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重新找回马克思
作者：吴 江
1999年，英国BBC广播公司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思想家”这一问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进行征询投票活动，费时一个月，结果是：马克思居第一位，爱因斯坦居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发生的事。然而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事，国内主要媒体及有关宣传机构却极少报道，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这至少表明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冷漠态度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也许有人觉得，将马克思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只是西方媒体和西方知识界所为，最多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无须大惊小怪。这种想法实是大错特错。殊不知，马克思是属于全世界的，而且马克思本人原就是西方人，马克思的学说主要是继承西方古典传统并根据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事实形成的。这里，我们倒是应当检查一下，当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并将其与东方实际条件相结合的时候，是否曾经犯过错误，犯过哪些不光彩的错误，以致有误马克思主义的原旨。我们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又是否想过：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固然属于同一思想体系，但两者是否完全同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我们过去是当贬义词使用的，但是我们又是否想过：西方人有没有权利依照西方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或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非要按照东方人的解释或列宁主义的解释不可？须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学说，这里容不得半点狭隘观点或宗派主义，容不得以“坐井观天”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
对于西方知识界给予马克思的极高的评价，我们这里的情况又怎样呢?也许有人认为，对待马克思的评价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老子抬马克思比你抬得更高”。必须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阿Q心理”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十分虚怯的心情：过去犯了那么多错误，上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当（“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觉得不体面，因此索性充当“老子天下第一”，内心里却是十分惧怕自我批评。要知道，这正是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背道而驰。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当他晚年反思过去所作所为时，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例如，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5页，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又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按：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引文同上，第697—698页)此外，恩格斯还特别说明，他们当时的观念受到历史上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并提出，应当重新考虑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不放弃“革命权”的原则下，应将“利用普选权”的问题提上重要的日程，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引文同上，第594页）
我们有没有这种自我批评的勇气呢？大概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劝大家不要害怕学习资本主义的好东西是唯一的范例，其他就说不上了。害怕真正彻底的自我批评是一种顽症。须知自我批评不仅是促使自己认真改正错误走上正道的唯一途径，而且是解除敌人攻击我们的武装的尖利武器之一。我们面临着长久的严重的信任危机，过去的有些理论工作者已自动解除马克思主义武装；学校教学中最难开出的课程就数马克思主义课了，学生不愿听，教师活受罪；出版社见到马克思主义书稿就头痛，想各种借口推出门去；书店同样最怕进马克思主义书籍，因为它们很少有人问津。这一切，大抵用“市场经济大环境”一语来抵挡掉。此外，还应当提到，领导层对此只是表示无可奈何，不思以切实办法予以改进。请问宣传、教育、出版界诸君：这些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在这些事实面前难道还能够怡然自得、心安理得、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自居、甚或还是“老子天下第一”吗？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进行“攻击”，或夸大其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由个别人或个别部门负责，也不能由“苏联垮台”负责。现在国内理论界状况是：派别林立，互不相容，各霸地盘，各争权力，各自安排自己的人马。就是在一个工作单位内也是如此，我在一个出版社内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按理，学术领域内，观点不同，互相交流辩驳，正是促进学术繁荣的动力。为我们一些人所瞧不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内部，他们的不同观点常能在一个会议上相聚相交，争论不废友谊。而我们的状况却迥异，不同观点互相为敌，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彼此总是暗中施手脚；最要命、最不正常的是，往往有权力者卷入其中，彼此均有权力者支持，抢占宣传出版部门要津，以致形成一种独特的令人无可奈何的“游戏规则”。“学术”云乎哉！“百家”云乎哉！
我们的国家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却在离我们远去。我所谓“马克思主义却在离我们远去”，当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指导方针变了，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没有变，宪法上写着的，也变不了。我的意思只是，从许多方面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作风正在离我们远去。以上所说种种，以及在我们这里有好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冷淡态度就是铁一般的证据。一些人只是表面还承认马克思，实际上不相信马克思，却十分崇敬赵公元帅。“死了愿意去见马克思”的大概只剩下少数几个老年人。鉴于此，因此我说“重新找回马克思”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我这样说不过是表明要求尽快改变这种既存的状况，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地位，并提供必要的学术自由环境，以便重新引起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热情。相信在新千年中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绝响。而且，正像一个西方学者所说，对于马克思，无论是反对他也好，赞成他也好，只要碰到社会问题，你就不能不向他请教。要做到这一步，首先需要领导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是绝对必要的。最近党中央领导已郑重提出应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以造成“理论创新”的局面。这无疑是一件使人增加信心的事，但为此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依笔者之见，可以考虑的也许是做以下几件事：
一、组织有关部门（学术团体、宣传、教育、学校、出版界等）及有关人员，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和“苏东”事件以来，知识界和群众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态度、舆论及研究情况，进行一次系统的毫不含糊即毫不掩饰的调查，向一定范围（包括知识界，而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领导机关）提出报告，以便共同讨论提出改进意见。
二、向有关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党政领导部门，学术领导机关，学校，出版界等），就马克思主义问题包括马克思何以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理论创新之路等，进行一次由一个特组的专门委员会主持并有必要规则的测验。测验的主要原则是：不留情面。
三、各有关理论刊物、出版机构等为此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确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新气象。
四、改革学校（党校在内）理论教学课程。废止过去那种刻板按照共同教科书和共同讲授提纲授课的方式，改为指定或聘请教授、专家、学者按自备的讲稿进行授课的方式，并且，重在讲后的自由讨论和解答。
五、审查和整顿各有关学会，特别是官方的各种学术评审委员会，消除其中各种弊端如形式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现象，乃至学术腐败现象等。这些学会尤其是学术评审委员会之类及其负责人，均须由选举产生，尽量减少权力干预和权力决定。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学术民主。事实上，一切学术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多由不民主产生！
此文乃个人之文，以上诸措施亦属个人私见，仅供有关方面参考而已。但是，“重新找回马克思”却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因此须由大家共同来承担并提出办法，办此事还希望为时不宜太晚，否则，要“找回”恐怕会越来越困难了。2002年2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