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值得一读

作者：王人广

　　由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125万余字。该书是迄今为止论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篇幅最大，内容客观公正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在开头的写作动机及指导思想中明确指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以十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人心，对于过去作为“禁区”的正面战场，许多学者也展开研究，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研究工作仍不够理想，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特别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书，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阐述不符历史事实，如对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反映，有的只提正面不提敌后，有的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采取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即便是对正面战场的作战，也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甚至制造假象篡改档案。本书作者根据大量的档案史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结合国外（特别是日本）公开的历史档案，相互对照，首先达到史实准确，然后根据事实作出对战略、战役等方面的公正评判，找出它的成败原因。这是该书最为可贵之处。如对平津作战迅速失败的原因，除在军事方面外，更主要的是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希图委曲求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战备与军队部署的时机。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大溃败的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而这一延误时机的原因是蒋介石指挥的混乱。对于徐州会战后期的花园口决堤，作者以充分的论据，否定了已往那种使日军未侵入黄泛区以西地区达六年之久的说法。而提出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路线及六年之久未侵入黄泛区以西，完全是由于当时的战略态势决定的。类似这种客观公正忠于史实的独到见解，在该书的各章节中随处可见。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作战时间最长，牺牲也最大。可是，对此，世界人民并不清楚。即便是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往往存有偏见。他们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是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结果。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我们国内已往的宣传不力也不无关系。过去我们宣传敌后战场多，记述正面战场少。而国外的学者，除政治偏见问题之外，他们根据一般的军事理论，更重视正面的正规战，而轻视敌后的游击战。该书辩证地分析了正面战场的发展变化，对其在不同战争阶段的地位、作用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述与评估，也批判了国民党在一定阶段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另一面；肯定了其在24次大的会战中，广大官兵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好的方面，也批评了其在战略、战役（战斗）指挥上的失误。该书作者认为，中日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国国内是一个统一的抗日战场，这一战场上虽然分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但这两个战场是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由于在抗日战争中中日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在战争过程中两党两军虽然有过一些矛盾与磨擦，但它是从属的次要的。因此，不宜强调和夸大两党两军之间的矛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击日本的侵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两党两军共同奋斗，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过多地论及“阋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一方面说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另一方面说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就等于说，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主要的不是对日军作战，而是内部磨擦。无怪乎英国人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只字不提中国的抗战，也无怪乎有的外国人胡说，中日战争中毛泽东躲在宝塔山下游而不击；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观望避战。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如何胜利的？只有美国的原子弹与苏联的出兵了！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的出版发行，将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入更高层次，也可以使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增加新的认识。当然，该书所提出的对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观点，对于战役（战斗）得失的评估，不一定能够完全被广大学者、读者所接受。如果能够引起学者们的“百家争鸣”，则更有利于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发展。权威人士说，此书“是一部值得肯定的史书性宏编”。萧克将军对本书审阅后也加以肯定，而在题写书名时，将原来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改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史”与“记”一字之改，说明他对该书在肯定之余，作为正史还需进一步修改提高。