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华岗的卓越贡献与悲惨遭遇
作者：赵淮青
华岗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他近70年的历史生涯中，曾为民族复兴和创建新中国建树奇功伟业，他的一生岁月闪耀着光华。令人遗憾的是，他生命的近三分之一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5年在国民党的监狱，16年却在自己为之献身的共产党的监狱，而且最终怀着巨大的冤屈和不平瘐死在这里。
建设新中国屡建奇功
华岗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县，学生时代即聪慧过人，革命先烈恽代英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协助李立三负责大会宣传工作，回国后担任团中央领导。1930年他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积劳成疾，在养病期间，利用各种资料并结合个人革命实践，编写成《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本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推动了众多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华岗也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党在东北三省的工作十分困难，华岗被任命为中共满洲（东北三省）特委书记，他在赴任途经青岛时，为叛徒出卖被捕（后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他在严刑逼供面前坚不吐实。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代表董必武要求国民党释放华岗，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曾被他重金悬赏抓捕的华岗竟在自己的监牢中。出狱后，董必武推荐华岗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忘我地工作，写了许多评论文章，积极宣传反映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他的远见卓识和犀利文笔被赞为“笔扫三军，挥斥八极”，被称为报界的一大手笔。华岗因曾当面指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一些错误，为王明所不容，两年后被撤职。
华岗离开报社以后，在重庆郊区租了一间房子，一面养病，一面著书，靠稿费生活。这期间他写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著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和董必武将才华出众的华岗派到西南诸省做地方高层领导的统战工作，以盼来日大展宏图。
1941年春，华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到西康省省会——号称雨城的雅安，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多次与省主席刘文辉长谈。刘文辉有抗日要求，又受蒋介石排挤，华岗辞恳意切地建议刘文辉把川康的地方力量团结起来，以促进整个西南地方势力的联合。劝他对蒋介石一切反动举措，要坚决抵制，申明共产党会在政治上做他的后盾。这些谈话帮助刘文辉明确了前进方向，表示坚决靠拢共产党，答应设立电台与延安和中共南方局直接联系。
嗣后华岗又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扩大统一战线成果。他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频繁交往，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对敦促西南诸省联合，促蒋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1943年夏秋之交，华岗到了昆明，以云南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讲授《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同时开始了对云南军政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他先与云南地方军政首脑龙云接触，华岗对时局高屋建瓴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使龙云极为折服。他答应全力与中共配合，在昆明滇黔绥靖公署设立电台，直接与南方局和延安联系。龙云对民主运动开始采取保护措施，每当进步教授和学生集会，他都派部队维持秩序，对抗国民党特务的捣乱。抗战后期，龙云与他的长子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在昆明工作时，就曾与不少当事人接触，了解到华岗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44年夏天，华岗在成都主持龙云、刘文辉、李济深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系会议，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活动中，华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洞察力，面临复杂形势的应变能力，深得西南诸省地方领导的赞许，也多次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表扬。
抗日战争期间，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合的西南联大设在昆明，一大批心怀祖国命运、关注民主政治的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于此。华岗广泛接触这批名流巨擘，一一访问了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张奚若、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人，与他们谈学术、谈政治。华岗坦率真诚，儒雅亲切，知识渊博，胆识过人，使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敬服心折。
不久，华岗又组织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除上述一些人物参加外，队伍大大扩展了，楚图南、周新民、尚钺等共产党人也参加进来。这是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学术团体，地址设在唐继尧的故宅唐家花园，每半月开一次会，受到龙云保护。这样的集会，前期主要交流研究学术，后期着重讨论时事政治，主题是抗战和民主。每次集会，大家热情很高，各抒己见，分析形势，讨论对策，思想觉悟都有很大提高。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骨干。
当时的昆明，成为大西南的民主堡垒。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国民党嫡系部队乘机向昆明城内集结。华岗多次劝诫龙云，要提高警惕，给他讲解麻痹大意会吃亏的道理。1945年10月3日，国民党嫡系部队终于血洗昆明，龙云被送到重庆软禁。华岗在昆明，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呕心沥血地写作。在龙云被缴械的第三天，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名著《中国历史的翻案》，然后化装离开昆明回到重庆。
三年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及龙云亲信、云南省主席卢汉等人的相继起义。而局外人很少知道，此前华岗为这场历史巨变所发挥的搭桥铺路、釜底抽薪的巨大作用。
华岗回到中共南方局担任常委、宣传部长（周恩来任书记），适逢毛泽东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华岗担任谈判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他随中共谈判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到达上海，代表团下设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华岗任书记。他废寝忘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曾组织发动闻名中外的“赴南京和平请愿团”。国共谈判破裂后，华岗随董必武撤回延安，又辗转河北平山，旋即秘密赴香港，仍然做统战工作。1948年春，他在香港与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等来往密切。为了争取这些人早日到华北解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多次应邀在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间作报告，讲解放区的形势、战争的进展和中共的方针政策。这些很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听了华岗的报告觉得前所未闻，内容新鲜，鼓舞人心。通过与他的交往，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
1949年9月，华岗离开香港，经上海转北平，再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可是轮船因吴淞口遭蒋机轰炸不能靠岸，只得转从青岛登陆。青岛是他的旧游之地，又有他的狱中难友向明正在担任军管会主任，他自然非常高兴。未料，上岸后肠出血的老毛病复发，住进医院，留在青岛。
为建设新型大学披荆斩棘
那时青岛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向明希望老战友华岗能在文教政策的实施方面助他一臂之力。
这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电，希望他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周恩来总理想让他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但他只表示愿意在基层教育部门做些实际工作。不久，他便开始为山东大学讲授政治大课，记得最初讲的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社会发展史》等课。
当时我作为山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曾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课堂设在青山红楼之间的一处露天台阶式的广场上，听课的不但有山大的众多师生，还有青岛市的各级干部。华岗身材不高，身着灰色干部服，镜片后边是一双沉静凝思的眼睛，有温和儒雅的风采。他手头没有讲稿，只拿一张纸片，而大课内容丰富，论点严密，语言精炼，讲起来洋洋洒洒，广征博引，理论结合实际，又有很强的逻辑性……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令每个听讲者开阔思路，启人睿智。有的教授听完课后说：“真是胜读十年书”！
原校长赵太侔卸任了，学校需要建立新的领导体制。经各方协商，大家赞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校务委员会。选举结果，华岗担任主任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和戏剧家丁西林、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等任副主任委员。真是众望所归，皆大欢喜。
时间不到一年，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的指示，要山东大学与济南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华东大学合并，同时并进来的还有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的文史两系，华岗被任命为合并后的新山大的校长。1951年春天，两校合并后，校务繁杂，矛盾叠出，华岗本着“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精神，妥善稳重地解决各种问题，使并校任务顺利完成，学校呈现出一派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全国高教界赢得了声誉，进入先进高校的行列。
早在昆明时吴晗就说过，华岗有才气，也有胆识。华岗在山大校长岗位上短短五年时间，此话有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他的政治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思想；满腔热忱团结知识分子的作风；以及他不唯书、不唯上、只认真理的襟怀；在重重的阻力面前不动摇、不后退的勇气……华岗懂得团结尊重专家，用他们的知识为新政权、新教育服务，对他们都很重视和爱护。他大会小会都强调知识分子是国家财富，这些学有专长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当知识分子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时，他能站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于错误的东西，他敢于抵制，有的教授说他：“君之为人，直道如矢”，“敢为义所为当为之事，不畏谤言”。但他这种独立不羁的思想作风，对他本人来讲，无疑是个危险的伏笔。
著名历史学家、原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随院系调整调到山大，不久碰上“三反五反”运动。张维华的原单位派人来，说他曾担任“庚子赔款”管委会委员，有政治问题也有经济问题，要把他带回济南审查。山大党委有的领导已经表示同意，而华岗却不赞成。他说：“齐鲁和山大都受共产党领导，都执行党的政策，现在张先生已经是山大人，身负教学任务，没有必要再转回原单位，请他们把有关材料转来山大吧。”华岗这么一顶，使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免遭一难。后来事实证明，张维华政治经济上都是清白的。
接着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女教授自杀事件。当时的极左思潮，已经在粗暴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三反”运动中，医学院有位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专家，被打成“贪污分子”和“美国特务”。华岗曾说“教桌上哪来的‘老虎’？”明确指出，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右倾”，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就行了。对陈先生首先应该解除隔离，在未拿到确凿证据前，还是一边教学，一边审查为好。但是山大党委副书记刘某消极对待华校长的指示，对陈慎昭继续实行禁闭逼供，结果陈被迫自杀。为此华岗愤然批评那位副书记说：“这样的人才千金难买，万金难求，陈教授的死损失太大，影响极坏，真是岂有此理！”温文尔雅的华岗为此拍了桌子，责令这位副书记作出检查，他自己也向教育部做了自我批评。
中文系系主任吕荧，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他讲授《文艺学》观点新鲜，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很受学生欢迎，每次讲课，课堂走廊都坐满了人。但有人写信给北京《文艺报》，诬告吕先生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放在眼里……这家文艺理论权威刊物刊登了此信，并要求山大“消毒”。山大一些领导抓住时机，要开大会批判吕荧。中文系有位党支部书记曾在一个班上动员：“谁不批吕荧，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开大会时，华岗坚持不在横幅上标出“批判”两字，只写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他还在一片声讨声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讲话。他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说，不同的思想辩论是好的，最后应由事实和实践做结论。后来吕荧要求调走，华岗挽留不住，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去了。
还有一个外文系教授方未艾。他俄文很好，这在解放初期，是难得的人才。此人30年代曾参加“左联”，与进步作家萧军、萧红是好朋友。抗日战争时为生计所迫，曾在新疆某县警察局做过事。1951年，青岛市公安局以历史问题要逮捕他，华岗对来人说：“据我们了解，他没有血债，也无大罪，现在为我们的政权服务，应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如果抓起来，反倒成了废物，而且对学校震动太大。”表示可以留他在学校监督使用，不同意逮捕。但他未能阻挡得住，最终还是被抓走了。这件事后来成了他“包庇反革命”的一大罪状。
华岗认为办好大学离不开教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真正做到用其所长，安之以位，让他们有职有权。但他这种做法为有些“左”倾思想的领导所不容，有人给他扣上“用教学冲击运动”的帽子。
华岗在教学思想上见识远，不按框框办事，想法往往有独到之处。比如抗美援朝时，他请来了在美国学有专长的女教授黄绍湘为文史两系讲《美国史》。当时“一边倒”之风刮得正烈，有人说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如，他认为各种知识都有相通的真理，主张文科学生学点自然科学，理科学生学点人文知识，文理两科教师可以互相兼课。这些也被说成是“标新立异”。另外，他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对思想的禁锢和束缚，搞不好会扼杀创造和生机……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些想法，确实是一种超前的预见。
1951年，轰轰烈烈的批判武训运动开展起来，那可以说是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开的第一枪。但华岗曾对文学院的几位教授说，“臧否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当时的背景和条件。用今人的角度衡量古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还同历史系主任杨向奎讲过，“不能把大功劳和好名声都归到一个人头上，这样来树立一个领导人的威望，是很危险的。”在解放初期，他就对“造神运动”敲起了警钟！
生活掉进冰窟 精神却闪出火光
1954年冬，乘中共山东分局撤销之际，新组建的中共山东省委奉上级之命，开始审查批判以山东分局代书记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先是让华岗到会揭发批判向明“罪行”，华岗说，“我不了解向明的反党言行，揭不出来。”又说“我不能凭空编造，陷害同志。”后来他干脆托病不出席会议，旋即被划入“反党集团”，且冠以“军师”称谓。之后中央派工作组来，检查华岗的书，寻找他的“反党言行”。不久，《人民日报》等大报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华岗的大块文章，以清除他的政治影响。
1955年，胡风案发，又为华岗增添了更加严重的“罪状”。关于胡风案，华岗认为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吕荧因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护，被打成“胡风分子”，山东大学有些人想趁机把他揪回来，掀起一场批吕荧的运动。华岗此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尚未卸去校长职务，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送来的报告上批示：“材料不足，此事缓办”。后来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华岗自己了，他竟成了“向明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双挑人物。而华岗拒不认“罪”，省委书记发下话来：“先抓起来再说！”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事有凑巧，两个时代的两次被捕，地点都在青岛，令人感慨系之！
1957年，华岗从青岛看守所转到北京秦城监狱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囚室。他知道冤枉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但他并未万念俱灰，他认为：“革命就意味着牺牲”，关监牢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吧！如今他把人世间的恩恩怨怨以及自己的沉浮荣辱都置诸脑后，他不愿让朝朝暮暮的岁月无为地消耗。此时，大墙以外，“三面红旗”正高高飘扬，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吹得正起劲，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刮得正炽烈。他密切关心大墙外人民的命运，进行冷静的思考。如今他以十分虚弱的身体蜷伏在斗室之中，寒窗之下，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力量，开始孤独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他仿佛忘记了身陷囹圄，开始了那令人不堪忍受的近乎自虐的精神之旅。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直写到力竭心衰，苍面白头。
在狱中，他曾写过一首诗：
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
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他站在哲人的高度，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明智忧患的眼光，把对历史和眼前的思索，倾注渲泻在笔下……先后写出《美学论要》、《规律论》、《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等百万字的著作。
1957年后，全国掀起美学问题的讨论，华岗在《美学论要》这本书中，依然关心着现实生活中如何用美学原则创造世界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现实中存在的“把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解释成为艺术只是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的错误看法，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种种，概括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是主观臆造的标尺，更不是统治者的‘圣旨’。”时间过了20年，打倒“四人帮”后，类似这样的话才开始冲破重重阻力见诸报端，这是一种怎样的超前预见啊！当时文学艺术领域里有一种“棒子主义”，只准批评，不准反批评，政治“帽子”满天飞。他结合自己的切肤之痛，尖锐地指出那种滥用政治权力，“先把对方的嘴封起来，甚至先给对方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从而把对方关进监狱和集中营里去，再来发动‘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式的批评运动，那更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行为。”他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形成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
后来监狱当局发现华岗在写这类文章，禁止他继续写下去。他又动手研究看似“纯理论”的哲学，他在写作时当然不会“纯理论”，同样紧扣着时代脉搏。在《规律论》这部书中，用大量篇幅在理论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违反自然和经济规律的弊端加以针砭。批评那种凭借权力，创造“规律”、废除规律的荒谬做法，并警告说，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头破血流，社会倒退。华岗身陷幽禁，却仍然保持大无畏的精神，大胆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一切臆造矛盾的思想行为，都必然制造悲剧和阻碍历史的进步。”他在阐释矛盾的正确含义时，不赞成把差别和矛盾看做是同义语，更不赞成把矛盾动辄就夸大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深刻地指出：“宇宙间有许多对立面的矛盾，并不是采取一方打倒另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是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中。”华岗的这种哲学观点显然与现实中对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大相径庭，而华岗是正确的。
华岗在狱中的著作受到前辈理论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发奋之作”，“用生命写成的书”，“他生活掉进了冰窟，精神却散发出一团冷香”，赞扬他有很深的理论造诣和渊博的学识……只是他无幸也不会想到自己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文字会印成铅字，他只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所激起的使命感，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来唤醒民众。他这种为民请命、争自由、争民主、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将永远垂范人间。
判决无理，有家难归
从1954年底开始，华岗被关押了十年，也未审出个所以然来。一直拖到1965年2月，有一天，他突然被带到北京城一幢高级宾馆的单人房间，两天后，一位来自中南海的大人物，莅临这个房间。他们简单“寒暄”了几句话，大人物便转入正题。“老华，你的事只要认个错就行了，不能当人大代表，还可做政协委员嘛。”华岗反问道：“我犯了什么罪？关到这种地方来，一关就是这么多年，这是为什么？”面对权威，他无所畏惧，而且还表现了几分书生的狂气。结果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华岗又被带回秦城监狱。时过不久，到了这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颁布下来，判刑13年。
《判决书》上罗列三条“罪名”，没有一条站得住脚。一条是华岗在武汉反省院中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是丧失阶级立场（按：在国民党狱中，华岗坚持说自己是皮货商人，在任何严刑面前，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他以当时普通百姓的习惯称蒋委员长，有什么罪？）；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时与国民党警察特务有来往，是投靠反动派（按：做地下工作，常常要用伪装的形式与敌人周旋，怎能定投靠反动派罪？）；三是他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不准逮捕有反革命历史的一名教授，是包庇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华岗当场拒绝了这个无理的判决，接着便被送到济南监狱服刑。
《判决书》上写明释放日期是1968年8月24日。但到济南半年多，“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他像千万无辜者一样，被红色的狂飙裹挟而去，住地改换成一个集体大牢房，强制重体力劳动，人也变得面黄肌瘦，病气恹恹。加之缺乏必要的医疗和营养，病情日复加重，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他被送回青岛家中，虽然释放时间早已过了，但仍未解除管制。
经历过覆巢之灾的家，如今只是八九平米的一间小房子，这里住着他的老伴谈滨若和小儿子。他的案子曾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株连和不幸，如今终于归来，他们自然高兴，可又觉得难题降临。忆昔1937年，当他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时，那是怎样的一种同志式热烈欢迎的情景啊！如今在亲人久别重逢的泪眼模糊中，他感到欣慰的同时，又觉得为给他们带来新的灾难而不安。
他仍然没有恢复人身自由。接触外人，看病取药，都得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在这种状况下，他人完全变了，苦水自咽，很少开口，在亲人面前，也不流露什么。人们偶尔会看到一个满头白发、形容枯槁、精神呆滞的老人在街头踟躇，那就是华岗。他有时走得很远，走失了；有时从医院拿回多日的药，一次全部吞了下去……他的神志开始恍惚，常常失去自制能力。
1972年春节前，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而医院拒不接受“反革命”住院。春节将至，孩子们要从外地回来探亲，房子小他们住到哪里去？他们见了“反革命”的爸爸又怎么办？心灵的压力，感情的折磨，撕裂着他的肺腑。回济南吧！于是在春节前夕又回到了监狱。在济南拖了几个月才被送进医院。5月15日这一天，先前曾在监狱小院中看护过华岗，对他十分敬重的一个姓孙的年轻人来看望他，华岗对小孙也是对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后来他便不能讲话了。监狱姓严的政委来，华岗指了指身后的箱子，他是不能忘情于那些书稿吗？5月17日华岗去世。当妻子从青岛赶到医院，华岗已经故去。只见他面无血色，怒目圆睁。他心中埋藏着多少愤懑和不平啊！
历史终于证明了：什么“向明反党集团”，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历史终于证明了，华岗从来没有投靠过反动派，也从来没有丧失过阶级立场。华岗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求真理、讲道义，在任何岗位上都放射异彩、出类拔萃，清白无辜的人。
记得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在昆明遇到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不无天真地问他：“南方局的同志对华岗是了解的，但他出事时，没听见谁为他讲话。不知为什么？”对方闻听此言，激动起来，从座位上站起，答道：“话不能这么说。情况那么复杂，潘汉年的案子，有谁为他说过话吗？”我无言以对，大家不欢而散。倒是陆定一同志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对此作过自我批评。他说，30年代初，我在华岗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是了解的，但未能站出来为他说话，至今感到很遗憾，很对不起他。（大意）不过他说此话时，华岗墓木已拱，悔之晚矣！
当我们回顾华岗这个冤案的时候，通过他的血和泪的代价，更加认识到，领导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而又没有制约，民主得不到保障，法律得不到遵守，从而导致个人为所欲为，决策屡屡失误，才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像华岗这样一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位职业革命家和著名学者，也被轻率地毫不吝惜地打成“反革命分子”，肆无忌惮地践踏他的人格尊严，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让华岗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照了华东师大向阳教授所撰《华岗传》，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方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