：中宣部已经通知各报，周扬文章不得发表，唯独没有告诉《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从发报告会消息到发报告全文，中间有整整一周时间，中宣部完全来得及阻止报告发表，但没有这样做，这又是为什么。检讨没有起作用，中宣部还是宣布，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调离《人民日报》，但仍参加报社整党。
周扬听到王若水被免职的消息后，万分感慨，曾说“我对王若水还是一直保的……”其夫人苏灵扬说，“得了吧，你能保他，你自已呢”？此时的周扬，日子也不好过，他受到很大压力，要他公开承认错误。周扬同意了，他采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方式，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1月6日，各报都登了周扬的这个谈话，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若水说周扬是被迫的，这样周扬就失去了反批评的权利，他也感到十分惋惜。夏衍一针见血，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文章是你写的。”
九个月后（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上次周扬作报告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发表了他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若水听了这次报告，并接受胡乔木多次表示“希望听到你的意见”的要求，表示了答辩之意，但若水没有动笔。直到邓小平看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后，称赞文章的同时也说，“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若水才下决心写答辩文章。这个时候，中宣部发出学习乔木文章的通知中说，“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要力求在我们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协商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且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这就更加鼓起了若水的勇气。
不久，《哲学研究》前来向若水约稿，稿成后，《哲学研究》告知，文章审阅通过，定于四月号上发表。此时，若水文章还在征求意见准备作进一步修改，香港《镜报》突然将征求意见稿登了出来，使若水陷入被动，问题搞得更复杂。
若水在编委会上多次自我批评，两次讲人道主义和异化，一次专讲《镜报》事件，讲得都入情入理。若水写了许多文章，既无反动政治内容，又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都是学术讨论，为什么就容不得不同意见，而非定于一尊不可，
那天在追查《镜报》的事时，有人问若水为什么不听劝告，非写文章不可，又追问他为什么要将文章拿到《镜报》发表，若水说：“我相信乔木同志欢迎争论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我相信小平同志批语说的‘允许辩论，不打棍子’是算数的；我相信中宣部关于学习乔木同志的文章的通知是要贯彻执行的，所以才写答辩文章。”若水说，他与《镜报》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他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征求意见稿散发过多，承认这是他的不慎。追查无果而终。
此时的王若水已无职务，只剩下一个党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位将近40年党龄的党员作了个“劝其退党”的处分决定。
若水为此提出申诉，他沉痛地说：“落得现在这种下场，我并不后悔。党不要我，这不是我的错。我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我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仍然要以余生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现代化尽力。”
王若水是哲学家、思想家、直言不讳的新闻工作者，他在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新闻事业中，以深刻的理性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现在，若水走了，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走的。让我们记住他的遗言：宁做一个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
（责任编辑 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