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9期

忆关向应将军

作者：穆　欣





　　
　　自幼反对殖民侵略
　　弱冠走上革命征途
　　
　　今年9月10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关向应同志诞辰100周年。
　　关向应1902年出生于辽宁金县一个贫困的满族农家，原名关致祥。他的家乡“关东州”在日俄战争后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小就看到家乡父老饱受战祸滋扰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心中十分愤懑。日本侵略者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尤其使他痛恨。他在《自传》中说：“我十二岁时入日本办的专以教育中国人的普通学校（初级小学），四年毕业。后复入大连公学堂（高等小学），二年毕业。我在这六年中所受教育完全是侵略式的教育，书报都看不明白，国内的情形一点不晓得，思想完全是奴隶的。当我毕业后学堂就把我送一日本商店服务，才作了一个月，因与日本人冲突就辞了。”宁肯回家种地绝不受日本人的欺辱。他说：“做一个中国人，就要有骨气！”
　　他在大连公学堂读书时，常在学校发的日文课本书眉上批写“中国”、“我是中国人”、“精忠报国”这样的字句，画一些丑化日本侵略者的漫画，抒发他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心情；他还参加了反对日本教员殴打中国学生的罢课。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做工时，又率众“教训”了辱骂中国人的日本殖民者，迫使此人当众道歉。他愤怒地说：“非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不可！”
　　泰东日报社是关向应接触进步书报、参加革命活动的起点。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结识了以记者身份来到报社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和陈为人，在这两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1924年3月，经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大连市的第一批共青团员。这年5月，他随李震瀛到达上海，帮助先期到达上海的陈为人从事革命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学习。9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关向应临行前写给叔父的信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意，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拚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反抗。”1925年1月，他在东方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命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共青团区委工作。当过厨师、印刷工人，卖过报，忍饥耐寒，把省下的钱充作组织的活动经费。他深入群众，诚恳待人，青年们都愿意接近他，亲切地叫他“小关”。这年7月，他以共青团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济南，自此直到1927年5月，他历任共青团济南、青岛和山东省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杀人如麻，被称作“混世魔王”。全省形势严峻，关向应不畏艰险，深入各地与敌周旋。他依靠党团员把被敌人摧毁的组织重建起来。经过半年时间，青岛7家纱厂有6家恢复了团的组织。1926年2月，因遭张宗昌通缉，关向应被迫回到上海。到夏天，北伐军攻占长江流域，形势有了巨大变化。这年秋天，中央再次派关向应回到山东，负责党和团的领导工作，是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但到1927年初，关向应再遭张宗昌通缉，不得不又一次离开山东回到上海。
　　从1927年到1929年，关向应继续从事共青团的工作。1927年4月，他前往武汉参加5月中旬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参与领导各地职工运动和青年工人、学徒的斗争。他在武汉积极组织纱厂工人罢工，很快取得了武汉童工八小时制的斗争胜利。其后，他被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1927年底，关向应回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协助团中央执行局书记任弼时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共青团，纠正了当时团内思想上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共青团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发挥了坚强的战斗作用。
　　1928年6月，关向应作为共青团组织的党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团中央在大会上发表祝词。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局书记。关向应还参加了7-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并于7月28日在会上发言，报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9年初，关向应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建立了团中央的各个工作部门，先后在上海出版《列宁青年》、《少年先锋》等青少年杂志。这一时期，关向应为加强共青团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白色恐怖险象环生
　　巧妙斗争与敌周旋
　　
　　30年代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的“左”倾急性病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曾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关向应任中共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并于8月初被派往武汉工作。
　　这时武汉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形势非常严峻。党派到武汉工作的30多个同志，绝大多数都被捕被杀。关向应同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于8月6日到达武汉后，第二天即召开长江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武汉暴动的总策略和一切决定，将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合并，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等7人为委员。但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处处碰壁，原定的行动计划一一破产。直到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后的布置是错误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立即指示长江局停止武汉暴动。周恩来派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去长江局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9月2日到武汉后即传达中央指示，调整各方面力量，长江局缩小至三人，关向应被派往湖南指导工作。不久，长江局遭到破坏，他又回到武汉和任弼时一起留守长江局，坚持工作。
　　到1930年底，武汉形势更加严峻，12月17日，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要关向应、任弼时“须尽可能于24日前到沪”。因工作紧张，他们一时不能脱身。12月下旬一个晚上，他们正在开会，叛徒指引特务直扑长江局。关向应等闻讯急从后门撤走，不到五分钟敌人就从前门闯入会场。情况如此险恶，关向应、任弼时等只好离开武汉，于12月底回到上海。
　　其间，9月下旬由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使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关向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关向应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此以前，关向应已在1930年2月军委改组时，担任了军委常委，同年3月周恩来离沪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于年底回到上海后，仍在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关向应在会议期间亲见王明等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不同意这些做法，会下他与贺昌、任弼时常到龚饮冰家里，议论共产国际插手改组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做法，尤其看不惯王明那种狐假虎威的作风。王明等人不满意关向应这些表现，会后他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被调往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
　　这年4月，上海职工联合会的机关因被叛徒出卖遭敌人破坏。刚来工作不久的关向应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在敌人审讯时坚贞不屈，化名李世珍，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被敌人从他家里抄走了一箱文件，这批文件不单会使他的身份暴露，且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周恩来为此十分着急，即让中央特科陈赓迅速营救。
　　陈赓先叫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去找英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探听情况。得知关向应确未暴露身份，英国人对这批文件很感兴趣。但因文件多，英国人中文水平低，天天围着它发愁；国民党想把这批文件弄走，英国人不同意，兰普逊正想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
　　周恩来指示，营救就从这批文件入手，设法抢出重要文件以免泄密，也使敌人无法判定关向应的身份，便于营救。陈赓就派他的助手、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作为杨登瀛手下的“专家”去“帮助”兰普逊识别文件。刘鼎仔细检查了全部文件，将重要文件藏在身上带走。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英国人：被捕者是个学者，这些文件都是学术资料。英捕房见关向应不是“要犯”，就把他转交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龙华监狱。
　　被关在这座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成立有党支部，男监的党支部由刘晓、陈为人、谢宣渠组成。支部将关向应列入重点保护对象，不布置他做任何工作，让他装得平庸无为。国民党因未捞到那批文件，也以为确非“要犯”，对他并未注意，所以始终未被敌人识破。周恩来得知此情，即让陈赓加紧营救。陈赓就将此事交给曾任特别营救部长、已调到情报科的黄慕兰去办。
　　黄慕兰经过孙晓村的介绍，找到法租界的青年律师陈志皋。陈是沈钧儒的弟子，思想进步。他的父亲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当了18年刑庭庭长。他的姨父、舅父都是法官。他的家族在上海司法界拥有很大势力。经过陈氏父子热心奔走，这年年底终使关向应无罪获释。
　　关向应出狱后，中共中央指派他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苏区工作。这年的11月当他还在狱中时，已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艰苦坚持湘鄂西苏区
　　全力创建晋绥根据地
　　
　　1932年1月，关向应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红三军、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还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从洪湖到湘鄂川黔苏区的极其艰苦的4年间，关向应和贺龙率部转战不息，对红二军团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关向应到达以前，湘鄂西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政策干扰下，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1932年春，红三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艰苦转战，于年底到达湘鄂边境。这时“左”倾领导者、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又错误地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特别是实行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加上敌人的疯狂“围剿”，使红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关向应初到这里时，为了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深入连队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织党支部，成立政治部，制定部队政治工作制度。他平易近人，工作深入，几乎认识红三军的所有战士。在生活上，他和战士一样身穿破衣，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深得全军指战员的爱戴。
　　1934年10月，红三军在黔东和由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经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此后，经过一年奋斗，纠正了湘鄂西根据地在肃反、建军、建党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扩大了自己的队伍，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领导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于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的甘孜会师。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长征过程中，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同朱德、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经过他们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军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场斗争中，包括关向应在内的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同志充分表现了拥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强党性和维护党内团结一致的原则精神。
　　抗日战争中，关向应任第一二O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和贺龙师长共同创建了晋绥解放区，并和贺龙一起率领部队转战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战斗足迹遍及华北各地。
　　关向应是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擅长于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从1932年到他逝世前的15年间，贺龙在各个部队担任司令员时，关向应始终同时担任政治委员。关向应坚强的党性，高尚的情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贺龙的敬重。贺龙曾说，他一生遇到两个好政委，一个是周逸群，一个是关向应。每当谈到部队的战斗经历，尤其是在谈到指战员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的时候，他从不忽视政治委员关向应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写《抗日战争时期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的时候，贺龙对军史编写人员说：“关向应同志的作用要好好写。他在晋西北建党，发动群众，做新军的工作，牺盟会的工作他也要做，还要做一二O师的工作。”
　　关向应同时又是卓越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从湘鄂西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到晋绥边区和冀中根据地历次反“扫荡”，他始终和贺龙共同指挥战斗。正如贺龙在《哭向应》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他们始终在一起“入死出生”，“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他们共同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和著名战斗，尤其是1939年4月在冀中平原进行的第一次大兵团运动战——歼敌700余人的河间齐会战斗，9月全歼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三十一大队1200余人的灵寿陈庄战斗以及11月初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日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的涞源黄土岭战斗，等等，都是载入史册的重大胜利。
　　1940年6月日军对晋西北进行夏季扫荡时，前来访问的诗人萧三随贺、关的指挥部行动，亲眼看到贺、关共同指挥部队作战的情景。他在《贺龙将军》一文中写道：“夜深了，值日参谋进来报告：××队伍到了××，来电话请示。贺龙说：‘我自己去讲。’步出房门，大声叫：‘向应！来谈谈。’他们两人同进电话室，商量了几句，贺师长拿起电话筒说话。也许是对方不大懂他的湖南话，关向应同志接着说下去。我听见关政委吩咐得那样仔细，那样具体，指示××队伍如何如何行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注意什么，……贺龙同志站在旁边，一切都无异议。我因此相信‘小关’（很熟悉的老同志们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是能独立指挥作战的。他自己也说过：‘是吃的这碗饭啊！’”
　　关向应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考虑问题从实际出发，周密细致，在军事指挥上尤其注意缜密考虑，一丝不苟。他对下属的指示都是及时而具体的。有一次，八路军在晋西北杨方口打了胜仗，他和贺龙联名给前方连拍两个由他起草的电报中说，你们打了胜仗，敌人要报复，切忌骄傲，防敌袭击。果然敌人立即增援报复。因为部队已经有了准备，就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损失。
　　他还经常研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役与战术问题，认真总结经验。1939年6月28日，他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易家庄，曾以《冀中战争形势和几个政策问题》为题，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对冀中形势的发展趋势，以及继续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问题，冀中的民主、民生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年8月，他又将这些论断加以发挥，写成《论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一文，对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特点及困难和有利条件等等，作了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先后在冀中《新长城》和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他在抗战初期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二O师在晋西北》、《再谈晋西北的问题》等，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向应为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功绩。抗战初期一二O师刚到晋西北，他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组建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同时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一面坚持和日本侵略军作战，一面参加创建根据地工作。关向应亲自带领从部队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分赴晋西北各县和大青山地区开辟工作。工作队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群众合作抗日，建立群众组织，恢复抗日政权，发展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初步基础。1938年9月，关向应回延安出席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晋西北工作报告》。其后又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兼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关向应还十分重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关心文艺工作的发展。1940年3月，他在晋西北第一次戏剧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解决了晋西北根据地戏剧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引导晋西北戏剧运动健康地发展。同时，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方向，对于晋西北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针，他都具有远见卓识，提出的见解，澄清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许多糊涂观念。1940年5月4日，在晋西文联成立大会上，他作了题为《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有关政策问题。他本人热爱文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始建于红军时代的一二O师战斗剧社，从湘鄂西苏区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始终得到关向应无微不至的关怀。剧社每上演新剧目，从剧本创作到表演排练他都提出很好的意见，耐心地帮助剧作者和演员推敲修改。这个剧团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成长，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爱，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像导演成荫、欧阳山尊，音乐家时乐，女作家莫耶，等等，都在全国文艺界享有盛誉。
　　
　　与病魔苦斗整五年临终仍想为党尽力
　　
　　关向应家境贫困，自幼经受饥寒折磨。参加革命后，长期繁重的秘密工作和异常险峻的战争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就在上海罹患肺病，战争年代经常犯病。在晋西北和冀中多次发病，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不肯医治。1940年秋他终被重病击倒，党中央、毛泽东要他速回延安诊治，直到11月才回到延安。不久得知敌人对晋西北进行规模空前的冬季扫荡，思念前方军民，使他坐卧不安。1941年初他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劝阻，毅然返回前方的山西兴县，又日夜操劳，战斗不息。有次接连开了四五天会累得吐了血，由组织上强送军区医院疗养。他虽重病在身，仍不停地阅电报、批文件，向贺师长提出各种建议，致使病情恶化。10月初，贺龙亲自送他赴延安治疗。
　　在延安治病期间，他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密切配合医生的治疗，坚决同病魔作斗争。
　　在病榻上，关向应仍然十分关心政治，不停地思索着党和军队的大问题，这对病情很不利，医生和同志们劝他不要这样。他说：“20几年已经养成习惯了”。大家无可奈何，只好把有些事瞒着他。这也不行，他总能知道。他对医生说：“如果不告诉我，我会想得更多，失眠得更厉害。”
　　1945年在延安举行了党的“七大”。关向应曾经表示：坐担架也要参加这次盼望已久的代表大会。无奈他的病情在七大开幕前夕骤然沉重，根本无法参加。4月24日，他在大会开幕第二天，送交大会一封向全党告别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46年1月，他的病情一度转重。连续四天，呕吐不能进食。他自知病已危险，便对医生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们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第二天，刘少奇和彭德怀受中央委托前来看望，他讲了很多话。医生很担心，但他坚持要把话说完。从他的住房出来，彭德怀对医生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精力来不及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刘少奇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这次危险度过后，他像是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获得胜利一样，异常高兴地对医生说：“很好，没有弄的措手不及。是嘛，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
　　1946年5月底，他的病情变化，嗓子疼得连一口水也咽不下去，喝口水都疼，说话困难，不断冒汗。特别是肋膜开刀以后，疼得无法睡觉。他始终咬紧牙关忍受，没有呻吟，毫不畏惧。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了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到二十年。”以后他的左肺完全萎缩，右肺将近一半坏死，他依然不颓丧。最后发现左手浮肿，他又说：“把左手锯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
　　他就这样顽强地同病痛搏斗了整整五年，直到停止呼吸前五分钟，他还在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继续为党工作！”不幸，他于1946年7月21日22时停止呼吸，溘然长逝，年仅44岁。
　　关向应的逝世引起全党和广大军民的哀悼，延安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朱德、任弼时等为关向应执绋；延安和晋绥边区都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对关向应毕生革命的不朽功勋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题写的悼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的悼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任弼时沉痛地写道：“你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你的优良作风与伟大功绩，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永恒的追念，在你长久的艰苦奋斗中，你损坏了健康，以致久病不治，壮年逝世，这是党的不幸，人民的不幸，也是作为老战友的我个人的不幸！你未竟的事业，将由全党同志来继承，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责任编辑 林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